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纳多：论《无尽的谈话》 | 西东合集
当一个人并非诸观念的专业操纵者，无法得意地进入当今最为艰难也最为精妙的精神之迂回时，想要与莫里斯·布朗肖的思想为伴，难道不是一句狂言？至少阅读的困难，不同于人们在那些最不审慎的思想家新近的著作中体验到的，它不在于一种难以逾越的语汇或写作上拐弯抹角的故作风雅：莫里斯·布朗肖使用了一种透明的语言，即便某一断定一开始对我们显得隐晦难解，那也处在了一种至高之明晰的中心。
如果我们一下子艰难地理解了他所说的东西，那么，我们恰恰该怪我们自己，怪我们欠缺训练，怪我们不够开放，怪我们迟钝。无论如何，要是我们无法让自己超出理解的最低层面，作者和我们之间的电流也强大且充沛得足以让此刻还锚定于我们心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些烦人废话的诸多确定性付之东流。
首先，为什么要用“无尽的谈话”这样一个标题？因为它事实上，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关乎一场对话。对话与其说是两个真正的交谈者之间一场的真正交谈的汇报，不如说一架云梯，在那里，重要的是在迈出左脚之后稳定右脚，诸如此类。至于作品的最伟大的部分，如果它由我们十年来能够在刊物上连续读到的研究构成，并且按照某一秩序、鉴于某一目的而被组织起来，那么，我们大可以说，作者于此同样追求一场“谈话”：同一位位作家、同一部部作品进行谈话，而这些作品，就在其原创性和其特别的光芒中迅速得到了描绘——这是批评家的角色和义务——同时也从一个个为思想而不懈努力的点上被抓住了，通过它们并经由它们，那个思想寻求着其自身的路。指出这样一点是恰当的，即作者似乎没有给自己指派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他也不想得出什么表明论证已然完毕的结论。正是在半途之中，像是游戏一般（但这是一场严肃的游戏），莫里斯·布朗肖推倒了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支架，毁灭了诸如“全体”、“统一性”、“连续性”、“话语”这样的概念，他让我们侍奉的充足理性的隐喻数目干瘪下去（那一切都把一个问题或一个难题的“澄清”托付于，例如，“光”、“明晰”、欲望），而作者在《文学空间》或《未来之书》中看似仍然坚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再真正地要紧了：“艺术”的观念，“文学”的观念，“杰作”的观念，简而言之，“作品”的观念，而更根本的，则是“书”的观念。他到底如何就这样清空了一切，乃至于认为“虚无主义”的观念属于一个幸福的时代？他让我们回到了他通过“谈话”听到的内容上，那内容，或公开或隐藏，或明确或暗示，显然和哲学的争执无关：关键是让对手服从或利用他——如同苏格拉底之所为——好让他在我们协同参与的缓慢的妊娠期中分娩出一个真理。但问题也不是自在地把言语献给恶魔的辩护人，或表达玩弄同伴的那部分自我，或把作家（或作品）当成一个单纯的无声配角——这些都太过轻松了。谈话只有从“他者”的存在出发才是可能的，并且，那样的存在被感受为最大的陌异性和最为切近的陌异性。对莫里斯·布朗肖来说，这个“他者”可以名为乔治·巴塔耶，而他们之间持续着一段三十年的友谊，延续着这场“无尽的谈话”。
关于巴塔耶，布朗肖确切地写道：“在我们所考虑的对话中，正是思想本身让自己游戏了起来，它召唤我们在未知的方向上维持这场游戏的无限性，此刻的思，就像马拉美所说，乃是掷出一把骰子。”（中译本，第419页）这场游戏的目的？“在这个运动里，问题不是一种或另一种观看或构思的方式，不管这些方式有多么地重要；问题毋宁总是一种独一无二的肯定，总是最广阔者，最极端者，乃至于一旦得到了肯定，它就应在穷尽思想的同时，把思想和一个完全不同的尺度联系起来：那是不允许自身被抵达或被思考的东西的尺度。”（第419页）
与其把这类交谈命名为“对话”，莫里斯·布朗肖更愿称之为“复多的言语”，他这样定义：“寻求一种肯定，这种肯定虽然逃避了一切的否定，但既不实施统一，也不允许自身被统一，而是时时返回一种总忍不住延宕（différer）的差异（différence）……”（第420页）由此可知，对谈者“在相同的方向上言说，他们说出相同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讨论，也不谈及那些能够以各种方式接近的话题。他们承担了一种言语，这种言语的言说是鉴于那种超出了一切统一性的独一无二的肯定；在他们不得不说的东西上，他们绝不相互对立，也绝不相互区别；然而，肯定的翻倍，肯定的反思，总是更加深刻地让这样的肯定产生了差异，揭示了肯定所固有的隐藏之差异，那样的差异就是肯定的总未被揭示的陌异性……”（第420页）或许更加简单，我们说，两个对谈者，这一个人总是那一个对之说话的人的“他者”，并且，这个“他者”重复了前者之所说，“在言语的在场中言说，并且，言语的在场就是其唯一的在场”（第421页），莫里斯·布朗肖把这言语定义为“中性的、无权力的，其中，思想的无限者，在遗忘的守护下，游戏了起来”（第421页，有改动）。或许更加简单，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就有必要承认，出于执行的目的，思想的“游戏”（在jeu一词的不同意义上）总需要至少两个伙伴。
正如我们看到的，准确地说是在巴塔耶那里——还有赫拉克利特、萨德、尼采、西蒙娜·薇依、加缪、罗贝尔·安泰尔姆、雷蒙·鲁塞尔、超现实主义——莫里斯·布朗肖让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言语“翻倍”了，而他们所有人，都曾想要超出文学、艺术作品和思想的界限。不是着眼于他们所发现的某一特定的真理，同样不是出于充实人类宝库的目的，而是说，一种根本地毁灭了共通经验的经验之主体和客体，仿佛从来不过是我们在命名的无能中称之为“未知”的东西的代言人，那东西无疑一直不可通达，但也会通过它们而得以经验，至少莫里斯·布朗肖在其挖空的能力中（通过对一切现实、一切概念和一切观念的持续不断的质疑，他挖空了现实、概念和哲学观念）对之有过描绘，仿佛这样的“未知”只能在外在性（Extériorité）和中性（Neutre）的类别下被截获。
外在性和中性既是书写的特点，同时也是那个通过人们从中得出的无利害实践而引发（必须说，自动地引发）书写的东西的特点。虽然人们以为它服务于言语，那种从来只是理想主义的或道德化的言语（并将自身几乎自然地置于其中），但布朗肖却视之为马拉美所说的“疯狂的游戏”，然而，这样的“游戏”，如果不同时被感受为一种迫求，就什么也不是。虽然我们对它的持有并无多少时日，且在十九世纪继承的意识形态里，是为了生产“杰作”、“作品”和“书”，但它无论如何是一种“只和它自身相关”的力量，全然致力于它自身，并且“被缓慢地释放出来”，成为了“缺席的即兴的力量”，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再有什么身份，“引出”了无限的“可能性”（第2页，有改动）。无化的力量？这仍会赋予它一种肯定性。“以其谜样的严格性来理解”，布朗肖宣称，它不如说表现为“一种无名的、消遣的、延异的、离散的关联方式，由此，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首先是上帝的观念，自我的观念，主体的观念，然后是真理和唯一者的观念，最后是书和作品的观念……”（ 第2页）“根本不把书作为它的目标”，它“外在于话语，外在于语言”，外在于书，“标志了书的终结”（第2-3页）。
在“复多的言语”和“极限体验”之后，莫里斯·布朗肖把其作品的第三部分确切地命名为“书的缺席”。他促使诺瓦利斯、兰波、卡夫卡、阿尔托、勒内·夏尔、安德烈·布勒东进入那里。所有这些人，在他看来，或多或少，心照不宣地认可了这一定义：“书：一个无限之运动的通道，从作为操作的书写走向了作为无作的书写；一个迅速阻断的通道。书写经过了书，但不命定于书（书不是书写的命运）。书写经过了书，书写在书中得以完成，哪怕是以消失的方式；但一个人书写并不是为了书。书：一个让书写走向书之缺席的计略。”（第818-819页）莫里斯·布朗肖思想的这漫长迂回，对于我们这些作为他者的读者能够从中汲取的教益而言并非毫无用处：换言之，和世上那些十分折磨人的理论相反，书写首先是追问的力量，是挖空那些看似最为稳固的现实的力量，是不连续性和打断的力量。它不创造什么，也不让任何人充实。相反，它剥离，拆解，毁灭。
这力量通过打破一切的圆环（布朗肖补充说，“圆环之环：观念的总体——它奠定了历史，它在历史中发展，并且它的发展就是历史”[第3页]），邀我们一直走向彼岸。这力量首先责难“话语”：“这样一种话语：不论我们相信自己多么不幸，只要我们还支配着它，我们就仍被舒适地安置在里头”（第4页）。这力量其实从不只被一者支配，但它把存在归于一切之名，并且无名地，如同最后的迫求，“假定了时代的一种根本的改变”（第3页）。换言之：“历史的终结”和共产主义的来临，这总处于共产主义之彼岸的共产主义。在如此的情境下，依照这一视角，“书写”，布朗肖声称，“就这样成为了一个可怕的责任”（第3页）。它其实是“最大的暴力”：“它僭越了法则，一切的法则，甚至它自己的法则”（第4页）。
或许，莫里斯·布朗肖的贡献，他对其读者施展的魅力，与其说在于作者的人格，在于把他变成我们认识的那位作家的种种品质的整体，不如说在于他为思想通道提供的这一完美的传导性，在于这种推动思想的能力，思想征服了他而他也征服了思想，直至让思想超出了其界限。不是通过推理、论证、阐述。而是通过本质之物的跳跃，它把我们抛入了一种直到那时才得以察觉的显明性的中心。这一同样近乎游戏的方法（通过一种一直看到人所能抵达之处的好奇心），属于一场至为严肃的游戏，它让让本质的东西陷入了风险：我们通常的所思，所感，所信。应邀进行一次艰难的精神操练，我们当然没有获得任何文化的油脂，但我们失去的东西，或零碎或庞然，都只是我们为财富而采取的一次笨拙的加重而已。
原文发表于1970年1月第86期的《文学半月谈》（La Quinzaine littéraire）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