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刻印，刀一触石便有感觉，这种感觉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刻刀在印面上刻，刀石砥砺间石屑崩裂发出咯咯的有节奏的声响，印面上便出现了刀刻的痕迹。其实这痕迹是心灵的律动，通过刀在石面上记录下来的心迹。我刻印时与刀与石是处在一种密切的交流状态中，这种交流越是默契，越能将我内心深处美的意识与无意识的美一同流露出来。于是，常常会给我带来对刀法的无穷遐想，也促使我对刀法的神奇不断地深入思索。刻印，说白了也就是手拿着刻刀，在石头上刻划。为什么篆刻家和篆刻爱好者们都能数十年乐此不疲地在印石上刻划呢？其实，喜爱“刻划”是人的天性，任何人在他（她）的蒙童时代都喜欢“刻划”和“涂鸦”。只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渐渐地将人的天性改造成为人的社会性，大部分人喜爱“刻划”的天性被蒙蔽了起来，只有少数人喜爱“刻划”的天性得以保持。天性使然，当然乐此不疲了。尽管大部分人受“教育”后，蒙蔽了喜欢“刻划”的天性，但他们的意识深处，仍然对“刻划”有着认同性。这就是从事篆刻艺术的人群很小，但篆刻艺术具有广泛的认同性一样。据考古发现，早在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们就留下众多的原始刻划，那些在原始陶器上，在原始的岩画上天真烂漫的刻划，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神奇遐想。我时常在想：我们所创作的篆刻艺术作品中的刻划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遐想呢？我们如何继承与超越远古祖先们的创造呢？篆刻艺术在元代文人的参与下较快地发展了起来，并建立起“印宗秦汉”的篆刻观念。明清印人在元代印人的篆刻观念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提出“印从书出”的观念。也就是朱简所说：“刀法者，所以传笔法也。”“使刀如使笔，不易之法也。”明清篆刻艺术在“印宗秦汉”和“印从书出”的观念指导下，创造出明清篆刻流派的辉煌，并对当代篆刻巨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对“印从书出”的篆刻观念及其指导下的篆刻创作作一透视的话，就会明白，这是篆刻艺术借助书法艺术既有的成果为参照系而得以发展的观念。徐坚《印戋说》谈到：“作印之秘，先章法，次刀法，刀法以传章法也，而刀法更难于章法。章法，形也；刀法，神也。形可以摹，神不可摹。”徐氏对篆刻中的章法和刀法各自所起的作用的认识是很到位的。可贵的是他指出了刀法表现印之神。但刀法如何来表现印之神？徐氏只以“……不可言喻，难以力取，古人论诗，谓言有尽而意无穷，正谓此也。”（同上）可见，对这个问题他并没有进一步深入下去。本文试从刀法表意性的角度讨论之。明清时期的印论家把篆刻刀法说得神乎其神，有“十三法”，“十九法”，“三十二法”等等。他们把刀法和刀法的艺术表现混为一谈。刀法的艺术表现可以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刀法的最本质的方法。我们如果把刀法的各种各样的艺术表现归纳起来，其本质方法则是“刻”。刻的最基本的艺术表现形式就是“冲刀、切刀”两法。可以说所有的刀法艺术表现都是从冲刀、切刀两种方法中变化而来。篆刻刀法不仅仅是一种技，更是一种艺。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是因为篆刻刀法中确实有技的成份，如：冲刀、切刀、单刀、双刀等等，须要技术保证才能实现。但是，篆刻家使用刀法进行创作的本质是他们在自我的审美追求指导下的审美表达。如果把刀法一味地理解为“技”，从“技”的层面去表现，那么，就成了刻字匠了。篆刻家把刀法作为篆刻艺术语言进行创作，刀法语言所表达出来的篆刻作品的意境就是篆刻艺术中的“艺”。我们说刀法的三要素是：“稳、准、力”。这是作为篆刻刀法中对“技”的基本要求。所谓“稳、准、力”，即：执刀要稳，落刀要准，运刀要有力。当然，“稳、准、力”之间又是相互渗透的。其中，稳、准是前提，是要求作者执刀入石要正确把握角度、速度（运刀的节奏），使刀刻的点线产生力度。力是关键，篆刻作品生命力的显现，全在于刀法中力的显现。“力”源于身心，运于手指，发于锋刃。善刻印者，必善用锋刃；“善用锋者，裁顿为法。”（程远《印旨》）在刻印过程中，冲刀或切刀无论刻朱刻白，或者向线，背线，运刀用锋都要有起伏、转折、轻重、快慢等变化。目的是将力受于点、线之上，含于点、线之中，使点、线显现出各种表意的力感。正确把握刀法，是篆刻创作的基础。篆刻刀法是篆刻创作中的重要艺术语言。这种语言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能给人以无穷的文化遐想。我们在表述某种刀法的爽利、明丽、秀丽、秀逸、萧散、苍茫、雄强、雄浑……时，实质上就是对刀法语言流露出来的精神内涵的文化性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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