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岭南第一节 何梦瑶
第一节 何梦瑶
一、生平简介
何梦瑶,字报之,号西池,晚年自号研农,广东南海云津堡人,今南海县西樵区崇北乡沙村人。清代岭南著名医家,公认为“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据何氏家乡地方县志《清代道光年间南海县志》记载,何氏生于清康熙三十一年,卒于乾隆二十九年,享年七十二岁。
何梦瑶自幼聪颖,十岁能文,十三工诗,即应童子试。及长,博学多才,旁通百家。擅于诗,通音律。扬州学者江落对他在算术、历法方面的深厚造诣有很高的评价,认为“近世为此学者知有法,不知法之所以然,知之者惟梦瑶也。”何氏不仅对文史、音律、算术、历法等有研究,而且对医学颇感兴趣,日喜诵岐黄家言,认为“医虽小道,亦道也”。
清康熙辛丑年,何梦瑶遇到以经学著称的惠士奇督学广东,驻羊城九曜官署,检考郡邑诸生,对何梦瑶甚为器重。认何氏为“入室弟子,亲授其业”,与同邑劳孝舆、吴世忠、罗天尺、苏琪、陈世和、陈海六、吴秋等一时并起,故有“惠又子”之称。雍正甲辰年,大学使惠士奇再督粤学,考举优行,特免何梦瑶检试,且曰“何生文行并优,吾所素悉”,并赞誉其为“南海明珠”。雍正八年,何梦瑶上京会试及第,获进士衔,先调往广西任职,历任义宁、阳朔、岑溪和思恩等知县,后迁奉天辽阳知州。何氏为官谨慎,治狱明敏,革除宿弊,有“神君”之称。何氏为官廉正,两袖清风,常“不名一钱”,“贫不能具舟车”。虽居官位,却不热心做官,自愿为老百姓治病。在当县宰时,他“风益烟江,霜轮沙碳”,行走于民间,不断为人治病,而且疗效显著。如当思恩县病疫流行时,“西池广施方药,饮者辄起,制府策公,下其方于郡邑,存活甚众”。故若论何氏一生之功绩,当在医而不在于政,盖政绩清廉只能惠民于一时一地,而医术之流传可泽子民万世也。
乾隆庚午年,何梦瑶弃官,自辽阳归里,以医为生。“悬壶自给”并收徒带教,培养了不少有名望的医生。师承其医术的,有南海郭元峰,新会陈国栋,郁南庞遇圣、钟时炯,番禺潘湛深,中山黄培芳等。其子何之蛟,亦以医名于世,何氏家族传至九代,至今仍有人行医。同时,何氏先后担任广州粤秀书院、越华书院和肇庆端溪书院院长等职务,潜心学术,授徒讲学,仅乾隆壬申年,就有人学课于何氏门下。何氏“以医终老”,享年七十二岁高寿。
何氏一生著述甚丰,内容涉及诗文、医学、数学和音乐等方面。诗文方面有《菊芳园诗抄》、《庄子敬》、《皇极经世易知录》、《庚和录》、《胡金竹梅花四体诗笺》、《大沙古迹诗》、《紫棉楼乐府》等;数学方面有《算迪》、《三角辑要》等。
何梦瑶医学方面著有《伤寒论近言》、《妇科良方》、《痘疹良方》、《幼科良方》、《本草韵语》、《针灸吹云集》、《神效脚气方》等书。在其所撰医书中,《医碥》为其代表作,是岭南医学名著,以临证医学为主。该书共七卷,首刊于乾隆十六年,现存广东有乾隆年间同文堂刊本,两广图书馆刊本,继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据同文堂刊本排印后,又被卫生部列为第二批校勘整理古医籍书目。另有《伤寒论近言》一书,不分卷。该书因未曾公开发行,故流传不广,研究者更少。两广图书馆将《妇科良方》、《痘科良方》、《幼科良方》、《追疹仙方》、《神效脚气方》五部医著与《医碥》共同刊印,名曰《医方全书》。
何梦瑶的医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医碥》一书中。与《伤寒论近言》专论伤寒不同,该书主要论述了内科杂病的病证方治,其论综合张仲景、朱丹溪、李东垣诸家学说,对病证分析透彻,说理明白晓畅,并有颇多个人见解。何氏重视中医基本理论,对于脏腑、阴阳、气血、水火等中医基本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述。重视中医基本功的训练,书中卷五专论四诊,可见其对诊疗技术的重视。何氏在治疗瘟疫方面经验丰富,这与清初南方诸省曾暴发几次大的瘟疫所制造的外部条件有很大关系。对此,何氏专门著有《瘟疫病论》一书,论瘟颇详。何氏关于疾病的论述,对后世岭南温病学派的发展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何梦瑶继承了王肯堂的学术思想,在总结前人学术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己毕生的实践,通过理论上的钻研探讨,在许多方面如论火、论湿、论瘟疫、论虚损、论痹、论喘、论痰、论郁等,更具独到之处,可谓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它使中医基础理论更加丰富完备。他依据岭南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说明人体病变的特征,运用经络学说作精确的医理论证,揭示相关临床治疗的秘籍,力陈滥用温补之弊。
总之,何梦瑶是一位学验俱丰的岭南著名医家,他在中医理论方面敢于怀疑经典,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唯经典是从。而且针对当时医生滥用温补、以致病人遭殃的状况,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纵观何氏一生,初以文名,后以政名,终以医名。他的医学思想以对岭南的影响为最大,至今在广州博物馆仍展示着他的肖像及《医碥》的木刻版,使得后人能够一睹这位“粤东医界第一国手”的风采。
二、妇科学术思想
何梦瑶关于妇科学术思想主要集中于《妇科良方》中。该书原名《妇科辑要》,又名《神效妇科良方》,无单行本。约成书于1751年,分别收录于《三科辑要》、《医方全书》之中。《妇科良方》全书约18000余字,著作虽然短小,但内容全面而且充实。全书分论证(正文)和方药(诸方)两部分,论证部分共包括经期、经行各证、经闭、崩漏、带下、癥瘕痃癖、疝痞、血瘀血蛊、胎前、临产、难产、产后、乳证、前阴诸证、种子论及治疗方案的不同共13门。各门又因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若干证型,如临床常见的胎前病,分列了恶阻等20个病证;又如产后门,共分29个病证。全书涵盖妇科之经、带、胎、产的九十余种病证,叙述详略得当,浅显易懂。每一证下大多有论有方,论后即述方治,即便是没有明确分证型,如癥瘕、痃癖、疝痞、血瘀、血蛊,也层次分明地分别简述各自的临床表现特点,然后根据或气或血或痰食积滞之不同而设立相应方剂。
该书载方120首(不包括灸鬼法),附于正文之后。方剂中所列药物之后大多均标有炮制方法及用量,但亦有小部分仅有药名而已。如四物汤的化裁方、小柴胡汤、生化汤、生脉散等。凡用作汤剂者大多注有服法及注意事项,其他如散剂、丸剂、膏剂等剂型,则往往有详细的制作说明,便于后人仿效运用。现将其学术思想总结如下:
(一)推陈出新,既能继承前人经验,又能独抒己见
从《妇科良方》的内容来看,何梦瑶一方面吸收了张子和、朱丹溪、王肯堂、喻嘉言、亟斋居士等人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对《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以下简称《金鉴》)进行融会贯通,并参以己见。书中论述大部分与《金鉴》一致,有些地方还根据临证经验加入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的方剂基本来自《金鉴》,所列每一证下有论有方,叙述浅显易懂,论后即述方治,比《金鉴》更容易掌握,临证索方,切实可行。
例如论妊娠用药,《妇科良方》云:“故汗、下、利小便均禁……瘦人多火,勿伤其阴,肥人多湿,勿动其痰。白术健脾消痰,条芩清热养阴,故为安胎要药。随证加减配用,胎不安稳更佐以杜仲、川断、阿胶、艾叶。气胜则加紫苏、大腹皮、枳壳、砂仁……”。与《金鉴》论述完全一致。而《良方》接着还介绍了何梦瑶自己的经验,这是《金鉴》所没有的。“凡服药恐有伤胎者,先用罩胎饮护之,方用嫩荷叶,卷而未开者,阴干为末,开水调服三钱,乃用别药无碍。”由此可见,何梦瑶并非完全沿袭《金鉴》,而是有进一步的发挥。
明代王肯堂《证治准绳·女科》(以下简称《准绳》),也给了何梦瑶很多启示。在妊娠诊断方面,何氏就学习《准绳》中所载。用当归、川芎验胎孕之有无。《良方》云:“经水不行,未审是胎是病,用当归、川芎各三钱为末,艾汤调下,觉腹内频动是胎,动已无损。”《准绳》验胎法云:“神方验胎散,妇人两三个月,月经不行,疑是两身,却疑血滞,心烦寒热恍惚,此药可验……真雀脑芍(一两)、当归(全用,重一两者只用七钱),研为细末,分作两服,浓煎好艾汤一盏调下,或好酒调服亦得,可待两三个时辰间,觉腹脐微动仍频,即有胎也,动罢即愈,安稳无虞,如不是胎,即不动,所滞恶物自行,母亦安也。”效法《准绳》,又对之进行了简化,使药物易得,用法更加简便。
另外《良方》引用张子和治疗不孕的两个病案,与《准绳》卷四“求子”中所引的张氏病案完全一样。《良方》所载119方,其中45%以上都可以在《准绳》中找到,而过期饮、阿胶汤、延胡索散等方更是直接出自《准绳》。例如:阿胶汤,《良方》用于激经“若热激者,阿胶汤清之。阿胶(炙燥)、熟地(焙)、艾叶(微炒)、白芍、川芎、当归(切片)、杜仲(去粗皮炙)、白术,各一两,每服四钱水一盏半,枣三枚,同煎至八分,去渣食前服。”
《准绳》阿胶汤用于治疗“妊娠数堕胎,小腹绞痛不可忍,阿胶(炙燥)、熟干地黄(焙)、艾叶(微炒)、白芍、川芎、当归(切片)、杜仲(去粗皮炙锉)、白术,各一两,咀,每服四钱水一盏半,枣三枚,同煎至八分,去渣,食前温服。”二方组成、剂量、煎服法完全一样,均用于安胎,可见何梦瑶对《准绳》有过认真的研究。
何梦瑶还善于吸取金元医家张子和、朱丹溪的经验。论妊娠病何氏云:“胎前用药大概以清热养血为主,恐伤阴血也,故汗、下、利小便均禁,丹溪谓理脾则气血易生,疏气则气血调和。”论产后治法何氏云:“丹溪谓气血两虚唯宜大补,虽有他证以末治之。而张子和则云,产后多瘀血证,慎不可作虚治,二说各成其是,不可偏执。”论种子何氏云:“种子诸方,例用温补,而张子和谓吐、汗、下三法,行则天下无不孕之妇……妇人无病而无子,经血如常或不调者乃心火肾水不交也,有所滞碍也,可用独圣散吐痰二三升,后用禹功散或无忧散泻三五行或十余行以去肠胃之积,次吃葱醋白粥三五日,胃气通畅,可服玉烛散助以桂苓白术丸,降心火益肾水,水火相济,不数月必有孕也……子和此意精矣,录之以开拓学者心胸。”可见,何氏认为妊娠期间应以清热养阴血为主;产后应辨证用药,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种子不能概用补法,重在使阴阳调和,水火相济。这是将前贤经验融会贯通而得出的。
对于同代医家的经验何梦瑶也不忽视,例如论临产,他很推崇亟斋居士的《达生编》,他说:“足月而产犹瓜熟则落,自然而然,何忧虑耶……达生编此书最精,当熟读之,谓只宜忍痛,正身仰卧以侍其时也,或卧或行或坐,总不拘,但以适意为主,意适则血脉调和流动,而不凝滞,儿亦易于转身;如是则何难产之有。”因此,何梦瑶认为生产是自然之事,只要按《达生编》之方法待产,则能够顺利。
同时在“种子论”中,何氏又引用喻嘉言的观点,批评了不辨证型,而一味用热药、用温补之药治疗不孕的弊端,以及治疗体肥不孕的方法:“种子诸方,例用温补……奈言云,经云阴平阳秘,可见阳之秘密不泄,由于阴之和平,盖阳根于阴,培阴所以培阳之基也,今人以热药劫阴……阳虽坚壮,未几燥病百出……又云,盖体肥者,血虽旺而气不流也……肥满之躯胎处其中,全无空隙,以故伤胎之药,止能耗其外之气血,而不能伤其内之胎元,此用药之妙也……今制方不用补气之药而用耗气之药以助其流动……此皆至论,医者所当知。”不孕症不能只用热药、补气药,应注意保护阴精,体肥之人还须用行气药以助其气血流通,这都是参考同道的观点而得出的经验之谈。
综上所述,何梦瑶能够广学多闻,善于吸取前人的经验,又向同代有独到见解的医家学习,并以此指导临床,融会贯通,有所发挥。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方法值得今人借鉴。
(二)详论气血生成来源,指导妇科辨治
女子以血为用,气血充足,则百病不生。因此何梦瑶对气血生成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气的生成来源有先天和后天两个方面,这种观点与前人基本相同,但对于先天之气怎样化生的过程则阐述得更加明了。对于血液的生成来源,何氏则与前人有不同的认识。历代医家对血液生成的认识都局限在后天三个途径,即是脾、胃、肾。何氏则认为除了脾、胃和肾之外,血液的化生离不开心火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精、津等阴液,通过心火的作用均能化生成血液。如《医碥》:“精、髓、血、乳、汗、液、津、涕、泪、溺,皆水也,并属于肾。而血色独红者,血为心火之化。……肾属水,心属火,水交于火而血以成。以其为心火所成,故《经》谓心生血,又云血属于心。”由此可以看出,何氏实质上也是赞同“精血同源”“津血同源”这种观点的。不同的是他认为精、津等阴液均须经心火之化才能成为血液。需要指出的是,何氏认识到了精、津等阴液经心火之化可以成为血液这样一种单向过程,但没有论及精、津等阴液与血液二者之间是可以相互化生的这种双向过程。
何氏认为人体最早的血液是先天父母之精所化,从而指出血液也是先天生成,而不仅仅是气。同时,何氏还认为水谷精微通过脾胃化生的血液属于后天形成,后天化生的血液对先天的血液起补充的重要作用。如《医碥》:“盖言胃中水谷之清气,借脾运化成血,故曰化生于脾。然儿在胎中,未尝饮食,先已有血,可见血为先天之水,不过借后天为长养,非全靠后天也。”
此外,何氏不仅认识到气血是先天所化生,而且还从临床诊疗的角度阐明了先后天气血之间的关系。何氏认识到人体的气血是在母体中尚未饮食的胎儿时期即已具有。出生后,依靠水谷精微,通过气血生化之源化生成后天的气血,对先天气血进行不断地补充长养。并且认识到临证时用六味地黄丸补益阴液,八味肾气丸补益阳气,是属于通过药物调理,补益先天的水与火,使后天的气血得以更加充盛。
何氏不仅重于气血生成理论的探讨,而且把这种新的认识贯穿到了临证之中。何氏指出,气血“一有偏胜,其致自饮食者调之甚易,其禀于胎气者治之甚难,故先天为重。然不以畏难而废治,全赖饮食以救弊补偏,故后天为要也”。何氏这种先天为重,后天为要的认识,充分体现了他对人体这个有机体具有深刻、全面的辩证统一的认识,他的这种治疗原则,对临床各科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何氏的部分观点带有时代的局限性,难免有不足之处,但对于气血为胎儿时期先天所具有、乃父母肾精所化,后天化生的气血对先天的气血进行不断的补充长养,以维持人体气血充足这一学术观点,以及对先天为重、后天为要的认识,是何氏长期临证观察,结合理论探讨总结出的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观点,是切合实际的,对于临床各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不但丰富了中医气血学说,而且也是对中医学的一个贡献。
(三)与妇科疾病病机相关的学术思想
关于何梦瑶的学术思想,其中与妇科疾病相关的病机主要有论火热、论脉、论痰、论湿、论虚等方面,其余论厥逆、论瘟疫、论山岚瘴气等方面与妇科无关联,此处未详细介绍。
1.论脉
何梦瑶论脉之形体、行动,纲举目张。将脉之形体以长短,大小,虚实,缓紧为纲,以察赋,时令,主病为目,从而使脉理清晰明了,易于理解把握。并指出长短以纵言,大小以广言,虚实以蕴积言,缓紧以张弛言,使学者对指下难明之脉象可以有所把握。而脉之行动则以浮沉、迟数、滑涩为纲,以察赋、时令、主病为目。论脉之歇止,以人步行作比喻,生动形象。论脉配之四时五脏,详释脉义,灵活求之。论述脉无胃气则死,解释脉象“为何春夏以克我者言,秋冬却以我克者言”,认为是“互文以见例也”,虽言简意赅,却使人疑窦冰释,茅塞顿开也。
论述脉象主病,条目分明,详略得当。而且他重视实践,不泥古人,敢于指出《内经》中的错误,这种事实求是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如对胎孕脉,经言“妇人手少阴动甚者,妊子也”,时医多依此而诊于左寸,而何梦瑶以为“胎孕之脉,六部皆滑疾,而两尺尤甚,不求于尺,而求于寸,亦误信经语矣”。对妇科脉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论火热
何氏《医碥·论发热》中云:“恚怒不发,止自摧抑,则肝气不宣,郁而成热,妇人最多此证……木郁则达之,宜逍遥散。”论产后发热有因血去过多阴虚发热者;有因产时伤力劳倦发热者;有因脾虚伤食发热者;亦有因癖血发热者。论阴挺有因湿热下注者;有因气虚下陷者;也有因胞络伤损者。
因此何梦瑶论火热,层层展开,先论火,后论发热,再论发热之治疗方药。何氏论治火热既有标本之别,又有攻补之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火热证辨治内容。
他认为凡病多属火,不仅将火分为实火和虚火,而且针对当时景岳之说盛行,医者动用桂附,杀人如麻,进一步将虚火分为可用温热和宜用甘寒两种。对于内寒外热、下寒上热者,可用桂附引火归元。若水涸火炎之证,上下皆热,则不宜使用桂附。何氏所谓“凡病多火”并非传统意义上所讲的实火和虚火,而是赋予火以广泛的内涵,如“丹溪谓气有余便是火,此一火也,治宜清凉。气不足亦郁而成火,东垣所谓阳虚发热也,又一火也,治宜甘温以补其气,少加甘寒以泻其火。外感暑热燥气,增助内气成热,此一火也,治宜辛润清凉”。
对于火证的治疗,何氏主张针对病因病机,果断的遣方用药,反对敷衍了事的诊治态度。在治疗用药上,何氏从辨虚实,辨六气,辨脏腑入手分别用药,如实火热甚者用黄连、黄芩,宜下者用大黄、芒硝等。何氏关于火证的论述,从归类到病因病机,从分型到立法用药,都是系统而全面的,而且经受了临床实践的检验,至今还有临床实用价值。由于受地理环境影响,致使岭南人“凡病多火”,并指出热火气同源共辙,互为因果。针对这样环境下的体质,在论治上切不可滥用温补和肆意攻伐,而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施治。
3.论痰饮
痰饮在妇科疾病中的致病也相当广泛。何氏认为痰饮是由于气机失常,津液转化而成。治疗时当首辨寒热,认为痰之形成是热煎寒凝,痰饮始成。痰之根源,本于脾肾。根据痰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列举痰之表现,“或如虫行,或走注疼痛,或见金光数道,或眼前黑暗”。
辨别痰之形征,首分寒热,再分脏腑。对于“辨痰之法,以黄稠为热,以稀白为寒”之说,何氏认为“此特言其大概,不必拘泥。”还需看时间的长短并且结合脉象,方可无谬。他还认为,痰之成因不同,所侵犯的脏腑也不一样,大抵遵循“同气相求”的原则,根据其表象而分为五脏。痰之病机复杂,表现多样。在治疗上主要遵循两个原则:“治痰先治气,分清标本缓急。”宗朱丹溪、戴原礼之说,认为“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但是临证时需分清是气虚或是气滞。此治法实乃“气能行津”理论的具体应用。
而且他认为清热祛寒也为调气法之属。他认为痰为标,致痰者为本,治病故当求本,但须分缓急,急则先治其标。治标者,即去其痰也,无论痰在何处,皆须先去之;治本者,或调气,或理肺,或健脾,或补肾,皆是治痰之源,治本之法;此外,对于痰证的护理调摄亦有论及。总之,何氏对痰饮的论述颇多独到之处。尤其他提出的“白痰”不独主寒,也主热的观点,实乃发前贤之未发。其辨痰治痰之法,对于痰饮病证的诊断和治疗有积极的临床指导意义。
4.论湿
岭南位于我国最南端,南濒海洋,北靠五岭,气候属热带亚热带气候,炎热而潮湿,正如《素问·异法方宜论》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因其民常易感受湿热之邪为病,热伤气阴,湿易困脾,所以其民又多气阴两虚体质、脾湿体质。针对这一现象,何梦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对湿的病因病机,侵犯人体的途径,致病特点及其症状和脉象治疗等作了一系列精彩的论述。对于湿邪导致崩漏和带下异常均有详细论述。何氏认为带下病虽有湿热、寒湿之不同,但多由湿热所化,他说:“带脉横束周身,诸经湿热皆得遗于带脉,而冲任督三脉同起胞中。带脉所受湿热,由之下注胞中……带下色黄者,脾经之湿热,脾为热伤不能运化津液,则湿胜热蒸之而成稠浊之形也。色白者肺经之湿热,肺为热蒸,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停为痰饮而下。赤者热伤血分也。此常赤白相兼,不但血分热而且兼湿。色青者肝经郁热而伤脾动湿也。色黑者肾热则水液浑浊也……湿热盛者导水丸,微者清白散,赤加地榆、荆芥、黄芩,湿盛加二术。”
何氏论湿邪病机,以内外为纲。即将湿分为外湿和内湿两大类,分别论证,但内湿和外湿在病理变化过程中又是相互影响的。辨湿病证候,掌握其特点。湿邪致病有病程长,致病范围广,季节性,重浊性以及与脾的关系密切等特点。同时,对于湿病的表现和脉象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治湿重理脾,论治宜变通。治疗上以理脾祛湿和利小便为主,以除湿汤为主方。临证时,根据病位、病性及病因的不同而加减用药。
5.论虚损
妇女经带胎产诸疾,均与虚损有关。虚损一证,四海皆有,但岭南人多习惯夜睡早起,劳心伤神,天长日久,乃至阴液亏损,损及脏腑,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在治疗上,多用血肉有情之品,养身中形质。对于妇科虚证的治疗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何氏认为“虚者血气不足,久则肌肤脏腑亦见消损,故曰虚损”,并将其归纳为“关乎五脏”、“责之于脾”、“肾为最重”三个方面与途径。五脏皆可见虚损,而五脏又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这种认识上的五脏一体观,无疑是很切合临床实际的。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损则气血愈损,虚损益甚,故责之于脾。“肾为最重”有两层意思,一是肾见虚损,皆为重症,二是他脏之虚损,最后转归必形成肾之虚损。对于虚损的治疗,何氏主张“大纲需分气血阴阳”,然后根据五脏气血阴阳的虚损程度进行辨证论治。应该指出的是何氏认为虚损者阴虚居多,而且认为知、柏为泄实火之药,非能泄虚火,且其性苦寒,反伤胃阳。另外,何氏虽然对当时滥用桂附之药极为反对,但是并不排斥温补治法,而且认为虚损后期,每多脾肾虚寒之证。对此则可一味温补,无所顾忌,并得出凡是虚损之证“受温补者易治”的结论。这反映了其广阔的胸襟,毫无门户之见。温补药中,首推人参。认为“人参一味,除肺壅热脉洪数者不宜外,余证皆不可少”。在剂型上,何氏认为虚损之疾,百脉空虚,非黏腻之品添之不能实,非滋润之物濡之不能润,因此提倡药物熬煎膏剂,提倡食物疗法、脏器疗法,并介绍了不少方法,对提高治疗虚损的疗效和丰富治疗手段,是颇有实用价值的。
三、临证经验
(一)临证四诊合参,尤重望、问二诊
何梦瑶十分注重望面色及舌诊在诊断妇科疾病、判断病情预后上的作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产难候》中有据孕妇面、舌以预测孕母、胎儿存亡的叙述。而何梦瑶在此基础上又有发挥,如他在《妇科良方·子死腹中门》中写道:“凡孕妇凶危之证,欲知子母存亡,但看孕妇。面赤舌青,腹冷如冰,口出秽气者,其子必死;若面青舌赤者,其母必亡;面舌俱青、口角两边流涎沫者,母子俱不能保。”此为其多年临床之经验,比巢氏理论更具体,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更具指导意义。
对于望面色及舌诊,在其堕胎、产后血晕、遍身痛、头痛等多有提及,并据此作出诊断,提出治疗方药。如“面黄唇白者,脱血也,急宜独参汤”,“产后眩晕昏迷,有因恶血停瘀上攻而然者,面唇必红赤,佛手散”。
何梦瑶特别重视经行各证的问诊,如“妇人病须问经候”,善于根据经量、经色、经质来辨别月经病之寒热虚实。如论治月经先期,何氏云:“若下血多,色深红而浊者,为实为热,实者血有余也,芩连四物汤。若下血少,色深红而浊,则为热为虚,虚者血不足也,地骨皮饮。血滞者,姜芩四物汤。血多色清淡者,实而无热也,胶艾四物汤。血多有块,色紫稠黏,腹痛者,实而兼瘀也,桃红四物汤。若血少,色浅淡而清者,为虚且寒,乃气不摄血,故先期而来,非热逼也,当归补血汤、圣愈汤。”
何梦瑶对于腹痛的诊断也很有经验,其云:“若经后痛者,则为气血虚弱;若经前痛者,则为气血凝滞;先胀后痛,及胀多者,气滞血也;先痛后胀,及痛多者,血滞气也。”可见何梦瑶在对妇科疾病的诊断方面有着扎实的功底。
(二)善于脉诊妇科疾病
何梦瑶精于脉学,如前人将六部脉分配脏腑。何氏曰: “此但言其理耳,实则何可泥哉?何则?部位虽分,气脉实贯,寸口三部,仅长寸许,除浮沉大小不能无异外,其余迟数等脉,大概无殊。从未见有寸迟而关数,寸滑而尺涩者。”又曰: “浮主表病,亦主里虚;沉主内邪,亦主阳陷,其为虚热实热,内因外因,非参合四诊,安能细辨,而但从区区之部位为断,何异胶柱以鼓瑟也?”何曰:“子言六脉数则俱数,迟则俱迟,则经言七诊,谓独小、独大、独疾、独迟、独热、独寒、独陷下者皆病,其说非欤?曰:此以三部九候言,非言寸口也。”可谓见理真而析理明,超出千古矣。
因在妇人脉诊上何梦瑶亦有体会,《医碥·男女脉同异》云:“古谓男脉左大于右,女脉右大于左,验之不然。盖人之右手比左手略大,脉亦应之而右大于左,不论男女皆然也。惟男两尺恒虚,女两尺恒实,差不同耳。”论胎孕脉,何氏云: “体弱之妇不必脉皆滑实,但按尺中应指,源源不绝便是。”
(三)重视情志理论,擅长从肝论治
何梦瑶认为妇人病常与情志相关,而且多有气滞、气郁、血瘀。《医碥·气之病证》中云:“妇人性执,易于动气,痞满胀痛,上凑心胸。或攻筑胁肋,腹中结块,月水不调。或眩晕呕吐,往来寒热。正气天香散、四七汤酌用之。”
论积聚云:“外感内伤,皆足以郁滞其气血痰液,以成积聚,而在妇人尤甚。以妇人经产血行,或食生冷,或感风寒,且多恚怒忧郁,易致瘀滞也。”由此可知,何梦瑶认为妇人月经不调、内伤发热、积聚等证都与情志不畅,气机失调有密切关系,治疗上亦以疏理气机为主,兼以化痰祛瘀。
女子以肝为先,若肝气舒通,月经和孕产等生理活动则正常。反之,如肝气郁滞或暴怒伤肝,则可变生百病。何氏认识到妇科病与肝的密切关系,故治疗上往往采用疏肝、行气、开郁等方法,如逍遥散、加味逍遥散,甚是常用。如在《妇科良方·室女师尼寡妇经闭》中曰:“此四等人常有情志不遂之病,其脉弦出寸口者是也,逍遥散加香附、泽兰叶、丹皮、生地、郁金、黑栀、黄芩以清热开郁。”再如经断复来中:“若因怒气伤肝,肝不藏血者,逍遥散。”又云:“若因暴怒伤肝,血妄行者,逍遥散。”纵观全书,用逍遥散或加味逍遥散所治疗的病证,包括月经病、带下病、产后病、外阴病等病。他推崇子和汗、吐、下三法,在“补泻论”中云:“气不运则热郁痰生,血停食积,种种阻塞于中矣。人身气血,贵通而不贵塞,非三法(指汗、吐、下三法)何由通乎?”。
此外,何梦瑶善于恰当地运用抚慰方法,重视良好的精神状态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如在临产时“嘱令宽心,勿致忧而气结,惊而气散,更不许接生婆妄言恐吓及人多语杂,令其惊恐也”。在《难产·盘肠》中又云“恒有之,勿慌”,以避免病人因惊慌失措而变生他症,加重病情。
(四)因地因人制宜,凸显岭南地方特色
何梦瑶对妇科疾病的立论大多比较平正,又能突出岭南特色。论月经不调,他说:“先期者大概属热,亦有寒者,更须分虚实”“后期亦有寒热虚实”;论血滞经闭,既有寒客子门之石瘕证,亦有血为热结迫肺作咳之证;论经断复来,有因血热者,有因怒气伤肝,肝不藏血者,有因脾气虚寒不摄者,也有因冲任虚损不固者;论带下病既有因湿热者,也有因寒湿者;论产后腹痛有因风寒乘虚入于胞中滞血为痛者,有因伤食而痛者,有因怒气肝郁痛连两胁者,亦有痛而不胀喜揉按热熨或得食稍缓者。所有这些何梦瑶均分证论治,并无偏倚,说明他在临床上客观地进行辨证论治。
何梦瑶身为岭南医家对此有很深的认识,在《岭南医家妇科学术源流及临证经验整理研究篇》中他对岭南特色火邪、湿邪为病都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推崇河间、丹溪之学,认为“凡病多火”,并在运用祛湿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在论治妇科疾病时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经崩多由冲任损伤,脾虚不摄,暴怒伤肝所至。而“更有因湿热者,热用知柏四物汤(四物汤加知母、黄柏)或荆芩四物汤(四物汤加荆芥、黄芩);湿用调经升阳除湿汤(黄芪、苍术、羌活、防风、黄芩、升麻、柴胡、甘草、独活、蔓荆子),以补中胜湿”。这里突出了岭南妇女患血崩,有一部分是缘于湿热,治疗上也着重清热祛湿养血,用黄柏、黄芩、荆芥、苍术、羌活、防风、四物汤等,热伤阴血的则加滋阴清热之知母,气虚不摄的则用补气升提之黄芪、升麻等。
何梦瑶对五色带下的成因,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由各经湿热所化,并提出了相应的治法,观其导水丸,由牵牛头末、水飞滑石、黄芩、川大黄组成,为清热逐水之峻剂。清白散用黄柏、生地、白芍清热燥湿,凉血养阴;椿皮燥湿止带;贝母清化痰湿;少佐炮姜缓他药寒凉之性并能燥湿;甘草调和诸药。全方清热燥湿而不忘养阴,为清热化湿之缓剂。
由此可见,何梦瑶治疗妇科湿热证有着丰富的经验,对妇科病辨证论治有娴熟技巧和因人因地制宜的临床特色。
(五)提出鉴别诊断
如论及妇人闭经未知是胎是病时,何梦瑶并不止于《医宗金鉴》所载,“若乳房升大有乳者是胎,若乳房不大无乳者是病”的鉴别诊断法。同时,何梦瑶认为妇女孕5月以上,“其乳头乳根必黑”。
(六)反对一味温补,主张自然受孕
何梦瑶认为生育为妇人之本能,反对时人滥用温补以求生育的做法,并引用张子和、喻嘉言等医家学术观点,告诫时人当合理养生治病以广子嗣。还特别推崇亟斋居士的胎产专著《达生编》,认为“此书最精,当熟读之”。
何氏根据岭南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提出诊治女科之经、带、胎、产病的用药,有别于北方地区。故“南带之人民效用其方法,无不百发百中,服其剂无不奏效如神”,足以证明此书是多么珍贵。诚如国医大师邓铁涛对其著作的评价:“必然是对传统医学理论的继承性与实际运用相结合的结果。小的突破,至少丰富了中医临床的风格,增加了地方性的应用经验;大的突破,有可能形成新学说,带来整体性的变革。”何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继承与发扬相交融的治学方法和经验值得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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