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百姓无益,也会大大的影响文学的品格。
因为一个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如果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

当然,我想我绝不会为了迎合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高密,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当时,我们就是把许多被打倒的人物扎成稻草人,让他们穿上纸做的衣服批斗半天,然后点上火焚烧,以一种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这种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非常深切的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个面孔的,而小孩如果在外边敢于讲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实际上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愿意说话的孩子,非常绕舌,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放炮”的“炮”,意思就是这个小孩说话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人讲话。后来,我写了一个小说叫《四十一炮》,里边就是一个“炮孩子”,这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尤其是喜欢说真话,给我们家里带来很多的麻烦。因为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的人讲起台湾人正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时候,我就说它那个楼特别好看,这话不得了了。村里的人肯定不会来整治我,但马上就会把我的父亲叫到当时大队的办公室去讲,你儿子今天说错什么话了,我父亲肯定会马上回家收拾我。就是因为我这种多说话和乱说话,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对我确实感觉非常愤怒,经常教育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么多的话?你如果不说这么多的话,难道谁还会把你当做哑巴卖掉吗?你如果再出去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农村以前是没有胶鞋可穿的,穿的都是布鞋,布鞋是用麻绳子缝底的。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我的弟弟也说:“即便是用麻绳子把他的嘴巴缝起来,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开始写作,发表小说的时候,我使用的笔名就叫“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今年前不久在大陆参加了两三个关于文学讨论的会议,去的时候咬牙切齿地说:打死我也说话,但是一旦开会开到半截的时候,就按奈不住地跳起来又乱说话。本来大家高高兴兴的,我一说话,我一说真话,大家都非常尴尬。所以,尽管我起了个笔名叫“莫言”,依然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这种乱说话的习惯,而且因为这种乱说话,带来了很多不好的一些后果。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的宝贵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我想不单是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没有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应该是真实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这种生活面貌。如果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文学来赞美某一个社会,我觉得这种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个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很多小说发表以后,不但当局不高兴,有的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中丑的东西暴露的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真实的面貌暴露的太真实了,当局会不高兴的。当然,很多优雅的读者看到我的某些小说把人性的恶全部袒露无疑的表现出来,他们也不高兴。他们喜欢看一些温柔的,谈恋爱的,舒舒服服的小说,对这种真正能够触及到人类灵魂、暴露出人类灵魂丑恶的一面的作品,他们感觉到很受刺激。我想,我绝不会为了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的文学创作原则。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就是我不可能是因为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种写法,而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所以,讲真话当然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因为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完全像十八和十九世纪那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实、真实地再现生活,我觉得这种作品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有了托尔斯泰,有了巴尔扎克,后来的作家要超越他们非常之困难。我认为,正是因为在现实主义创作领域有了巴尔扎克,有了托尔斯泰这样一些伟大的作家,有了这些难以超越的高峰,才逼得后来的作家另辟蹊径,这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小说,才有了比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才有了卡夫卡,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但是这些小说看起来是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并不是那么真实的表现,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这种夸张,这种扭曲,恰好是像放大镜一样,或者说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的再现了或者突出了社会的某一个真实的部分。我觉得,这并没有违背“写真实”这个原则。就像我们的老祖先——山东的蒲松龄,他写妖,写鬼,写狐狸,看起来是夸张,是变形,是虚幻的,但我想他对社会,人人生的这种暴露,比那种真正的写实小说可能来的更加深刻和集中。
另外就是,校长刚才讲到说:“莫言是一个富有想象的作家,小说语言非常生动。”那么,关于想象力,我觉得我的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就是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因为,人在饥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幻觉。当然,这种幻觉都跟食物有关系,所以你统观我的全部作品,里边描写了一个人对食物的幻象的地方很多很多。写吃的和写喝的的地方很多,然后我写人身体的感觉,写肉体的,写感官的一些感觉的地方比较多。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认为是批评我,而我觉得是在赞美我。
我觉得,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来出发。我觉得,一个小说家在写作的时候,应该把他的全部感官调动起来,就是我要描写一个事物,我必须要动用我的视觉、我的听觉、我的嗅觉、我的触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如果完全一点思想都没有,那我肯定是在疯人院里呆着了,不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话。但是,我认为一个小说家如果思想过分强大,或者说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想的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我觉得也要大打折扣。因为,作家的理性力量太过强大以后,他的感性的力量势必会受到影响。而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那势必就是干巴巴的学生强调。好的小说我认为应该就像一条充满了人气的街一样,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和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温度,让人仿佛身置其中。如果不把自己的全部感官调动起来,那么势必就会把这个小说写的枯燥无味。所以,我的想象力也有,就是刚才讲的自身长期的饥饿,一个人在田野里边……因为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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