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尽劫波，兄弟安在｜｜：读《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有感
题三义塔并序、跋（鲁迅）
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很小时候，就知道这首诗的最后两句，那时候不知序、不知跋也不知全诗，就知道那两句。才知道，这首诗写于1933年。从序与跋中可知，日本的西村博士在一二·八战火中，于上海三义里的废墟中捡到一只受伤的鸽子，带回日本养着。后来鸽子死了，西村博士建三义塔安葬它，向鲁迅求取题咏。鲁迅有感于两国交战，民间却如此善待三义里的鸽子，悉写此诗，期待两国人民“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真是一个善良之举，引发又一个善良的愿望。
写这首诗的时候，鲁迅搬出和兄弟周作人在北京合家而居的八道湾11号已有十年，十年中兄弟之间互不往来，隔膜如初。当鲁迅在诗中把中、日两国人民看成兄弟而不是芳邻的时候，他一定会想到自己失和十年的亲兄弟，他一定会想起很多很多。
二弟目前的状况令人担忧，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地位，让社会、青年对他寄予厚望。而他居然想在苦雨斋躲清静，怎么可能呢！在这个时代，像我们兄弟，做事，固然会成为部分人攻击的靶子；不做，同样会遭到千夫所指。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可是，叫我怎么对他说呢？
想起在三味书屋的时候，带着二弟一起用荆川纸描绣像；为小学友打抱不平去找另外的学友兴师问罪；把零钱凑在一起买闲书藏在楼梯底下；兄弟俩扮演失散的兄弟，“大哥呀”，“贤弟呀”，悲伤地呼唤着相互寻找……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那时候我说什么他都信。
去南京上学后，和二弟依依惜别，鸿雁频传，诗文唱和。假期共同游历，取别号，聊志趣，历历在目。那时候，作人是多么崇拜我这个大哥，他把我写的诗文都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日记上。
后来，我在前面开疆拓土，他在后面紧紧追随，兄弟携手砥砺前行。我到了南京，作人随后也到了南京；我去了日本，作人随后也去了日本；我去了北京作人随后也到了北京。总是我立定脚跟，二弟就跟着前来，让我有一个踏实的依靠，真怀念兄弟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日子。
总觉得，他不仅仅是我的兄弟（虽然这足以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最牢固的纽带），他更是我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知己。我们都是酷爱阅读，是语言天才，不仅古文功底深厚，而且精通多国文字，同样对文化、文学情有独钟。对通过文学改良社会、启蒙思想抱有期待，充满热情。这些共识共愿，让我们兄弟俩从日本到北京，一步步走向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位置。
在日本，我们共同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在北京，作人的拓荒事业《欧洲文学史》也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而我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周作人揽给我的工作促成。我们还带着建人共同出了一本《现代小说译丛》。这只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几个共同的成果，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我们都作诗纪念范爱农，都为《新青年》写稿，都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作人发展的越来越好，我由衷为他高兴。
我是如此爱这个兄弟，知道他喜欢读书，到哪里遇见好书总是寄给他读。在东京，为他的懒散挥过一次老拳，但彼此都知道那是恨铁不成钢。在北京他两次生病，后一次一病就是九个月，我是担惊受怕，既要关照病人，还要替兄弟做很多工作。那都不算什么，只要兄弟身体健康了，都值得。
我在北京为全家安居找房子而奔波的时候，作人在日本享受中国一流作家的接待规格，我们俩都做着仨兄弟合家而居、其乐融融的蔷薇梦。搬进新居，我把当家主人的位置给了作人一房，自己当“守门人”住厢房。这也没有什么，都是兄弟，都在一个院子里，谁住的好，谁住的次有什么关系呢？作人是自由恋爱组成的家，弟媳妇是日本人，幸福的小家就该有最好的住处，也不能亏待远嫁的弟妹。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兄弟之间几十年的亲爱都抵不过一次误解？为什么不给大哥一个解释的机会？为什么共苦的岁月能够手足情深，而兄弟协力让家庭中兴了，却反而要反目、不如路人？度尽劫波，兄弟安在？还有没有机会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作人一定在当年就读到鲁迅的这首诗，以他的学养与对文字的敏感，一定是过目不忘。无论他表现得多么散淡、多么超脱，相信“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两句，不能不在他的心里激起波澜。他也会想很多很多。
假的，都是假的，都是装的！
小时候在外婆家躲难，明明过的好好的，他却不快乐，他总是疑心重，觉得亲戚嫌弃我们。因为疑心重，他很难对人友善。
父亲死后不久，他就闹着要去南京上学，他自己后来说走异路逃异地，还不是因为几个本家要我们家的房子。他倒是躲开了，把压力都留给母亲和我。
在日本他还挥拳打我，说他叫我译书、写文章的事拖着没有做。我一向是个散淡的人，喜欢做的事情我什么时候没有麻利去做？而且我本来身体也不好。
在北京为我生病操心，那是因为我是你的兄弟，难道不应该吗？分房子说照顾我，那是因为我的孩子多，我这一房人多，谁让你们不要孩子呢？
你在上海当什么左翼文坛的支柱、做什么青年的导师，都五十而知天命了，还越发热血起来。你不知道“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别让后人耻笑你。
更有甚者，你把糟糠之妻丢在家里，自己在外面纳妾，且不说你把母亲丢在北京不管，你这是对妇女的大不敬！夫妻尚且如此，还谈什么兄弟！
假的！都是假的！都是装的！
三弟周建人也很快就读到这一首诗。他从小对诗文就不是很感兴趣，却也看了一眼。
大哥又写诗了，受日本西村博士所请，为一只鸽子的冢上塔题铭啊！爱惜动物是美好的情感，值得写。大哥好文采，写首诗对他来说太容易了。
他没有注意到最后两句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此后他也不知道有这两句诗，仿佛他大哥从来没有写过。
他作为新中国当家作主的国家干部，来到北京，以家事不睦为由，不去看望身为政治贱民但受政府宽待居家自处的二哥。建人自己记载，解放初期，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与作人无意间碰面，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停止了脚步。作人颇凄凉地说：“你曾经劝我到上海。”建人说：“是的，我曾经这样期待过。”作人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我。”那是他们在北京的一次偶遇。
在作人心里，建人是兄弟，他才对建人吐一口苦水。而建人呢，没有安慰他，只是在内心一方面责备他不知道自己眼前的身份，没有抱怨的权利，一方面叹息一切都过去了，没法追悔。他的情感，说明他心里肯定没有他大哥写的那两句诗。
1950年1月，建人不得不陪着出版总署的副署长叶圣陶去八道湾11号访问周作人。叶圣陶对这件事情作了详细的记录，周建人从没提及有这一回事。而他在会见中比叶圣陶还要公事公办的态度，让作人的日记中没有提到他的到来。他的态度，说明他心里肯定没有他大哥那两句诗。
除此以外，兄弟同处北京，再没相见。作人失节不假，但他在建人走出八道湾11号之后，一直替建人供养前妻和前妻的儿女。他在和大哥失和之后，曾经和建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通信联系。如果这些建人都忘记了，或者说可以忽略了，那说明他心里肯定没有他大哥写的那两句诗。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读罢周氏三兄弟的故事，再读这两句诗，突然想起这么一句话：“真有学问的人往往是很天真的。”觉得鲁迅先生是真有学问的人。
历史无情，时间有情，天真善良的鲁迅先生一直受到广泛的爱戴，他的二弟周作人的文章学问，对文学事业的贡献也被承认，但他失节之污点永远也擦不干净，他生前也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的三弟周建人因鲁迅遗泽显赫一时之后，暗淡于历史的天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