江南世家，与古为新
来源：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2021-06-09 10:51
江南世家，与古为新
——评《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
作者：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勇刚
地分南北，文化亦有南北之分野，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质，体现在文学上，则有南北文学不同论。诚如《隋书·文学传序》所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这是宏观之论断，不失为允当。那么，南北文学的生存状貌如何？地域文学以什么为支撑？如果没有名门望族集群的存在，地域文学能否繁荣兴盛？名门望族与地域文学、文学流派又有何关系？
其实，探讨名门望族与地域文化、文学关系的著作不少，如李浩《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吴正岚《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张剑《宋代家族与文学——以澶州晁氏为中心》、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等，但有关明清江南世族与文学生态关系的研究仍有不少空白。姚蓉教授的《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简称“姚著”）以十七世纪一百年的断代江南为抓手，阐释了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生态，局域中具整体之意义，断代中寓通史之价值。
十七世纪，即从公元1600年到公元1699年的一百年时间，也是从明万历二十八年到清康熙三十八年。何谓江南？依据宋征舆的《江南风俗论》，即环太湖流域的八府：应天（江宁）、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合成的地区。江南八府既是自然地理的概念，同时具有人文地理的意义。十七世纪这一百年，既有万历中后期繁荣与危机的交织、崇祯时期的内忧外患，更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历史巨变。作者选择了这一百年里的江南文化世家与家族文学作为考察对象，探究江南文化、文学的生存状貌，具有高度的典型性，也不乏当下意义。
中国古代的文学与家族关系十分密切。名门望族诗礼传家，子弟大抵如芝兰玉树，雅擅吟咏。如东晋王谢家族，宋代眉山苏氏家族，明清时期太仓琅琊王氏家族、吴江叶绍袁氏家族，近代德清俞氏家族等，均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恒》）说的虽是常州一隅之地，却蕴含着中国文学史中一个带有共性的原生态命题，即文学创作有鲜明的家族特点、地域特色及流派意识。“名士部落”体现在文学活动上就是文学集群的集体呈现。既称“部落”，就必然涉及家族、地域问题，而所谓乡邦文学正是以家族关系、地域人文为基础。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指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重要的柱石”，可称笃论。家族是文化的载体，处于一种特定的时空之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及魏晋南北朝文化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虽说概括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断代文化特点，但断代中透现通史之意义。换言之，“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在文化史上有着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呈现，尤其在明清时期。
江南经济发达，这为文化教育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文化教育的普及又带动了科举的兴盛。科举的成功，为名门望族的纷纷涌现创造了条件。名门望族的兴盛和广通声气，又营造了活跃的人文生态。吴仁安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一书指出，明代中后期上海地区世家望族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通过科举做官；另一种则是靠经商或行医等起家，以金钱买得官品，再培养子弟读书应考，走上前一种途径。由此可见，江南名门望族的形成固然有赖于经济和文教的兴盛。换言之，文化教育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造就文化世族之本。
江南文化世家绵绵瓜瓞，靠的是教育和科举，如苏州昆山徐乾学家族，徐氏昆仲三人老大徐乾学和老二徐秉义是榜眼，老三徐元文是状元，在江南传为美谈。徐乾学深知文化教育对于门祚兴盛的重要性，在家族中建起一座藏书楼，取名“传是楼”，传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文化典籍。昆山徐氏成为江南百年望族，靠的是非凡的见识和实践，即文化教育和科举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名门望族重视文教，绝非个别现象，而是有着普适性的认知。因名门望族的创始者或杰出代表人物重视文化教育，便形成了良好的家学门风，一门鱼鱼雅雅，弦歌不断。所以清人薛凤昌《吴江叶氏诗录序》有这样的总结，名门望族“一世其官，二世其科，三世其学”。
文学流派的家族特点十分显著，可以说，家族文学是乡邦文学、地域流派的中流砥柱。明末的云间派、虞山派、吴江派、娄东派等文学艺术流派发展壮大，一方面，得益于江南世族内部的切磋琢磨，风雅相承。诚如姚著所说：“克绍家声的文化传承意识、耽于诗书的日常生活方式、泛化于日常生活的雅致审美情趣，是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最突出的文化性格。”另一方面，地域文学绝不是单个家族的单线传承，而体现为群体家族的整合。江南八府世家望族之间的联姻和延师课读，互通声气，宛如“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唱和不断，鼓荡风雷，造成声势。这种同气连枝的亲和力，既使地域流派的文学创作充满生命力，同时也起到辐射全国的作用，在十七世纪的特定时期形成了特定的审美思潮。
《十七世纪江南文化世族与文学》立体地呈现了江南世家和文学，有群体有个案，有宏观有微观，有文化有文学，重文献梳理，以实证说话，不为凿空之论。书中涉及较多江南望族与文学的重大问题，如文学与地理、科举与望族、科举与文学等理论问题。在具体论述时，既有形而上的知性思维，亦有细致入微的文学感悟力，如太仓琅琊、太原王氏两大家族及其文艺创作。为了证实江南究竟有哪些文化世家，姚著充分体现出乾嘉学派的实证精神，即以第一手文献为根本，用数据和事实说话。
《诗经·大雅·文王》云：“周虽新邦，其命维新。”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得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一句话，阐旧邦以辅新命。经济支撑，教育兴国，科举兴家，堪称永恒的主题。再则，明清时期环太湖流域的江南八府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而今天所谓的“江南八府”更是江浙地域的核心经济带，经济繁荣活跃，文化底蕴深厚，如何使环太湖流域经济文化在当下实现持续双赢，这是一个充满时代精神的话题。（刘勇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