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翻译到底怎么了?

优质中文作品难觅海外译著

中国文学走出国门需大力改革

（《参考消息》 2020年11月19日 第9版 ）

美国拉德伊网站10月19日文章，原标题：中国文学翻译到底怎么了?（作者迪伦·利维·金）

每年年底，当中国的杂志、报纸和门户网站发布年度最佳图书排行时，就会提醒我们，中国人所读的书与世界各地读者读到的从中文翻译过来的书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別。

看一眼2019年豆瓣网站上的中文最佳小说排行榜，我们就会发现，除了广为人知的中国间谍小说《解密》的作者麦家，榜上还有许多外国读者几乎闻所未闻的作家，例如网络作家长洱、巫哲和青少年小说作家袁哲生。

纸托邦（一个总部设在英国、专注于向世界推广中文写作的组织）同年的中翻英最佳译著榜单看起来则截然不同。虽然没有人指望两份榜单上出现同样的书，但这表明国际读者希望看到的是一种类型完全不同的书。

我最近在弄蔡崇达的回忆录《皮囊》的译本，这本书被比作福建人的《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售出了数百万本，但是这部关于青春期的风格质朴的作品的译著却不好推销。

同样，像王占黑这样描写21世纪头十年的上海和数字时代的作家对于希望了解中国的读者来说也没有多少吸引力，尽管她是中国最成功的年轻作家之一。刘天昭的自传体小说《无中生有》和孙频称颂千禧一代的作品在中国国内都很轰动，但国外出版商都没有给予多少关注。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很少有中国文学被翻译成英文——事实上，很少有被翻译成英文的小说。

根据《出版商周刊》的数据，中文小说的英文翻译量已从2008至2017年平均每年约10本书，增加到2018和2019年的约20本书。从日文小说来看，2008至2017年平均每年出版约25本，2018年58本，2019年37本。韩文小说每年大约有7本被翻译成英文。

少数确实被翻译成英文的著作读的人很少。许多书籍都是由学术出版社或小出版社出版，没有钱用于推广。很少有大出版社评价这些书。

暂且撇开悲观主义和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心态，翻翻纸托邦最近的一些翻译作品榜单就会发现，很显然在当代中国的小说中可以发现很多东西。由韩斌翻译的颜歌的《我们家》令人耳目一新：它是一部以四川为背景的家庭“肥皂剧”。这是一种新式的家族传奇故事。这是莫言有关山东农村的故事的读者所熟悉的。

贾平凹是过去一个世纪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但他的书几乎没有被翻译过，直到近几年才突然涌现出一批。第一本是葛浩文翻译的《废都》。接下来是韩斌翻译的关于西安农民工的小说《高兴》，以及同是由韩斌翻译的一本令人心碎的小说《极花》，后者讲述的是被拐卖到农村沦为生育工具的年轻女性的故事。

中国的科幻小说因放弃传统出版方式而繁荣发展。《克拉克世界》杂志通过众筹方式翻译并出版了陈楸帆和夏笳等作家的作品。他们的书是多年来出版的最令人激动的作品。《怪诞杂志》刊登了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陈楸帆、夏笳、郝景芳的作品都是由刘宇坤翻译的，这是一位翻译大家，刘慈欣和《三体》的流行要归功于他。

正如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的译者马特·特纳曼最近所说，翻译是文化交流最有意义的领域之一。因此，随着我们进入中西方关系的新时代，所有迹象似乎都表明，中国文学翻译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