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道路”是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路
马克·赛尔登，美国著名学者，1938年生于纽约，1967年获得耶鲁大学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是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后一举成名。1968年他成为关注亚洲学者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和领导者，学术研究也集中关注亚太地区和现代中国。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197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英国利兹大学的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班国瑞认为，这部著作“开创了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影响了整整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1995年夏普出版公司再出修订版。作者通过对根据地社会变迁进行微观研究，认为延安时期实施具有“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的“三三制”、大生产运动和大众教育运动等举措，使中国共产党转危为安，最终取得胜利，并首次称之为“延安道路”。
“国家政权的延伸使中共广泛地建立起新的社会经济网络”。马克?赛尔登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行政措施，使根据地政权得到巩固、拓展和延伸，为改变社会面貌铺平了道路。
一是“三三制”。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普选的政治改革，使根据地政府向着更加负责、廉洁和稳固的方向迈出非凡一步，极大激发了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拓宽了抗战的民众基础，也使中国共产党拥有了代表全国的“法律依据”。这项政治变革在中国乃至当时整个第三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二是精兵简政。马克?赛尔登认为，根据地精兵简政的第一目标是减少军队、政府的机构和人员，减少开支，提高行政效率；第二个目标是将被精简的人员经学校培训后，安排到工厂或农村工作。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第二个目标跃居首位。例如，1942年5月，边区政府将200名干部下放到区和乡，这既增强了下级政府的力量，有利于上级政策在基层的落实，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深入到农村。
三是“纵向的双重领导制”。马克?赛尔登认为，1942年以前，根据地政府的权力高度集中在边区政府，边区财政、教育、民政等部门一贯纵向领导、各自为政，县和区以下的政府很难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进行协调管理。1942年起，边区政府实行“双重领导制”：地方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人不再仅仅对上级对口部门负责，而且必须主要定期向县、区长及同级政府的委员会汇报工作并接受指导。同时，将很多权力从边区下放到地方，基本形成了边区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地方政府具体执行的模式。这就增强了地方干部的权力和责任意识，有助于他们形成适合于人民战争的大众化领导风格，组织动员各部门干部和广大人民投身于抗战和根据地建设。
四是“下乡”运动。在马克?赛尔登看来，1942年整风运动中发起的“下乡”运动，主体是学生和画家、作家等知识分子。他们到农村协助基层组织工作的同时，也从事农业生产、冬学教育等。这既让他们亲身体验农村生活的艰辛，也帮助他们认识农村的问题所在和改造农村的出路所在。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新观念、新技术带到农村，与广大人民打成一片，这对抗战与农村生活面貌的改善大有裨益。
“生产战”“开辟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子”。在马克?赛尔登看来，为战胜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封锁造成的生存危机，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把“生产战”提高到与抗战同等重要的地位。其间，减租减息、互助合作以及大生产运动等的开展，使根据地“生产战”取得巨大成就，也为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新道路。
他认为，减租减息是抗战时期根据地最著名的社会经济纲领。减租减息实现了土地革命和发展农村经济、转变农村社会的双赢。首先，它依然有财产再分配的效果，扶持、扩大了中农阶层，缩小了穷富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别。贫穷阶层因获得利益，生产积极性大增。其次，减租减息没有消灭和疏离富裕阶层和地方精英，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更广泛的支持。再次，在减租运动中，农民积极分子加入农民协会等组织，进入领导阶层，改变了农村的社会政治权力结构。这对互助合作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之，“将以减租为特定形式的土地革命与发展生产联系起来，表明中共对解决农民和经济问题有了新的、更为成熟的思路”。
他认为，1942年12月高干会议后，组织建立互助组立即成为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最重要战略措施。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群众自愿为基础、防止形式主义、因地制宜和不强求扩大规模等原则，促使1943—1945年间边区的互助合作运动蓬勃发展。这不仅使农村的经济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力、创造了新条件，而且使那些与世隔绝的乡村的社会政治关系、农民生活的基本方面都得到改变。
他认为，大生产运动是一场“生产战”。1943年始于陕甘宁，后迅速拓展到其他根据地。军队、机关与团体参加生产，包括党政干部、学生、妇女和新移民等原来“非生产人员”的全民动员，以及将每个人的生产能力发挥到极限是最大特色。大生产运动不仅使根据地实现了经济的自给自足与繁荣，增强了军民鱼水深情和干群之间的团结，而且开辟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新路——充分动员和利用所有人力物力的劳动密集型的发展道路。
“教育的新进展，特别是那些激进的教育方针，对农村生活的转变是中心一环”。马克?赛尔登认为，1943年以前，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大规模增加教育设施，使“特别封闭、贫穷和被人遗忘的”陕北，在教育等方面取得了非常感人和了不起的成就。尽管如此，一些偏远地区的民众还是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方法上也存在不够灵活和照本宣科等问题。为此，1943年开始，边区教育与互助合作、大生产运动紧密联系起来，走上大众教育的新道路。首先，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地方。在“发展生产、扩大办学”的号召下，教育部门将学校的管理权都交给地方。原来办在县城的学校，主管权由县政府或县教育局下放给区、乡甚至村一级政府。新办的许多学校，遵循“民办公助”的原则，直接由当地干部、劳动英雄和村领导负责管理。其次，兴办多层级的教育机构。不仅办大的、正规的小学和中学，而且办小的、非正规的村级校，甚至读报小组和文化班。新办在基层的学校，为工农大众量身定制，采取半工半读，形式有夜校、半日学校、冬学与扫盲班等。1944年，民办学校已遍布整个边区，边区的所有人都有了上学的机会。再次，多渠道充实教师队伍。为解决师资不足问题，没有正规教师文凭或经验的青年，经培训后走上讲台，劳动英雄和地方干部也经常扮演教师的角色。最后，有针对性地因材施教。在教学内容设计上，与农村生产生活相协同，以短时间内能见成效的扫盲和传播经济生活技能为重点。城里的正规学校和干部学校也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如中学教学大纲把教育目标确立为“使学生入学以养成为边区人民服务的观念始，以掌握为边区人民服务的技术终”。教师与学生共同参加农家或村子里的农业劳动是常态。
大众教育运动，是边区在财政经费捉襟见肘，师资匮乏，民众几乎全是文盲的情况下，实现教育普及和一定程度均等化的非凡道路。不仅扩大了教育范围，而且丰富了教育的内容与形式，使穷乡僻壤的民众得以告别文盲、接受新观念。而在当时，新观念和新技能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巨大成效。
总之，马克·赛尔登告诉读者，“三三制”、大生产和大众教育运动等举措，即“延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对因战争而恶化的农村问题以及根据地经济财政困难的创造性、有效性回应。它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日本和国民党的封锁和攻击下得以生存发展，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继而又赢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延安道路”是一条通向革命成功的路，也是一条通向新中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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