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一味地取悦学生，不是大学教育应有之道
最近陪女儿打羽毛球，深感这是一个技术活儿，每个球都要喂得恰到好处，而且态度必须积极向上，要随时送上鼓励和肯定，比如“好球！”或者“真棒！”。每当此时，我都会一边痛恨自己的“丧权辱国”，一边想起J.K.西蒙斯在《爆裂鼓手》中说的台词——“再没有哪两个词比good job更有害了”。
“娇惯的心灵”是互联网世代通病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原标题是《娇惯的美国心灵》，中译本删去“美国”二字，或许是在暗示这是环球同此凉热的共同难题。当然，我们万不可被“娇惯”一词误导了思路，无论美国还是中国，今天的孩子都不再是传说中的“小皇帝”，从小到大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大多数孩子并没有一个轻松的、随心所欲的童年。也正因为此，在海特和卢金诺夫看来，问题首先出在家长、老师和学校管理者这里，是他们在教育过程中陷入到不自觉的谬误中，让年轻人养成扭曲的思考方式，进而变得脆弱、焦虑以及更易受伤害。
三种正在广为传播的错误观念
以“脆弱人设的谬误”为例，虽然地球人都知道“温室里的花朵”是一个贬义词，但是为人父母者却常常忘了这个常识，只要孩子远离视线、脱离保护，就会忍不住地开始胡思乱想，哪怕理性告诉你，发生坏事情的概率微乎其微，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设想最坏的可能性。作者相信，正是这种保护孩子的“良好意图”与夸大危险系数的“错误观念”，导致了青少年的脆弱心理。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安全”这个概念悄然发生了“概念渗透”，从“身体的安全”演变成 “情感的安全”。作者指出，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安全通常指的是身体的安全，要求汽车必须配备儿童专用座椅，移除一切可能造成意外伤害的危险源。
可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却从身体拓展到了情感。2014年欧柏林学院向本校教职员发布指导章程，要求在与学生交流时，教授应该使用这名学生所认同的性别代词（例如对那些不想被称之为“he” 或者 “she” 的学生，就要用“zhe”或者“they”），否则就会“在课堂上有损甚或危及学生的安全”。显然，这里出现了不恰当的概念渗透，校方错误地将安全与情绪混为一谈，进一步的，在评估创伤时把受害者的主观体验变成了关键标准。虽然这些举措有助于保护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却不恰当地强化了受害者心理。
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家马克·里拉举过一个类似的例子：“课堂上的对话过去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A，我的论据如下。如今换成了这样的说法：以A的身份发言，你的想法B让我感到被冒犯了。”显然，前一种对话模式让人们聚焦理性与逻辑，通过提交更好的论证来说服对方、理解彼此，而后一种对话模式则把身份作为标准，把重点放在情感的伤害与冒犯之上。
发生“概念渗透”的词汇除了“安全”还有“暴力”。海特与卢金诺夫指出，在安全主义的文化还没到来时，暴力一词就是指身体的暴力，但现在却被用来指代一切冒犯性的言论，“无论何种言行，只要有人将之理解为'对社群弱势成员造成负面影响’，不管其本意如何，都可以被称作'仇恨言论’”。按照“言辞即暴力”的逻辑，仇恨言论就是暴力，因此最正当的反应方式就是以暴易暴。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汉娜·格雷曾经指出：“教育，就其本意而言，不是要让学生感到舒适；它意在教会学生如何思考。”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在观念和思想上冒犯学生而非取悦学生，才是大学教育的应有之道。
解开 “封闭的心灵”三原则
一定会有人说，这些原则既卑之无甚高论又没有可操作性，到底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呢？对此我的回答是，所谓常识就是那些人们了然于胸但又常常熟视无睹的道理，心理学家帮助我们了解这些认知上的盲点与误区，但是他们并非先知和巫医，无法开出药到病除的灵丹妙药，所有的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认知扭曲导致的心理疾患，只能通过点滴累进的日常努力才能逐步地改善之。
昨天打球的时候，女儿对我发出灵魂拷问：“我发的球，为什么你总是接不住，你发的球，我都可以能接到？”我顿了一顿，告诉她说：“那是因为你发的球很差，我喂的球很好。”
文章来源：雅理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