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研究

✪史宁｜光明日报出版社

【提要】老舍对“五四”运动的态度研究既往总囿于既成的某些老舍文章观点，特别是长期以1957年发表的《“五四”给了我什么》一文的观点来判定。但通过梳理老舍1949年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章会发现老舍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前后存在着相对矛盾的表述。本文从历史角度重新探讨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时期北京社会环境对老舍心理的影响，尤其注重从民族心理角度剖析时代对老舍产生的影响。相比其他“五四”时期的作 家，老舍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成为新文学阵营中的一个少数派。
    【关键词】老舍 “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 末世旗人

青年老舍

▍一 问题的提出
    既有观点将1917年视为文学革命的肇始之年，其标志是当年1月《新青年》杂志（2卷5号）刊登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被认为是新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也是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随后，在2月的《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三大主义”，对整个封建旧文学宣战，从而把先前胡适的技术层面的工具论上升到革命运动的高度。按照目前既定划分新文学发展的轨迹，1917—1927为第一个十年，是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时期。如果按老舍1926年7月发表首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7年3月发表《赵子曰》的时间来看，老舍刚好处在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末期登上文坛。由此，我们一般习惯将老舍视为“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或称为“五四”新文学巨匠。在新文学已悄然走过100周年的时刻，我们回望历史，重新审视一番“五四”新文学与老舍的关系，以及文学革命对老舍的实际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新青年》创刊号

▍二 老舍对“五四”新文学的态度
    如前所述，若将老舍放在“五四”新文学作家阵营中，必定先要考察老舍自己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态度与看法。老舍一生中也确有某些文章提及“五四”运动，而当我们仔细梳理之后会发现一个稍显奇怪的现象。老舍在1949年前后不同时期的表述中，对“五四”运动的态度显得相对矛盾。
    首先来看1949年之前的表述。以下略引几段。在1934年《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老舍说：五四运动时，我已在作事，不在学生里面，那时出的新书，我也买了些看，并不觉得惊奇。……二十七岁到英国去教学，这是我的思想变化一大关键，若始终在中国，决想不起写小说。①
    在1935年《我怎样写〈赵子曰〉》中他说：
    “五四”把我与“学生”隔开。我看见了五四运动，而没在这个运动里面，我已作了事……可是到底对于这个大运动是个旁观者。②
    而在1936年《我怎样写短篇小说》中，老舍写道：
    这篇东西（指《小铃儿》——作者注）当然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在我的写作经验里也没有一点重要，因为它并没引起我的写作兴趣。我的那一点点创作历史应由《老张的哲学》算起。③
    直到1944年，老舍在《习作二十年》一文中写道：
    在我二十七岁以前，我的职业与趣味所在都是教书与办学校。虽然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我已喜爱文学；虽然五四运动使我醉心文艺，我可没有想到自己也许有一点文艺的天才，也就没有胆量去试写一篇短文或小诗。直到二十七岁出国，因习英文而读到英国的小说，我才有试验自己的笔力之意……④
    至此，我们基本可以了解老舍在1949年以前对“五四”运动的基本态度及其开始文学创作的动因。那就是老舍始终将自己看做“五四”运动的旁观者和局外人。其走上文 学道路的真实原因是到英国接触了西方文学之后所引起的创作欲望。然而，在1949年后的文章中老舍表达了和1949年以前截然相反的态度。例如，在1950年出版的《老舍选集·自序》中他说：
    在我的初期的作品里所表现的是兴之所至，写出我自己的一点点社会经验。兴之所至的“兴”从何而来呢？是来自五四运动。……到了五四运动时候，白话文学兴起，我不由得狂喜，那时候，凡能写几个字的都想一跃而成为文学家，我也是一个。我开始偷偷的写小说。⑤
    除此以外，历来被引述最多的，便是发表于1957年《解放军报》上的那篇《“五四”给了我什么》的文章。
    假若没有“五四”运动，……我绝对不会忽然想起去搞文艺。没有“五四”，我不可能变成个作家。“五四”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感谢“五四”，它叫我变成了作家，虽然不是怎么了不起的作家。⑥
    对比之后我们会发现，1949年以后老舍谈及“五四”运动及文学创作时，已经绝口不提真实的写作经验，特别是不再提及受过西方小说的启发与影响，几乎完全将“五四”运动视为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唯一动机。关于这一现象实际上早已有学者发现并做了分析：“由于时势的变化和个人思想觉悟的'提高’，老舍在1949年以后，经常为他的旧作出版修订版本时，在序、跋中不断地自我检讨自己，自贬其旧作，同时在大量谈论文艺问题的文章，提出跟1949年前矛盾的意见与主张。”⑦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就是，究竟应当采用老舍1949年以前的表述还是之后的表述？如果将老舍涉及“五四”运动的文章全部罗列加以整理，能够从中发现在老舍一生的叙述语境中对“五四”运动这个历史事件的态度经历过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过程，十分值得玩味。实际上，只要考虑到1949年以后国内政治环境的特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制约，我们应当认为老舍在1949年之前的表述相对更加客观，并且符合其内心的真实想法。老舍在1949年之后发出的种种明显矛盾的声音，也正是源自那一代知识分子和作家们集体遭遇的时代困境。如果遵从老舍在1949年以前的观点，他认为自己的文学起步动因并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老舍自身的影响似乎并不很大，起码没有其他同时代作家那样显著。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考量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老舍走上文学道路究竟有没有影响，以及有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三 回溯：从辛亥到“五四”（1911—1919）
    探讨老舍与“五四”的关系，应当联系老舍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与生活环境。通过 整体性场域来探究个体的思想成因是十分必要且客观的一条途径，因此我们在此做一番 回溯，重新审视老舍从幼年到青少年时期的生命历程。我把讨论的范围起点定在了辛亥鼎革，但在此之前，老舍的出生及幼年情况也需要适当做一番简略的查考。
    老舍于1899年2月3日，即清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北京一户普通旗人家庭，隶属于满洲正红旗。父亲是一名皇城护军的基层士兵，每月俸禄是三两银子加春秋两季各一袋（另说为一石）大米。当时全家六口人（老舍出生时他的两个姐姐已出嫁）。以社会阶层来判断，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城市下层的家庭。老舍一岁半时，发生了庚子国变，乃父在与八国联军的战斗中牺牲，全家生计陷入困顿。此后全靠母亲为人缝补浆洗勉强度日。
    相对于全家经济状况的影响之外，父亲去世对老舍个人幼年的心理影响恐怕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父亲去世恰在老舍尚未产生童年记忆之时，因而在他的幼年及整个童年时期，父亲的身份始终是一个缺失的角色。这在一个儿童的初期成长阶段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阴影。由于环境因素，老舍应当是一个精神上早熟的孩子。尽管父亲的角色在老舍的实际生命历程中是缺位的，但父亲的形象似乎经常会出现在老舍幼年的心灵记忆中。从记事时起老舍每年要跟随母亲到城外舒家墓地给父亲上坟。他还会见到家里保存的一块父亲生前执勤时出入的腰牌，上面写着父亲的名字和描述父亲体貌特征的“面黄无须”四个字。母亲在他童年时一遍遍地向他讲述父亲殉国的英勇事迹。“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⑧
    纵观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平，我们会发现其中存在一个人数颇为可观的幼年丧父群体，如孙中山、严复、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钱穆、鲁迅、茅盾、傅雷、徐悲鸿、冯友兰等，这些人中丧父年龄幼者四五岁，长者多在十岁以上，而像老舍在如此幼小年龄的几乎没有。正所谓“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可见幼年丧父在老舍身心上的影响似乎要远大于其他人。这也是老舍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
    1905年，老舍在父辈好友刘寿绵的资助下进入私塾读书，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及《地球韵言》等传统的蒙学读物，时年六岁。而就在同一年，清廷宣诏自1906年开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被废除。府厅州县先后于乡城各处遍设蒙小学堂。老舍在这个“改良私塾”念了三年多，即转入京师公立第二两等小学堂。紧接着，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民国肇建。
    历史学上一般将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当做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而将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的颁布视为清帝国结束的时间。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人建立的封建王朝，在一夜之间不仅结束了近三百年的统治，而且终结了自秦代以来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全国改行民主共和政体。这种易代之际的巨大变革对老舍这个末世旗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老舍算不算清代遗民？
    遗民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每当遭逢易代之际，便有少数人为了表达对故国旧主的眷恋，选择自我放逐或反对的方式面对新朝，他们的举措便被视为“遗民”。如周初的伯夷和叔齐。再如南宋诗人陆游，其大量诗篇的情感基调几乎都可以用诗句“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来概括。陆游是身在南宋而心系北宋故国。而清遗民则在历史上又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我们来看看习见中清遗民的代表一般都特指哪些人呢？除了以溥仪为首的逊清宗室之外，康有为、张勋、王国维、罗振玉、辜鸿铭、林琴南、张謇、徐世昌这些人都可以算是比较典型的清遗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所谓“遗民”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遗民在心理上一定是忠于旧主。上述所列的历史人物无一不是忠于逊清皇室的代表。第二，遗民大体上属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清遗民的概念总是用另一个词来代替，即遗老遗少（或遗少遗老）。通过这两个特征来判断，老舍似乎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清遗民。他日后在自己的文章著述中从未流露过对清室的任何眷恋与忠贞之情。另外，辛亥革命之际他的年龄在12岁上下，并不能算士大夫。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老舍的民族身份问题，则情况似乎仍有商榷的可能。
    早在辛亥革命五六年以前，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高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其中对满族统治者有如下表述：
    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洲汉军人等，如悔司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⑨
    可见，晚晴的统治者和满族群体的形象一直在被丑化与妖魔化。清末以来，汉族民间社会排满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这种民间的反满排满情绪大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也就是清廷覆亡前的最后几年。特别是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相继过世，宣统政府的权力中枢实际由其父摄政王载沣来担任。然而载沣实在缺乏一个政治领袖的天赋，其最大的政治缺陷是缺乏大局观念而且遇事优柔寡断。他的收权将清末新政的果实白白断送，且加剧了满汉畛域，底层人民的反清排满声浪开始迅速蔓延，最终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清帝被迫退位。
    辛亥鼎革，作为统治阶层和“首崇满洲”的旗人特权一夕间不复存在，满族全体很快沦为下等公民。原有的民人阶层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样极富煽动性的大汉族主义口号之下，仇视旗人的声音不绝于耳。当时满族人多被充满敌意地称为“满洲贱族”“野番”“鞑子”“满狗”“封建欲孽”，甚至被贬斥为“亡国奴”。⑩辛亥易代，大体上是全国整体范围和平过渡中实现的权力更迭，特别是在首善之区的北京，更是俨然清帝效仿古代君王的禅让美德而做出的退位之举。因此北京本土的易代革命并没有发生太多的暴力冲突。纵观全国其他地区的驻防八旗，在易代之际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顽强抵抗，损失惨重；二是短暂抵抗，随即投降；三是和平转变。其中西安、福州等地属于第一种情况。特别是西安。老舍夫人胡絜青晚年曾经谈到一件事。辛亥革命的时候，西安出现了汉人对旗人灭门屠杀的惨剧，老舍有一门远房亲戚是西安的驻防旗人，全家老小全部罹难，后来老舍家人闻讯，心里非常恐惧和痛心。此事据说成了老舍一生的心理阴影。⑪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老舍首要的影响是民族情绪的挫伤。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何日后老舍在创作《四世同堂》时，尽管远离故土仍然能够饱含深情地描绘着古都子民在日寇铁蹄下的真实生活。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市民又一次做了亡国奴。对于一个内心极度敏感的作家而言，无疑能够重新勾起童年时代内心深处的巨大创伤。诚然，前后两种亡国奴的历史涵义并不相同，不可等量齐观。

接下来便是行为与思维方式上的变革。民国肇建，政府号召剪发易服。辫服之易重在“辫”字。相较而言，服装的改变似乎没有辫发的象征意味显著。清朝近三百年的统治，让那条长辫形成了不少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必需品，而辫发在满族人的心中更是一种身份与符号，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实早在辛亥革命之前，民间已屡有剪发的倡议。清廷鉴于形势，不赞成也不反对，是一种默许的态度。许多留日学生及闽粤一带的进步人士均率先剪掉辫发，以示革新。辛亥革命后，革命党将辫发视为满洲专制统治的象征。民国元年三月五日，孙中山即颁布了一项措辞严厉的剪发令，命令限二十日之内一律将辫发剪去，否则按违法论。于是，清初曾经在全国范围严厉执行的剃发令在两百多年后再一次戏剧般地重新上演。
    紧接着，旗人社会中又被迫开始了冠姓改籍的运动。因社会上的排满浪潮，许多旗人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旗人原本的习俗中往往称名不举姓，在各自的名字前不加姓氏。如老舍父亲牺牲后在政府颁发的官方抚恤名单中称作“永寿”。辛亥革命后，世风大变，旗人为了避免可能遭遇的歧视纷纷冠以姓氏，许多满族特征较鲜明的姓氏者甚至直接改换了他姓，并加入汉族籍贯，彻底抹掉自身的满族印记。因此老舍在小学和中学的学籍记录上出现的名字是舒庆春，而不是庆春。以致在老舍逝世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于老舍的满族老姓依然不详，最终成了一个饱受争议的历史谜题。
    最后，则是辛亥鼎革给旗人带来的经济冲击。

《庚子京师褒恤录》

庚子年老舍父亲永寿牺牲后，一家的经济来源大体丧失。《庚子京师褒恤录》中提到：“（阵亡者）均著照护军校阵亡例从优赐恤。”⑫按照清代八旗制度的规定，阵亡旗兵的孀妇可拿到原来“钱粮”的半数，作为抚恤赡养费。老舍母亲在丈夫死后，按理每月也能得到饷银一两五。然而自从清廷向列强交付巨额庚子赔款以后，国库严重空虚，下发的“钱粮”时断时续。同时衙门愈来愈明目张胆地克扣穷旗人，也是常事。每到衙门放“钱粮”的日子，一旦饷银数额不足，便常常优先正身旗人来发，孀妇们就难免要遇到冷落。因此老舍家每月大体也只能拿到一两左右的银两，这还属于较好的时候。一两银子要养活五口之家终归还是杯水车薪、艰辛备至。辛亥革命后，政府颁布的《清室优待条件》中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牟俸饷，仍旧支放”的规定，但其后的历史证明，这项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大批八旗子弟失去了“铁杆庄稼”，流离失所，沦为城市底层市民。比老舍更早的一位旗人作家穆儒丐在1923年曾写过一本小说《北京》，细致地表现了辛亥革命后北京旗人的悲惨遭遇，可供参考。具体到老舍一家，1913年老舍考入北京市立第三中学半年后因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即是家庭经济迅速滑坡的直接体现。

《清室优待条件》

综上所述，老舍尽管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清遗民，但作为一名普通的末代旗人，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必然与其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最关键的是民族身份的丧失与民族心理的挫伤，以及实际生活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对老舍而言，一定是弊大于利。老舍对这场革命的态度也必然是负面多于正面。
    1913年7月老舍考入北京师范学校读书。北京师范学校初建于1906年，最早称京师第一初级师范学堂。1912年改组为北京师范学校。采用五年学制（一年预科，四年本科）。老舍1913年7月考入该校，是建校后的第四届，改组后的第一届学生。从老舍就学时的课程设置看，既有传统的修身、国文、习字课，又有比较新式的教育、英语、博物、理化、法制经济、图画手工等课。其中传统的国文和读经并重且课时最多，可见老舍在师范学校读书时接受的文学场域仍然是传统的古代汉语言文学。老舍自己曾说：“因为读过古书较多，所以国文成绩，比较好些。课余之暇，仍然读习古文”，“师范学校的功课与中学差不多，可是多少偏重教育与国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⑬据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的同学段喆人回忆：“那时，他很喜欢作诗，在方校长和宗老师的指导之下他写作旧诗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记得他喜欢读《十八家诗抄》和《陆放翁诗集》。每次老师把作文批改以后，总是按优劣次序搭成一摞发给全班，老舍作文总在最前几名。”⑭引文提到的方校长，名方还，是老舍就学期间北京师范学校的第二任校长。江苏昆山人，是前清进士（一说为翰林），具有极高的国学造诣，古文及诗歌写得很好。宗老师名宗子威，江苏常熟人，诗词造诣很高，是老舍三年级开始的国文教师。从目前能看到的登载于1919年4月《北京师范校友会杂志》上留下的九首旧体诗与一篇古文来看，它们应为老舍在师范学校学习古文与古诗的习作，而且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可见老舍在青少年时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素养已经不低了。
    当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已经进入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中华民国并不太平。从1913年起，历经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以及后来以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为代表的北洋军阀之间连年不断的征伐与乱局。其中许多历史事件均在北京发生，老舍都曾耳闻目睹。这便是后来他在《四世同堂》开首所描写的景象：“一会儿九城的城门紧闭，枪声与炮声日夜不绝；一会儿城门开了，马路上又飞驰着得胜的军阀的高车大马。”⑮老舍对这些事件的态度，我们或许能通过老舍在学校期间编演话剧《袁大总统》窥探一二。据同学回忆，此剧是老舍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讽刺剧，因学校老师及时制止而取消。可见尽管由于师范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严格，严令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但是老舍以敏感的性格仍然对时政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件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

火烧赵家楼后被营救的纵火学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后世史家将“五四”运动视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野。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中国近代史时期，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视为中国现代史时期。可见这场运动对中国历史整体发展走向的重要性。以往我们对这场运动始终笼统地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仔细查考历史后会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包含两个并不相同的事件。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一个是“五四”运动。前者是一场文化和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后者是一场由学生抗议活动引 发的爱国运动。在文学史的叙述中，将1917年的文学革命视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在宏观的历史学视角中，1917年的文学革命只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以外，还有国语运动、妇女解放问题的讨论等，都是这场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当年的老舍究竟产生过何等影响。
    现在我们以前期新文化运动（1915—1918）为对象来探讨老舍与其之间的影响。1915—1918年这个时间范围基本与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的时间（1913—1918）相吻合。上文已经提及，老舍在师范期间接受的是传统的古文教育，并在师长的培养下于古典诗文方面达得了很高的造诣。而初期新文化运动最突出的一个口号就是推翻旧文学，提倡白话文。新文化运动实际是对旧文学及旧文学形式进行很激进地批判。在“打倒孔家店”这个宏观的题旨下，具体提出对清末以来的桐城派的文体进行批判，甚至还远溯萧统及唐宋古文，形成了一个极端的口号叫做“桐城谬种，文选妖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钱玄同还更为激进地提出废除汉字，改用罗马字母替代汉字。其实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最大问题一是对传统文言文及旧文体的彻底否定；二是盲目引进照搬欧化语法。显然这种所谓的白话文运动太过激进，将传统文化良莠不分地一概打倒，而且提倡全盘西化。对于老舍自身而言，身为北京的底层市民阶层，在极其偶然的契机下有机会接受正式的传统教育，并且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能够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上彰显自己的写作才华，并获得了师长及同学的赞誉。本来应当引以为傲的成就在一夕之间变成被批判的对象，恐怕老舍内心对这场运动是有所介怀的。从庚子国变到辛亥鼎革，再到新近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在国是日非的背景之下，老舍早年的成长经历仿佛将他始终置于被侮辱与损害的境地，而且历次运动似乎都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重要保障。像老舍这样的京城旗人，在民国初年的精神状态普遍不会很振作。他们对纷至沓来的种种激进浪潮，都刻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更愿意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也是老舍在前期新文化及后来的“五四”运动中一个基本态度。在白话文运动过程中，同时还有多种保守势力对打倒文言文发出过激烈的反对之声。从最初的林纾，到后来的“学衡派”与“甲寅派”，都对新文化运动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从各自的角度阐释不能彻底废弃文言文的道理。结合老舍自身的教育背景，或许能从这些反对声音中获得更多的认同。
   1919年的“五四”运动爆发之际，老舍已在北京第十七高等小学兼国民学校（今北京方家胡同小学）担任校长将近一年的时间。5月4日当天是星期日，老舍像往常一样住在学校内的宿舍里，丝毫不知道当天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才听说前一天发生在天安门的学生运动。身为代表政府教育系统的一校之长，尽管刚刚20岁年纪，但他早已不属于参加游行示威的青年学生的群体，因此老舍不可能与当时的青年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上。再加上前面提到京城旗人的身份，使老舍对社会上涌现的各种激进风潮都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典型的旗人式的守常持恒便是老舍日后所说的，“成了这个大运动的旁观者”。所以，前期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文言文、打倒孔家店这种思想启蒙运动对老舍影响甚微。而“五四”运动引发的反帝爱国意识也没有对老舍产生多大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老舍反帝爱国意识的生成并非源于'五四’运动，其创作中的反帝爱国主题也不完全受'五四’文学影响，因为反对帝国主义几乎是他与生俱来的情绪。老舍父亲死在抵抗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血战中，他自己也险些丧命于侵略者的屠刀之下。”⑯
    “五四”运动之后的后期的新文化运动时期（1919—1923），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迅速传播的阶段，而老舍恰好在这一时期（1922年）选择加入了基督教。老舍没有从众受社会主流思潮的影响而是选择宗教，更是表明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始终保持着距离，始终“自觉地”处于历史“旁观者”的视角。

▍四 结论
    综上所述，结合老舍自身成长经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对老舍文学思想的影响可以说微乎其微，老舍走上文学之路也非这场运动的直接影响。而文学革命本身所产生的最大弊端，即离开改造产生封建思想的社会环境的革命实践，仅仅依靠少数精英的呐喊，依靠有限的宣传手段，使当时的文学活动也只限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没有可能普及到普罗大众中去。启蒙解决了接受者的工具问题，但接受者主体问题没有解决。这一任务直到日后老舍在英国从事小说创作以后才真正得以逐步完成。

注释
①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9页。
②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老舍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67页。
③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全集》第16卷，第191页。
④老舍：《习作二十年》，《老舍全集》第17卷，第417页。
⑤老舍：《老舍选集·自序》，《老舍全集》第17卷，第520页。
⑥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老舍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37页。
⑦王润华：《老舍小说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5页。
⑧老舍：《神拳·后记》，《老舍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618页。
⑨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81—84页。
⑩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31、34页。
⑪关纪新：《老舍与满族文化》，第38页。
⑫王守恂编：《庚子京师褒恤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第187页。
⑬老舍：《我的创作经验》，《老舍全集》第17卷，第67页。
⑭郝长海：《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老舍评说七十年》，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第81页。
⑮老舍：《四世同堂》，《老舍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⑯石兴泽：《老舍文学的构建与“五四”文学传统》，《东岳论丛》2003年第2期。

来源：《中国文化研究》2021年春之卷
配图：满学工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