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艾略特：近似圣徒的天才
黄灿然 译
唯一可堪与西蒙娜·薇依的一本著作建立永久联系的导言，应由某个认识她的人撰写，就像居斯塔夫·梯蓬为《重负与神恩》撰写的序。她的著作的读者，会发现自己面对一个深奥、激烈而复杂的卓识者；那些曾有机会与她长谈或通信的人士，尤其是在她生命最后五年那些特殊条件下认识她的人士所提供的协助，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缺乏这些资格。
我写这篇序的目的，首先是申明我坚信这位作者和这本著作的重要性；其次是警告读者勿过早下判断和作出匆促的归类——劝读者抑制自己的偏见，同时要耐心对待西蒙娜·薇依的偏见。一旦她的著作为人知晓和为人接受，像我这样的序就多余了。
西蒙娜·薇依的所有著作都是她死后出版的。《重负与神恩》——它是梯蓬从她浩繁的笔记中挑选的，也是在法国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其内容是令人赞赏的，但其形式则有点靠不住。与帕斯卡尔比较（西蒙娜·薇依有时用颇粗暴的语言对待他）也许太过火了。这些摘录的片断透露出深刻的洞见和令人震惊的独创性，但也表明她的思想是一种偶尔发出灵感的闪光的思想。
在读了《期待上帝》和现在这本书后，我觉得我必须尝试去理解这位作者的人格；还觉得要完成这种缓慢的理解过程，必须一读和再读她的全部著作。在尝试理解她时，我们一定不要分心——因为初读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不要考虑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在哪些方面同意或不同意她。我们应当仅止于让自己暴露在一位天才女性的人格面前，这是一种近似圣徒的天才。
也许“天才”不是恰当的词。那位唯一与她讨论过她的信仰和她的怀疑的神父曾说：“她的灵魂无与伦比地优胜于她的天才”。这是换一种方式说明我们初次接触西蒙娜·薇依的经验，不应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措辞表达。我很难想像有任何人会同意她的所有观点，或不强烈地反对她的某些观点。但是，同意或反对是次要的：与一个伟大的灵魂接触才是重要的。西蒙娜·薇依是一个原可能会成为圣徒的人。
像某些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一样，相对我们其他人而言，她有更大的障碍要克服，也有更大的力量去克服障碍。一个潜在的圣徒有可能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我猜西蒙娜·薇依有时可能会令人难以忍受。你会在这里那里遇到一种矛盾，一方面是一种近乎超人的谦逊，另一方面似乎是一种近乎极端的傲慢。刚才我援引的那位法国神父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他记忆中“从未见过西蒙娜·薇依在讨论的过程中作出让步，尽管她有追求客观性的高尚愿望”。
这句评论可用来说明她大部分已出版的著作。我不相信她是被自己那种雄辩的口才带来的愉悦——一种自我放纵，我怀疑帕斯卡尔在《书信》中就非常危险地接近这点——也即那种要在争论中炫耀战胜别人的力量所驱使。相反，她的一切思想都是如此强烈地被体验过，以致放弃任何看法都需要修改她的整个生命：若要修改，就必定是痛苦的，在谈话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再者——尤其是在年轻人身上，以及在像西蒙娜·薇依这种看不到有任何幽默感的人身上——自我中心与无私有时是如此接近地相像，以致我们可能会混淆两者。
然而，说西蒙娜·薇依的“灵魂无与伦比地优胜于她的天才”，如果给人一种贬低她的才智的印象，那么这将是一种误解。无疑，她可能会不公平和不节制；无疑，她有过某些惊人的偏离和夸张。但是，那些考验读者的耐性的不合理的断言，不是源自于她智力有缺陷，而是源自于气质的极端。她出身于一个绝不缺乏知识天赋的家庭——她哥哥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至于她本人的思想，则不逊于使用这个思想的灵魂。
但这种才智，尤其是当它专注于那些侵扰西蒙娜·薇依的问题时，只能慢慢地步向成熟；而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西蒙娜·薇依只活了三十三岁。我认为，尤其是在《对根的需要》中，她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成熟是非凡的。但是，她拥有一个有待成长的非常伟大的灵魂；我们批评她三十三岁的哲学时，不应把它当成一个比她大二三十岁的人的哲学。
在这样一位作家的著作中，我们一定要预期会遇到悖论。西蒙娜·薇依体现了三种东西——法国人、犹太人和基督教徒——的最高级别。她是一位爱国者，如果把她送回法国去为同胞受苦和为同胞而死，她会很乐意：但她却在一九四三年死于英国肯特郡阿什福德一家疗养所——她的死，有一部分似乎是苦行的结果，因为她拒绝摄取超过法国普通人民获官方配给的粮食。她还是一位清楚地看到当代法国的缺点和精神软弱的爱国者，一如本书所表明的。
她是一位基督教徒，全心信奉圣餐中的耶稣基督，然而她拒绝受洗礼，并且她的大部分著作构成对教会的令人畏惧的批评。她是热烈的犹太人，为犹太人在德国的不幸而受苦；然而她以一位希伯莱先知所具有的一切严厉来申斥以色列（我这里所说的“以色列”，跟她所说的一样，当然不是指现代的以色列国）。我们知道，先知们在耶路撒冷被人掷石头：但是西蒙娜·薇依承受从几个方向掷来的石头。而在她的政治思想上，她以左右两个阵营的无情批评家的姿态出现；同时，她比大多数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士都更真正地热爱秩序和等级制度，也比大多数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士都更真正地热爱人民。
至于她对罗马公教的态度和她对以色列的态度，我只希望在这篇序的篇幅里提出一个看法。这两种态度不仅是可兼容的，而且是连贯的，并且不应被混为一谈。事实上正是她对以色列的拒绝使她成为一个非正统的基督教徒。她否定除少数部分外的全部《旧约》（而在她接受的部分中，她则辨认出迦勒底和埃及的影响的痕迹），但她掉入某种酷似马西昂派的离经叛道。她在否定以色列的神职使命的同时，也拒绝基督教会的基础。
因此，才会有造成她如此多精神痛苦的种种困境。我必须申明，她的著作中没有新教徒的痕迹：对她来说，基督教会只有可能是罗马公教。在教会中，有很多东西她视而不见，或保持奇怪的沉默：她似乎没有想过圣母玛利亚；至于那些圣徒，她只在意那些因其著作而引起她的兴趣的——例如圣托马斯·阿奎那（她不喜欢他，也许是对他不够熟悉）和十字架的圣约翰（她因为他对灵修的深刻知识而赞赏他）。
乍看，在某个方面她与当今那些知识分子（多数具有模糊的开明新教的背景）有某种共通之处，他们只有通过东方的神秘主义才能找到通往宗教生活的道路。她对希腊的一切东西的热情（包括秘密宗教仪式）是无限的。在她看来，以色列没有任何启示，倒是迦勒底人、埃及人和印度教徒有很多启示。她的态度也许危险地接近于普世主义者的态度，他们认为终极和秘传的真理只有一个，认为所有宗教都表露了这个真理的某些痕迹，还认为我们遵守这些伟大宗教的其中哪一种，是无关重要的事情。然而她因全心信奉耶稣基督这个人而免于犯这个错误——而这一点是值得赞赏和庆幸的。
在她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信仰的批评中，我想我们必须为自己作出三重区分，问我们自己：怎样才算公平？异议要多严重才必须反驳？以及，就错误而言，考虑到一个优越而激情的人格的不成熟，应在多大程度上予以原谅？我们的分析可能非常不同：但是我们必须自己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
我不知道她是一位有多渊博的希腊学家。我不知道她对东地中海诸文明的历史涉猎有多广。我不知道她是否可以阅读梵语的《奥义书》；或者，如果她可以，她对梵语精通到什么程度——梵语不仅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而且是一种思想方法，其艰深对一个欧洲学生来说不仅令人生畏，而且钻研愈深愈令人生畏。但我不觉得她在这个领域显示出一位历史学家的精神。她对希腊以及对“东方的智慧”的过分褒扬，还有对罗马和以色列的贬损，在我看来似乎近于任性。
一方面，她只看到她所赞赏的；另一方面，她不加区别地否定。她因为讨厌罗马帝国，也就连带讨厌维吉尔。她的赞赏，如果是因她的讨厌而激发的，似乎至少也被她的讨厌加强了。我们也许会同情她对扩张的民族或帝国主义的民族（例如罗马人在欧洲和西班牙人在美洲）压迫当地文明的憎恶，但是，当她为了加强她对罗马人的谴责的时候，她企图替德鲁伊特文化辩护，这样我们便很难接受她推断的理据，因为我们对那个已消失的社会所知甚微。我们可以认同她对残暴镇压阿尔比派异教徒的强烈反感，却不能不怀疑普罗旺斯这一特殊文明是不是已来到了它活力的尽头了。
如果有五六种文化在英吉利海峡和地中海之间繁荣，而不是只有我们所知的法国这一种，那么今日这个世界会更美好吗？西蒙娜·薇依的出发点是极具洞见的，但是她的情感逻辑导致她作出如此笼统的推论，以致变得没有意义。我们可以抗议说，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如果各种事态以另一种方式发展，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可以抗议说，有关罗马的征服所造成的西欧拉丁化是好事或坏事这个问题，是回答不了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因为她这种突发奇想，而否定她关于“有根”这个重要概念的价值，以及她就过分中央化的社会的罪恶所提出的警告。
这本著作大约写于西蒙娜·薇依生命的最后一年，也即在她受雇于伦敦的法国司令部期间。据我所知，它源自她提交的一份备忘录，该备忘录与拟于法国解放后要执行的政策有关。当时的各种问题使她作出范围要大得多的考虑；虽然她这些论述是为那个要在战时和在解放后的自由法国立即实施的计划而写的，但是它们所展示的洞见和成熟的判断，使得它们具有永久的价值。我觉得，这部著作，相对她那些已出版的著作而言，应是最接近于她本人也许愿意出版的形式的一部。
我主要讨论将会在她全部著作中遇到的某些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她的某些错误和夸张。我这样做，是基于一个看法，也即很多读者初次读到她某些论断时，可能会引起理智上的怀疑和情绪上的对抗，并有可能会被吓退，从而错过了亲近一个伟大的灵魂和一个非凡的卓识者的机会。西蒙娜·薇依需要读者的耐性，如同她毫无疑问需要那些最赞赏她和敬佩她的朋友们的耐性。尽管她爱憎分明，尽管她有我提到的那些不公平的笼统化推论，但是我认为这本书特别具有一种不偏不倚的判断，一种避免极端的智慧，而这智慧产生于这位如此年轻的人，是令人震惊的。也许，在她与居斯塔夫·梯蓬的谈话中，她从她与之接触的这位睿智而稳健的卓识者那里获得的益处，要比她意识到的多得多。
作为一位政治思想家，如同在其他一切方面，西蒙娜·薇依是不好归类的。她的同情心所包含的矛盾性是难以归类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她是普通人尤其替被压迫者——那些被人的邪恶和自私压迫和被现代社会的无形力量压迫的人——抱不平的激烈斗士。她曾在雷诺工厂当工人，曾在农场做劳工，以便分担城市人和农村人的生活。另一方面，她本质上是一位遁世者和个人主义者，对她所称的“集体性”——现代集权主义制造的怪兽——深恶痛绝。她所关心的是人类的灵魂。
她对人权和人的义务的研究，暴露了某些现仍流行的废话的虚假性，这些废话被用于战时，以激励士气。她在检视君主制的原则时所显示的尖锐、不偏不倚和明智，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她对法国政治历史的扼要评论，则既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谴责，又是对恢复王权的可能性的有力论据。她也不能被归类为反动派或社会主义者。
这本书属于那种政治家们很少去读的政治学绪论的类别，他们多数人也不大可能理解以及不懂如何实施。这类书不会影响当代的处事方式：对于那些已从事这种职业并且热衷于使用市场行话的男男女女来说，它们总是来得太迟。有些书是需要年轻人趁他们的闲暇时间尚未失去，以及趁他们的思考能力尚未被竞选活动和立法会的生涯摧毁之前研读的；我们只能希望，这些书的效果会在另一代人的思想态度中显现。这本书就是属于此类。
译注：《对根的需要》现已有中译本，名为《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