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旗话讲故事【第9期】：人生没有草稿：从抗日特工到塞北乡医（下）
主播：小娟
文字作者：夏立峰（学虎）
中旗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早上好！今天咱们播出的内容依旧节选自夏立峰的《人生没有草稿：从抗日特工到塞北乡医》。
上一期，在社会动荡、中华大地的灾难来临之时，父亲弃笔从戎，毅然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接下来，我们一起听听父亲作为塞北乡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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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草稿：从抗日特工到塞北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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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从北京出发，拖家带口来到今内蒙古察右中旗巴音乡。安顿下来之后，他就主动到公安局对自己的历史作了如实交代，随即被定为“旧军官”。1951年土改时定成份为贫雇农。1952年担任不脱产保健员。这对来自南方的中年夫妇（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金陵女子学校的高材生），带着三个孩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生活极其艰难。好在他们有着较强的生存能力，在气候、语言、日常饮食、各种农活儿等方面，慢慢地全都适应了。听母亲讲，最初她是分不清麦苗与韭菜的，更别说区分谷黍苗与杂草，她也曾被耕地的黄牛吓到过。最有趣的是母亲第一次锄地的时候，锄掉的全是糜谷黍苗，留下来的却是杂草苗，引得村民们哭笑不得。还有，在锄小田杂草的时候只能蹲着干活儿，但是母亲蹲不住，只好跪着锄，结果把锄草后的禾苗全都压倒折断了，也是让人无奈。至于场面（打谷场）上的活儿就更不会了。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吃到过母亲蒸得碱放得恰到好处的馒头，不是放多了就是放少了，要不就是“花狸猫” ，现在想想，这一切也真是难为了母亲。一个是国民党军官，一个是城市里的娇小姐，在这塞北的新家，他们努力地学习适应这里的特有气候、这里的春种秋收、这里的风土人情。
他们的生活直到1954年才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年秋天开始，父亲先在铁沙盖诊疗所担任医生，后又调到三道沟联合诊疗所担任医生兼会计。1958年冬，整风运动后调回巴音卫生院任医生。1960年在中旗医疗卫生进修班进修后，定为医士。父亲的文化基础好，学习能力强，他充分利用这次进修机会来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从理论上得到全面提升，为以后的医疗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他的诊疗水平不断提高，个人名声也不断远扬。1963年10月起，他又兼任了巴音卫生院的会计。好景不长，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深入扩大，1965年7月父亲被重新改定为“历史反革命”，在机关监督工作。同年10月1日被下放回家，接受农村劳动改造。从此开始了精神与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直至1973年离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的处境更加不幸。从我二伯的遭遇就可窥见一斑。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支援边疆建设，1959年我二伯一家从上海调到了甘肃兰州，这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只因为其母是日本人，竟差一点命丧“造反派”之手！二伯尚且如此，何况我父亲？因为父亲干不了农活儿，所以他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正式职业就是“猪倌”——为农业社放猪。另外还要利用其他时间，尤其是晚上，与村里的“黑五类”人员一起义务为农业社清理羊圈，为农田拾肥（捡拾动物粪便，堆在一起发酵后就成为种地的上好肥料）……除此之外，他时不时地还要参加批斗大会，接受贫下中农的批斗。值得庆幸的是，父亲是大夫，方圆十里八村的人们生病了，免不了要找他治病，哪怕是三更半夜，随叫随到，再加上父亲品行温厚，为人谦虚，因此很受村民们的尊敬，所以在批斗时，他基本上是陪斗，身体不怎么受摧残，但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父亲被下放回家劳动改造后，因为他在卫生院的时候看病看得好，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找他看病，当然全部都是义务的，不收任何费用（以针灸为主，需要用药，父亲会开处方，医院药房是认可的，病人家属自己去买）。在这一时期，有一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父母和我们兄姐四人（大姐已出嫁）居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很是拥挤。巴音乡东卜子村有位人称“二大妈”的妇女患了一种疑难病，四处求医无果，最后找到了我父亲。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二大妈的儿子姚亮用驴车把他生病的母亲运送到我家，吃喝拉杂，一住就是一个多月，我的哥哥姐姐每天晚上不得不外出借宿。尽管如此，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全家人也不敢说一句埋怨的话。经过父亲的用药外加针灸治疗、悉心调理，病人竟奇迹般地康复了。后来她还当选为全国劳模，去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表彰与接见。为此我特别为父亲感到骄傲自豪！还有一件事，让当时年纪还很小的我感到很害怕。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夏夜，正当劳作了一天的村民们渐渐进入梦乡的时候，家门被人敲响，住在村子最东边的一户人家的老母亲突发急病，请我父亲马上过去看看。父亲二话没说，立马起身穿衣，带上针灸包，与来人一起匆匆赶到病人家。由于诊治及时，病人的病情很快就稳定住了，父亲根据病人的病况，安顿了家属一些注意事项后就起身回家，准备接着休息。令我有点害怕的事情就发生在返家途中。黑漆漆的夜晚没有月光，当时根本也没有手电筒这一说，村东几户人家与我家之间有一段没有人家的空地，而这段空地的中间有一条通向“后湾”（村里的一块滩地）的路。父亲居然被一团“鬼火”（次日他自己说，误以为是自家的煤油灯光）一直引领到了后湾的一口水井旁！幸亏打井时挖出的土仍然堆在井旁，他才在黑暗中被挡住了去路，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父亲一个和炸药打了十几年交道的人，怎么会被一团“鬼火”差点带入野地的水井中呢？我想，除了天黑，他可能是累了，不光是因为没睡好觉，更重要的，恐怕是心累吧。
1973年底，父亲逝世。父亲来到内蒙后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村里，给人看病从未中断过，经他治疗恢复健康的人不计其数，这么说吧，方圆十几里之内的人家，绝大多数都找他看过病。因此出殡那天，全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派人到父亲灵柩前烧纸祭奠，其他村庄的人们也是成群结队过来凭吊。我当时虽小，但看到众人无一不真诚悲痛，无一不感激父亲的医治，之前深夜无数次被病人家属吵醒的怨言在那一刻烟消云散，这一幕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也为我的人生观定下了基调。后来懂得多了，才逐渐明白，以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父亲的身份而言，那样葬礼的场面实属罕见。都说人走茶便凉，可谁的心又不是肉长的呢？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太多太多，显耀过，平凡过，激昂过，哀叹过......他一生辗转全国各地，在数十种身份定义中来回切换，时代与生活给他出了一道道“考题”，只可惜，人生没有草稿。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他很少有机会从容地打草稿去准备，能做的，便是尽力去“即兴发挥”。不论做什么，都要把它做好；不论怎么做，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