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度使之外的乱因：安史之乱的祸根，早在高宗时代就已经埋下
唐玄宗是唐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个皇帝，在终结高宗、武后时代的一系列政治乱象后，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唐代最为辉煌的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大唐迎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与辉煌，因此，“开元”二字也成为了后人们对于盛唐气象最为直观的印刻。
但是，这样的盛世并未能持续太久，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曾经歌舞升平的大唐迎来了最为致命的一击。
大多数人认为，晚年的玄宗皇帝日渐昏聩，信任胡人节度使安禄山，最终酿成了此次大变。也正是因为这种观点，玄宗时代开始设立的节度使制度，几乎成为专横和叛逆的代名词。有人叹息，为何原本英明神武的玄宗，竟然在晚年昏招迭出，将天下兵马大权尽数授予节度使。若是没有此举，曾经英明神武的玄宗皇帝在历史上的评价也不会如现在一般毁誉参半。
高宗李治
但事实上，如果将我们代入当时的历史场景，就会发现，玄宗之所以要创立极易失控的节度使制，其实有着不得已的苦衷：曾经身经百战的大唐军队，从太宗时期的攻无不克，已经在高宗时代走向衰落，若不能以节度使镇守边镇，曾经睥睨天下的大唐，恐怕早已在周遭势力的窥伺和袭扰下走向崩溃。
一、从太宗到高宗：战力逐渐衰弱的大唐军队
唐朝军队留给我们的印象，往往是强大的。这种强大，其实大多来源于唐太宗时期。这位在玄武门之变中通过戮杀骨肉血亲夺得帝位的君王，在对外战争中同样表现出了极致的强势。虽然大唐的疆域轮廓出脱于隋朝，但太宗一朝却也是用切实的战绩让周遭势力慑服，并认同了这种继承。
以突厥为例，北魏末年崛起并最终成长为中原大患的突厥，曾经在隋朝末年渐生“凌辖中夏之志”，而后更是于大业十一年围隋炀帝于雁门关，史称“雁门之围”。
这也是匈奴再次开始入侵中原的标志事件，但等到李唐建国，曾经居于弱势的唐朝并未甘于雌伏，贞观三年，太宗皇帝下诏令李世勋等六总管领兵十余万，开始对突厥进行反击，而仅仅五个月后，颉利可汗兵败被俘，原本肆虐中原多年的东突厥势力灭亡。
除了突厥以外，唐朝对吐谷浑以及天山南部的焉耆、龟兹、高昌更是进行了多次征讨，曾经“屡扰疆场，肆行凶虐”的吐谷浑被彻底解决，而天山南部的焉耆、龟兹、高昌三国更是“移置安西都护府于其国城”。
对突厥和吐谷浑的征战，保障了大唐边地十数年无兵祸之危的安宁，而对天山以南的攻略，则标志着唐朝更加积极主动的扩张性防御体系得以建立。唐朝武力最为全胜的时期，其实就在此时。
相较于唐太宗，其继任者唐高宗的功绩大多体现在文治而非武功上。笔者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唐高宗时期所进行的对外战争，其战争规模都相对较小。如总章元年的高句丽之战，以及显庆元年的西突厥之战，唐军的胜利除了军事实力上的强大外，后者内部出现的分裂局面更是影响其结果的真正胜负手。
而更加明显的对比则源自两朝对现有边境的控制上。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
虽然文成公主入藏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但是，仅以其效果论，曾经在太宗时代臣服于唐的吐蕃，到得高宗时就已然失控。
咸亨元年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陷之。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
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即安西四镇，是唐太宗经略天山最重要的战略收获，而随着吐蕃的降而复叛，这四镇也尽数落入敌手。作为应对，高宗皇帝曾经命薛仁贵以十万大军讨逆，然而，这支军队却于大非川一战中却全军尽没。
这次战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吐蕃这只在太宗时代被大唐震慑的巨兽，开始肆虐于西北。自此之后，曾经被唐朝覆灭的吐谷浑开始转而成为吐蕃别部，就连安西四镇，也不再为唐朝掌控，可以说，太宗皇帝留给大唐最宝贵的遗产，已经因此而丧失大半。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在短短几十年间，曾经风光一时的大唐军队便失去了往日的锐气和战力呢？
二、唐军战力衰弱的原因分析：人才凋零、朝堂倾轧、府兵弱化
笔者认为，导致唐代军队战力在高宗时代迅速衰落的原因一共有三点。
（一）人才凋零
《隋唐英雄传》虽然只是一部小说，但其中的人物描写大多有着真实的历史原型。而在唐代历史上，崛起于隋末乱世，最终效力于唐王朝的武将更是数不胜数。然而，“古来名将如美人，不使人间见白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将到了高宗继位时，大多步入暮年，甚至已经去世。
细细数来，高宗时代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名将却仅有薛仁贵一人。正因如此，在太宗征讨高句丽时，曾经不无感慨的对领兵能力尚显青涩的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白衣小将薛仁贵
老将的凋零，在贞观末年，已成不可挽回之势。这也能解释为何苏定方会以年近七十之高龄，继续披坚执锐为高宗征战西突厥与百济战场。与卫国公齐名的李勣（即小说中的徐茂公），更是在七十三岁时仍远赴高句丽为大唐效命，而此时距离其去世仅有三年时间。
无名将可用，成了困扰高宗的一大难题。
（二）朝堂倾轧
与彼时人才凋零的形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宗一朝波诡云谲的政治倾轧，贞观十八年，太宗皇帝有感于军事人才的匮乏，曾言：“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己”。这里的世勣便是前文提及的李勣，而后两人，则分别为李道宗与薛万彻。
太宗皇帝出身行伍，他在隋末乱世中所获战功更是其可以与太子李建成抗衡的重要资本，因此他所提及的“当世名将”之说，可信度极高。
那么，后两者为何未能成为高宗时代一国之干城呢？
原因在于，无论是李道宗还是薛万彻，虽于军旅一道颇有建树，但对于朝堂上政敌的倾轧却不能一一化解，永徽四年，李道宗、薛万彻为长孙无忌陷害，被牵扯至。房遗爱、高阳公主谋反案中，前者被判流放象州（即今广西柳州东南），而后者则直接以谋反罪斩首。
这一事件并非高宗忌惮后两者功高震主，相反，此时刚刚继位不久的李治由于政治手腕不足，无法撼动其舅长孙无忌的势力，最终只能坐视与之素来交好的荆王李元景、吴王李恪被杀。一国之君尚且如此，高宗时代政局之动荡可见一斑。
而在此之后，曾经权倾朝野的长孙无忌也最终难逃政敌的倾轧。显庆四年，武后遣心腹许敬宗、李义府二人同样以谋反罪诬告长孙无忌，而原本就试图对太宗老臣进行清洗的高宗“不亲间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遂去其官爵，流黔州”。
长孙无忌一脉的失势绝非事态的终结，在此之后，擅权的武后同样开始对朝堂中的反对派进行反击，血雨腥风之下，这一时期的对外战争，则几乎为政治所绑架。
长孙无忌
仍以大非川之战为例，这场仓促爆发的大决战，在起初并未引起朝堂的足够重视，之所以有薛仁贵这一名将坐镇，事实上是朝堂上主流势力对于他的排挤。如此行事逻辑下，面对声势浩大的吐蕃军，大唐又焉能不败？
（三）府兵弱化
如果说，军事人才的凋零和朝堂上的政治倾轧仅仅是掌控军队的力量发生了畸变，那么，曾经盛极一时的府兵制，在高宗时代的衰落则成了唐军战力衰退的根本原因。
唐代初期最基本的兵制为府兵制，虽然在一些材料中，这一兵制的特点被归纳为“兵农结合”，但事实上，在府兵制刚刚建立之时，其本质上是一种极为典型得“兵农分离”制度。而这也是初唐时期的大唐府兵，得以扬名天下的关键。
早期的府兵平日里不事农耕，仅以训练和巡逻为务（“十五曰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曰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这种情况下，由各地富户及士族子弟组成的府兵，不仅有着足够的财力去筹备装备武器，更可以腾出精力训练备战。
但随着府兵制的扩大，其兵员的来源发生了变化，原先由“六户中等以上家”拣点而出的府兵，开始“募百姓充之”。这种更加广泛的征兵范围自然有助于提升军队的数量，但是与之相对应的，曾经精锐善战的府兵开始逐渐钝化，更为严重的是，府兵自备“随身七事（弓、矢、胡禄、横刀、砺石、毡帽、毡装等”）”的要求仍未改变。
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士族、富户更加贫穷的自耕农们，必须承担与之相等的物资筹备义务，在此等重压下，曾经被视为晋升之途的军队，开始成为人人躲避的苦差，一些被拣点为府兵的百姓甚至不惜“熨手足以避”。
自此之后，全盛之时曾经多达六百余折冲府的府兵制，其所能征集的兵源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大幅下降，以至于到了后来，朝廷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
三、玄宗继位初期所面对的恶劣边境局势：西北吐蕃与北地后突厥的双双崛起
虽然在高宗与玄宗之间，还隔着中宗、睿宗、武后三位帝王，但与唐高宗时代相比，这三朝的政局混乱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短短三十余年里，唐朝经历了以周代唐到神龙革命等一系列变乱，虽然曾经飘摇的国祚在玄宗的政治手腕下开始稳固，但政局动荡下，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已经无暇顾及混乱的外部战争。
边境局势的恶化，几乎已经到了可以瓦解一个政权的地步。
高宗时代一系列军事失利中，影响和波及最大的，仍然是前文我们提到的大非川之战，十万精锐唐军的覆灭，标志着短时间内吐蕃的崛起已经无任何势力可以制止。
而就在这之后不久，唐军又迎来了第二次惨败，青海之战。这一次战争中，勉为其难下抽调的十八万唐军于阵中崩溃。这也为之后安西四镇的陷落埋下了伏笔。
在此之后，安西四镇成为唐王朝与吐蕃竞相争夺的战略要冲，在这种局势下，这四镇虽偶有收复，但由于战争逐渐演变为拉锯战，唐太宗以此为据点，主动在西域扩大影响的远大构想，宣布失效。这也为之后吐蕃的多次入寇埋下伏笔。
事实上，安西四镇的丢失，使得唐朝不得不在境内阻击吐蕃的侵入，从开元至开元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吐蕃与唐朝之间仅间或维系了十年的和平，而其余的二十三年，总计发生的战争次数多达34次。
这种持续性的战争，并未为战争的双方带来任何增益，相反，零和博弈之下，无论是吐蕃还是唐朝都已经精疲力竭。
而与此同时，北线战场上的突厥势力也趁机再次崛起。唐高宗永淳二年后突厥汗国建立，这也是后世所称的后突厥。与唐有世仇未报的后突厥，自然不会放过唐朝内乱这一契机，不仅多次袭扰边境，甚至还曾经破蔚州、丰州、朔州、代州多城。
黑齿常之
讽刺的是，曾经“破后突厥于黄花堆”的百济降将黑齿常之却为武后所任酷吏周兴所害，“自缢”于狱中。自此，后突厥“岁入边，戍兵不得休”。
四、玄宗的应对之法：各司其职并彼此制衡的节度使制
西北和正北方同时出现了两股军事力量，对于唐朝而言，这一态势意味着更加复杂的分兵作战。
而更为困扰玄宗的，则是信息传递和指挥作战的复杂性。在信息传递技术极为落后的古代，所谓“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划大多时候只是属于文人的浪漫幻想。若是战争的决策者只能居于庙堂之上，他们对于前线的把控几乎是处于一片信息盲区之中。
在对前线事态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任何看似合理和稳妥的战术安排都要面对严重的信息延迟，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作战的部队若遵照执行便是自蹈死地，而不予理会后一旦战败则必将承担抗旨不遵的责任。
正因如此，军事权力的下放乃至军政财三权的统一下放便成为一个成熟政体在面临战争时最为理智和客观的选择。
开元九节度
诚然，这种权力的下放自然会滋生一系列问题，但面对日益严峻的边境形式，魄力和胆量就成为了考验统治者才能的关键。而权力的下放其实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滥用，仅以开元初期所设立的九处节度使而言，玄宗的选择并未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开元年间节度使的设立和分布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所设立的九位节度使，所掌握和控制的区域全部位于大唐的西北和北部边境，这就意味着，这些节度使的建立一开始就是为了防备这些区域的敌对势力。当然，这也符合我们对于节度使制度设立的正常印象。
但事实上，节度使的设立规则远不局限于此。
以陇右节度使为例，这一军镇的建立逻辑并不仅取决于边地的战争烈度。
陇右节度使的设立相较于临近的河西节度使较晚，如果仅仅从地缘格局上来说，这一区域所受到吐蕃的袭扰相对较少，因此，如果仅仅从边患爆发的烈度一条上来看，这里显然并不应设立节度使管辖。
但是，从之后的结果上来看，它的设立却几乎改变了西北地区被动防御的战局。
这片区域虽然不直接与吐蕃相连，但是其下辖的鄯州一地，却几乎可以被视为西北军进入祁连山脉的唯一门户，与之相比，河西军镇再无直接遥指吐蕃要害的要道。
而这一军事要冲的地位在之后的历史中得到了认证，开元十六年，吐蕃大将悉末朗入寇河西节度使辖地瓜州时为后者所败，而与此同时，尚未遭遇攻击的陇右节度使张忠亮便直接派军沿鄯州通道进入青海，并迫使吐蕃败走投山。
从这一次对抗的胜负上我们可以看到，陇右军虽然未受袭击，但并未放弃对吐蕃军的牵制，相反，一旦确定对手的目标不在自己，陇右节度使便驱策己方部队入青海袭扰吐蕃，并以此干扰对方的布局。
而这一军事配合的背后，同样隐藏着新的逻辑，一旦陇右或河西节度使拥兵自立，那么与之相邻的另一方，则失去了与之配合的可能，而相比之下，仍处于唐王朝治下的节度使仍能接收到中原地区源源不断的军事和物资支持。一旦吐蕃军至，孤立无援的对方将即刻陷入混乱和崩溃的边缘。
事实上，除了位于西南的剑南节度使外，河西与陇右、朔方与河东、范阳与幽州、安西与北庭，八大节度使的设立都是依照此例。这种彼此依靠又彼此制衡的建立之法，在开元九节度建立的过程中被一再重复，即是玄宗出于军事目的需要，同时也是其制衡限制的帝王心术的体现。
五、结语
在过去，节度使的设立往往与开元盛世的衰败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大多数人眼里，安史之乱的爆发，正是玄宗皇帝过于信任节度使所酿成的恶果。
这种说法自然不能算错，安史之乱发生前，安禄山得以身兼多处节度使之职，无疑是与玄宗这位皇帝识人不明有关。但就此将玄宗时代所创立的节度使制打入尘埃，同样有失偏颇。
事实上，自高宗时代起，被灭东突厥、西征吐谷浑、南设安息四镇的唐王朝就已经开始走向下坡，军事人才的凋零、朝堂变局的波及乃至府兵制度的崩溃，都是造成其军事战争上多次失利的重要原因。
而这种失利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几乎将唐太宗所遗留下的诸多军事底蕴损耗一空，尤其是大非川的空前惨败，更是让早已驯服的吐蕃重新燃起了与大唐在西域争霸的野心。
而针对这种局面，早年间极肖太宗的李隆基开始建立更为高效的节度使制度，并以此为核心对抗势大难逆的后突厥和吐蕃。由于其出色的政治手腕，这一时期的节度使制效果极为显著，曾经肆虐于西境和北境的吐蕃和后突厥势力，被这种高效的军事体系所阻遏，多年再无寸进。
安禄山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早期的节度使非但不是祸乱天下的罪臣，其功绩甚至足以为后人所瞻。
但是，依靠节度使彼此相制毕竟只是一种脆弱的平衡，一旦这些节度使们彼此串联甚至直接职权归一，那么在野心的驱使下，安史之乱的爆发几乎就成了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新唐书》
2、《旧唐书》
3、《资治通鉴》
4、《北宋社会经济的再认识——以军事财政与全国性市场为中心》
5、《中央权力与地域集团——玄宗朝藩镇格局的演进》
6、《唐代中原藩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