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福建民间“收养之风”盛行，即通过抱养、过继（房）、顾香火等形式让孤寡的族人得到香火延续或让家族人丁更加兴旺。

养男、螟蛉子也称“养子、义子”，属于抱养形式，其名分虽有别于亲子，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奴仆，而是一种特殊的家庭成员，其家族地位与亲子相当或更甚。明清时期，福建民间收养义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习俗，而各个家族收养义子的目的也不尽相同。

那么，福建家族中的养男、螟蛉子都有什么性质，他们又扮演了哪些角色呢？

香火继承

福建民间各宗族对于血缘关系的延续十分重视，严格说是重视男子的血缘嗣系。宗族希望每一位族人都有后裔祀奉香火，同时也有义务使每一个族人都能保持香火不断，后继有人。

虽然明清时期的男子可以娶妻纳妾，繁衍子嗣，但那也是名门贵胄的专利。寻常百姓中，一生清贫者无数，能够娶得一妻已是知足。介于当时的各种条件，这种寻常夫妻出现不育的现象也时常有之，因此为了香火继承，收养义子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比如，康熙四十八年，候官县林胤昌在《遗书》中写道：“立遗书父林胤昌，前娶九都余氏，到门十载，并未添一男女。昌年已近四十，其弟又未完亲，且家贫不能再娶。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尚在血下，方才三日，名为午使。”

从《遗书》中可见，林胤昌因妻子不育，又无能力续房，只能抱养董家的孩子作为后继。这是最不得已，也是最简单的延续香火的方法。

承担风险

明代后期，福建沿海地区的商业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尤其是海上贸易。以前的海上贸易谋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风险重重。因此，许多从事贩海通夷的家族都不愿意自己的亲儿子去冒险，而这些危险的事情就通过收养义子去承担，亲儿子则可安享清福。这种风俗一直持续到了民国时期。

《闽书》卷三八《风俗》记载：“海澄有番舶之饶，行者入海附货。或得窭子弃儿，抚如己出，长使通夷，其存亡无所苦。”

崇祯《海澄县志》的《风俗略》中也有记载：“生女有不举者，间或以他人子为子，不以窜宗为嫌。其在商贾之家，则使之挟赀四方，往来冒霜露，或出没巨浸，与风涛争顷刻之生，而己子安享其利焉。”

由此可见，有些家族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收养义子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家族产业承担风险。事实上，福建的家族中，尤其是商富户之家，亲生儿子通常娇生惯养不成材，义子反而更加出色。因此有时候，义子在家族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一个家族的盛衰命运也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明清社会是一个相互割据、对抗的乡族社会，宗族男丁的兴旺与否，直接关系到宗族势力的强弱，宗族拥有众多的男丁，就意味着在社会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优势。因此，福建各宗族往往通过收养义子的形式来不断壮大自己的男丁队伍。

清朝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俗尚》载：“闽人多养子，即有子者，亦必抱养数子……或藉多子以为强房。积习相沿，恬不为怪。”

《同安县志》载：“同俗向喜乞养他人子，及子复生子，遂混含不可究诘。始多出于巨乡大族强房者为之（嘉道前械斗盛行，乡人恃丁多为强之流弊），后则竞相仿效。”

由此可见，明清时期，福建民间收养义子之风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宗族势力发展的需要，具有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

因收养义子之举与福建家族注重血缘系统、世系源流的初衷相违背，也遭到一些士大夫的指责。

道光《厦门志》卷一五《风俗记·俗尚》载：“夫于礼曰乱宗，于例断宜归宗。宗支紊乱，何其不之察也。数传而后，并不知为谁氏子孙矣！”

周仲瑄《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载：螟蛉“有父无母，悖义伤伦，抑又甚矣。古人无子，必择同姓之亲者而继之；今以非我族类之人承祀，他日能歆之乎？”

为了使这种变通的继嗣关系与宗族的道德原则相适应，福建许多宗族不得不重新制定血缘的继嗣标准和族谱的记载条例，以承认收养义子在宗族续嗣上的合法性。比如，在螟蛉子载入族谱的规定。

光绪年间，晋江县《虹山彭氏族谱》的《新订谱例》记载：“螟蛉异姓，旧谱所戒，然近乡巨室，所在多有。即以吾族而论，亦相习成风，而生长子孙者，实繁有徒，若概削去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且不慎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兹特变文起例，凡螟蛉异姓为嗣者，书曰'养子’。”

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部，“养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家族的发展也离不开养子的贡献。因此，为了宗族长远的发展，宗族组织修改养子入族谱的规定，既不违背宗族的道德原则，也使得收养义子之风得以延续。

收养养男、螟蛉子是福建和台湾地区独有的养子制度，这种制度在其他省份是少有绝无的，这与福建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寻求发展的家庭组织，弱肉强食的社会变迁，种种因素、种种目的之下，产生了“收养之风”的盛行。

这是一种风俗，一段历史，更是一种文化。虽然这是一种陋习，现今已被摒弃，但是通过此文，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福建先民们的点点滴滴。#福建#

文/福建本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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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方宝璋：《闽台民间习俗》

陈支平：《福建历史文化简明读本》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