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岁月：回忆我的求学生涯
本文作者：张文生
七岁那年，我和所有小孩一样，背着母亲用破旧衣服改制的书包，由父亲领着走进学校。那时候，凡是准备入学的儿童在报名之前都有个简单的测试，也就是数数字，从一开始往上数，能数到五十就可入学，否则学校是不收的。我一口气数到了八十，老师叫停。然后交五毛钱的学费报名，第二天我就上学了。
学校位于当村小南梁脚下，蔚卫香（女）、刘善、赵复兴和高智是当年的在职教师，索永祥为一校之长。那时候家长与老师沟通时的共同语言就是“不听话就给咱揍”，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遵守纪律或不听话的学生挨教鞭的事经常发生。被老师在学校打完回到家中从来不敢和大人说，否则二罪归一。
曾记得，在写字课堂上被高智老师打了一次，至今回想起来十分可笑，但觉得该打。第一次高老师走下讲台走到我身旁时发现我在习字贴上写完每个字都用铅笔往粗描笔画，十分耐心地对我说：“写好就行了，不要往粗描笔画。”但我就想描得像习字帖上写的那样，写一个字就用左小手捂一个，但还是被高老师发现了。“干甚了，你听不懂我的话？”话音未落，高老师用手里夹的粉笔头连推带打地在我头上狠狠用力戳了一下。也许是疼得厉害，也许是太突然，也许是害怕，突然我给站起来了，这一站不要紧，却把同板凳的另一个同学摔在地下。至今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当年高老师的严厉教学，就没有我现在的写字功底！事实上我在小学所学到的知识也就是三年级那点儿东西。
春去冬来，对于我们而言，屁大点儿小孩根本不懂政治，更谈不上资本主义和反革命是怎回事。但在革委会的引导下，我们只能用没学几天的毛笔在旧报纸上写大字报，一直到五年级以背毛主席语录为主，以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白求恩》）为辅。文化课算术没学过小数和分数，语文斗大的字没识一口袋。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升入初中（六年级），凳子还没坐热就到了七年级。这时在西营子公社党委的关怀下，学校已从南梁脚下迁到村外西北边，生源来自德合泉、大井、大营子，还有本卜各大队。为了响应党中央指示，表现自己积极，学校又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同样没把精力放在学习文化课上，白天念书，成绩可想而知，每天晚上由一位老师组织排练节目，此时本卜大队同年级念书的不少同学都已失学。
七年级一直在宣传队配乐拉二胡。除了语文有所提高外，数学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唔呼，悲呼！怪谁？怪自己不用心？没脑筋？还是怨天尤人？说不清道不明。反正自七六年国家恢复高考之后的几年里，小学应学而没学到知识的学生没有一个人考住大学的，中专也没有，因为基础太差，当然这是后话。我想问问，那个曾经为了个人目的，而在学校成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某老师，你难道不觉得可笑滑稽吗？一位人民教师不懂的如何教学生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只是竭尽全力地在学校搞政治活动，师德何在？
1972年秋天，初中毕业的西营子中学学生各奔自家，既没照相，也没毕业证，除了在家帮父母干些农活儿外，都在打听自己是否可以上高中、何时能拿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我尽管也盼通知书的到来，可没担心念不上高中，因为我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思想好，政治觉悟高，就这样稀里糊涂地上了高中。
黄羊城中学，是察右中旗在乡下成立的唯一一所中学，由赵金山老师担任校长，王恒山老师为教导主任，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无论男教师还是女老师，都是从四面八方过来的大学生。语文老师田锦雅，南开大学毕业生，化学老师李培，内大毕业，物理老师王宏（女）、张树乍，数学老师张守业都是全国名牌大学毕业的。学校是新的，教室是新的，桌子是新的，座椅是新的，一切都是新的。优良的学习环境，促使那些农民子弟个个起早贪黑，勤学苦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经过了一个学期，我各门功课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数学进步甚微，除了认识几个字母和术语之外别无提高。下学期数学老师张守业通过考试把我们重新编排了一下班级，高一班为基础差的学生，二班是成绩好的。重新分班之后，老师才发现我们这些“愣货”不会解分式方程的原因——小学没学过小数和分数。从此张老师上数学课给我们高一班补小学分数的加减乘除，掌握了分数的运算法则，再学分式方程就简单得多了，只不过是用字母代替了数字而已。找到了问题根源，学习也不像之前费力了。可是好景不长，不知从何刮来一股反击右倾翻案风，工宣队突然进驻学校，政治挂帅，知识越多越反动！把整个学校搞得乌烟瘴气。没几天又冒出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当时口头语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观念转变没多长时间，“老师不敢教，学生不想学”成了当时的主流，批判孔老二成了主课。进驻学校工宣队的人员除了检查学生的政治知识，在课堂上还要提问老师。曾记得在高一班上政治课时提问几个同学答不上来之后，又问到语文老师田锦雅，面红耳赤的田老师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到：“这个问题我也答不来。”
1973年一开学，田老师、王老师、李培、张守业等好老师与我们不告而别，至今不知他们是否还能够想起我们。但他们的学生一生都忘不了他们，忘不了他们在课堂上讲课的精彩生动的场景；忘不掉老师们打篮球那优美的配合和投篮时的动作；更忘不了音乐课堂上王老师的嗓音和伴奏的琴声。有你们这样如此多才多艺的教师怎能培养不出优秀的大学生，可惜我们没有那个福气。一年的时间，你们教会了我们如何学习，怎样做人，我们的德智体得到了空前提高！敬爱可亲的老师们，你们的所有学生如今已年过花甲，虽然分别多年，但至今没忘记您们的教导和容貌，希望你们一生平平安安、阖家欢乐！
人的一生中除了父母教子有方，能够遇到如此知识渊博的好老师，是幸运中的万幸！只可惜我们相处的时光太短。学业还得继续，高二学校似乎又恢复了正常，语文老师苗旺虽说是高中文化程度，但讲课也很不错，有声有色加上写的一手好字，受到同学们一致好评。很多时候我写的作文苗老师当作范文讲解。物理老师张树仁讲得也不错，尤其是电学部分他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我当物理学习委员每天下了晚自习交作业本时，去他的办公室好几次见他给生产队修理扩音机。不知不觉我对无线电产生了兴趣，交完作业本静静地站在张老师旁边观看，每次都是老师都把我推出办公室，生怕我休息不好耽误明天上课。之后通过自费订的无线电刊物的学习和老师的辅导，我终于在高二年级时安装成一台四晶管再生收音机！曾记得，在焊接一只检波二极管时，由于烙铁温度过高把管子烧坏，然后利用午休时间骑自行车拿上全身只剩的一块钱下中旗广播站购买，当把八毛五分钱的检波二极管拿到手后，高兴得忘了乏困。肚子饿，可九分钱一个油饼也没吃上，因为没有粮票。挨着饿骑到一中门口，五分钱吃了一根冰棍，然后又在搓板板路上用力蹬着自行车往学校赶，兴趣产生的动力不可估量！无线电这项业余爱好在我后来安装电视机和修理家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忆往昔峥嵘岁月”，回顾两年的高中生活，记忆最深的还是挨饿。大部分住校生每周日去学校的时候都有用布做的干粮口袋，家庭条件好点儿的同学里面装的是纯莜面炒面，差的是用麸皮和莜麦混合做成的炒面。由于白面少，伙房大部分是莜面块垒，里面又没有山药，半斤面的块垒当吃到三分之二时就舍不得吃了，留下的三分之一泡水喝，偶尔吃一顿馒头也是如此，喝完小米粥也要泡点儿馒头往饱灌。当时好像饱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又饿了。半斤面的馒头做不到蒸熟七两五，经常拿着去伙房称，此时也许你会说一个不够再买一个哇，错！因为学校要提前一周预订饭，你不知哪天吃馒头，而伙房是哪天订饭人少才吃馒头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吃干粮（炒面）。星期一二好过，干粮充足，星期三凑乎过，星期四五饿肚过。记得有一次伙房剩下馒头，同宿舍的孙国民和同学打堵，一次吃十二个半斤面的馒头！饿得最厉害的是开饭前最后一节课，好多次只好把手放在肚上用力压住，以缓解胃难受。
紧张而有序的高中生活，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不少的回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从农村来到农村去。”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于1974年毕业于黄羊城中学之后返乡回到家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凡是50、60后出生的人，都知道史无前例、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给大中国带来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现在不知道那些当年的运动红造反派如今是否忏悔？我只知道对于当年的那些青少年而言，运动耽误了他们宝贵的学习时光！那年代弄得老师不敢教，学生不能学。多少莘莘学子一事无成、虚度年华。现如今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实事求是，无论城乡，尊教重教把各类学校都办得锦上添花，优良的学习环境，雄厚的师资团队，为学子们创造了空前的学习条件。希望你们这一代珍惜当下，勤奋学习，少年强则国家强！有你们的努力，有老师们的指引，祖国的明天会更好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