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结核第一药链霉素问世的“幕后推手”
1882年3月24日傍晚,当Robert Koch在柏林生理学会完成关于结核病病因的演讲后,拥挤的会议室中一片沉寂。听众震惊于他的发现——导致肺结核的竟然是结核杆菌。这促使Koch在1905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之后出版的文稿中,Koch强调:“在未来,对抗这种可怕的瘟疫,我们面对的不再是未知的东西,而是可触摸的’寄生虫’。”
但治疗方法直到六十多年后才被研发出来。1943年,土壤微生物学家Selman Waksman和团队发现了一种抗结核杆菌的抗生素——链霉素,这是第一个能有效治疗结核的药物。
虽然在实验室已经证明了链霉素的有效性,但Waksman意识到如果想让这个发现对世界有价值,要找一个合作伙伴来扩大生产,让产品适用于人类。因此他与默克公司签订协议,生产临床用的链霉素。
随后,英国医学会在1948年进行了关于链霉素治疗结核病的第一个大型临床试验,结果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
Waksman 成了抗生素治疗结核病的世界领先权威,1952年即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950年,他曾作为唯一作者撰写链霉素和新霉素的综述并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
按说,这种学术研究人员和医药公司的合作关系减轻了人类的巨大痛苦,理应值得效仿,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近20年来,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的不良行为频频见诸报端,那些和企业有瓜葛的科学家们已经很难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社论或综述。人们担心他们已被制药企业收买,只要拿了钱,就算是举世公认的专家所提出的建议也被认为掺杂了利益纠葛。
但是,将学术研究和企业分开真的对我们有利么?相信很多人并不这么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世界经济论坛、盖茨夫妇基金会、维康信托基金会和美国FDA均鼓励学术和产业互动,为患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价值。
医师、科学家和企业的合作在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中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抗埃博拉病毒疫苗的例子就很有说服力。目前所有在研的候选疫苗均来自学术机构、企业、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和病人的合作。
没有哪个医学领域的诊疗已经好到极致,真正的改善只能靠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