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过程的含义 | 第三章 奥地利经济学派（1）
市场过程的含义
作者 伊利雷尔·柯兹纳
翻译：风灵
前文：
第二部分 奥地利学派观念的兴起
第三章 奥地利经济学派[1]
通常公认，奥地利经济学派的诞生时间可以1871年出版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为准。正因这部著作，门格尔才成为维也纳大学一名初级教员（此前为一名公务员）。数年后，在为鲁道夫皇储做了一段时间导师，并陪伴他出游后，门格尔被任命为该大学的教授。两位较为年轻的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成为了门格尔书中所提出的这些新想法的热心支持者，不过这两位均不是门格尔的门生。19世纪80年代，这两位追随者以及门格尔几位学生的大量著述，尤其是门格尔自己的一部方法论著作，使得门格尔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注意。奥地利学派此时已成为了一个被公认的实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若干著作被译为英文。而到了1890年，《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and Social Science）的编辑们要求庞巴维克撰写一篇介绍性文章来解释这个新学派的学说思想。本章以下的内容旨在对奥地利学派的历史做一简要介绍，特别是强调：（1）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2）该学派所秉持的中心思想；（3）该学派及其思想与其他主要经济学派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4）今天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这一术语相关联的各种含义和观点。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
在经济学思想史上，门格尔1871年的著作与杰文斯(Jevons)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瓦尔拉斯（Walras）1874年发表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一起，被公认为“边际主义革命”的核心组成要素。在很大程度上，经济思想史学家们强调的是门格尔著作中与杰文斯（Jevons）和瓦尔拉斯的著作中类似的特征。最近，尤其是在W. 雅非（W. Jaffé,1976）的著作之后，人们开始关注门格尔思想中区别于其同时代人的那些方面。一系列新近的研究（Grassl与Smith，1986）将门格尔以及早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这些独特方面与19世纪晚期奥地利知识界和哲学界中更广泛的思想潮流联系在一起。
门格尔著作的中心思想是明白无误的。它是一种重建经济科学基础的尝试，其方式是在维持经济学的抽象和理论特征的同时，提供一种与古典教义大相径庭的对价值和价格的理解。对于古典经济学家来说，价值被看作由过去的资源成本所规定；门格尔把价值视为表达了对满足消费者愿望方面的未来有用性的评判。因此门格尔的著作，虽然面向的是德国和奥地利的德语学界，但总体而言在方法、风格和实质上不同于出自那些德国大学的著述。后者虽然也对古典经济学持尖锐批评的态度，但它攻击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特征，并且主要是诉诸一种历史分析(historical approach)方法。在门格尔的著作出版之际，“老”德国历史学派——其领军人物为罗雪尔（Roscher），克尼斯（Knies）和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开始被“新”德国历史学派所接替，后者的领军人物为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31岁的门格尔当时是奥地利公务员，他小心翼翼避免将自己的研究描述为与德国经济学界相对立。事实上，他“充满敬意地”把自己的著作献给罗雪尔，并将该书“作为来自奥地利的一位合作者的友好致意，并作为德国向我们奥地利人慷慨提供的大量科学建言的一种微弱回应……”提供给德国学术界（Menger,1981:前言）。很明显，门格尔希望他的理论创新可以被视作为加强了德国学者从历史研究中所推导出来的结论，从而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做出贡献，以取代业已声名不佳的英国古典正统理论。
然而，门格尔大失所望。德国经济学家实际上忽视了他的著作；德国期刊即便关注其著作，也对之严重误解，或者草率反驳。在其著作出版后的最初10年里，门格尔事实上只有他一个人，那时当然也就不存在奥地利“学派”。而当庞巴维克和维塞尔那些满腔热枕的著述于19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些新著作获得了“奥地利”学派名头，但这更多是傲慢自大的德国经济学家们安在其头上的一种诨号，而非一种尊称（Mises,1969:40）。在门格尔对历史分析方法提出方法论的挑战之后，奥地利和德国学术阵营之间的这种分歧极大地加深了（Menger,1985）。门格尔1883年发表了《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探讨》那部著述，其背景显然是，他1871年的著作在德国遭受了不友善的冷遇，这一事实促使他相信，只有对历史学派开展正面攻击，才有可能挽救德国经济学。紧接其后就是那场激烈的“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经济学史学家通常（但不是一概如此，见Bostaph，1978）认为这是对学术精力悲剧性的浪费。当然，这场极其尖锐的学术冲突有助于吸引国际经济学同仁对奥地利学派的关注——奥地利学派被认为是一群敬业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大量激动人心的理论思想，丰富了新的边际主义文献，对此前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价值论做出了重大修改。庞巴维克（1886）、维塞尔（1884,1956）、科摩琴斯基（Komorzynski,1889）和楚克坎德尔（Zuckerkandl,1889）的著述阐述和探讨了门格尔的有关价值、成本和价格等核心主观主义思想。马塔亚（Mataja,1884）、格罗斯（Gross,1884）、萨克斯（Sax,1887）以及梅耶（Meyer,1887）等学者在纯利润理论研究，以及公共财政理论等应用研究方面做出了贡献。菲利波维奇（Philippovich）作为维也纳大学教授（但对德国历史学派的贡献更具同情心），于1893年出版了一本广为采用的教材，这本教材被认为在德语圈学生中传播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些早期奥地利学派学者对价值和价格理论的文献主要强调边际主义和效用分析（正如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分析方法那样）。但是一些重要的差异使得奥地利学派理论区别于其他早期的边际主义理论。奥地利人没有尝试以数学形式表述自己的思想，其结果是奥地利人有关边际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杰文斯和瓦尔拉斯的概念。对于后两者以及追随其后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家来说，一个变量的边际值指的是“总”变量的瞬时变化率。但是奥地利人有意地使用离散变量（参见K. Menger,1973）。更重要的是，边际效用的概念以及边际效用递减的意义，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不是指心理欢愉本身，而是指这些欢愉的（序数）边际评价（McCullloch,1977）。无论如何，正如施特赖斯勒（Streissler,1972）所主张的那样，奥地利学派所看重的“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不是将该术语作为形容词，而是作为名词。门格尔把他的理论看作一种可以展示主观“效用”因素如何在决定经济价值方面发挥唯一和排他的作用的理论。价值没有（像在马歇尔经济学中那样）被视为是由主观（效用）和客观（物质成本）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而是被视为完全由消费者的行为所决定（在现有商品和/或生产可能性的给定框架内）。成本（门格尔，尤其是维塞尔——他的名字与这一见解紧密相连）仅仅被视为有意放弃的预期效用（以便获得更被偏好的效用）。而在其他派别的边际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大约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理解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直接指向了边际生产率分布理论，但门格尔至少在当时就立刻初窥门径。他的有关“高阶”产品理论，强调要素服务的经济性质和价值都是排他性地派生自消费者对消费品的评价，而那些高阶产品最终是对这些消费品的生产做出了贡献。庞巴维克不仅对展示和传播门格尔基本的主观价值理论做出了贡献，而且最为主要的是，他还对资本和利息理论作为了贡献。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他出版了关于利息理论历史的一本巨著(Böhm-Bawerk,1959[1984]：卷一)，对所有此前的利息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或“正常利润”理论）提出了百科全书式的系统批评。几年之后，他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本著作（Böhm-Bawerk,1889），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奥地利学派在（19世纪-20世纪）世纪之交的声望，至少部分来自这些著述的名头。正如我们在后文将要提到的那样，若干庞巴维克之后的学者和现代学者（比如Hicks,1973；Faber,1979; 以及Hausman,1981）的确把庞巴维克的这些思想看作是构成了奥地利学派贡献的持久组成部分。另有一些人则从一个经常被重复的来自门格尔的批评性评论（Schumpeter,1954:847；脚注8）寻找线索，认为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理论有别于源自门格尔的奥地利传统的核心，甚或与之有些冲突（Lachmann,1977:27）。当然，庞巴维克把他自己的资本与利息理论看作是基本主观主义价值理论的一种无缝扩展。一旦在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的分析中引入时间维度，庞巴维克就发现有可能解释利息现象。由于生产需要花费时间，而且由于经济性个人系统性地选择较早地回收资本，而非（在物质上类似的）较晚的资本回收，那些利用资本的生产过程就不能不从当前的产出中提取一部分，回报早期投资于耗时的“迂回”生产过程中的那些人（即便在考虑了侵蚀性的竞争力量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