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谬误 ｜罗素·柯克
按：Russell Kirk（1918～1994），美国保守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20世纪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重量级人物。本文摘译自他的《审慎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rudence），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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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拙著意在捍卫审慎的政治、反对意识形态的政治。笔者希望能说服新一代年轻人抵制政治狂热和乌托邦方案，自1914年起，它们就一直困扰着整个世界。
保守主义者认为，“政治是一种可能的艺术”，在他们看来，政治主要是用来维持秩序、正义和自由。
译注：“政治是一种可能的艺术”（Politics is the art of the possible）语出德国首相俾斯麦，意思是什么是正确的或最好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够做到什么。
而空想家（ideologue，亦译为意识形态主义者）则把政治看成改造社会乃至改造人性的革命工具。在迈向乌托邦的征途上，空想家残酷无情。
从“二战”后算起，美国的民意或多或少是偏保守主义的。但是，现在某些危险初露端倪，即保守主义者本身有可能滑向狭隘的意识形态或准意识形态——尽管在40年前，斯图亚特·休斯（H. Stuart Hughes）说过，“保守主义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
（二）
“意识形态”这个词形成于拿破仑时代。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意识形态原理》的作者——是个耽于抽象观念的知识分子，在塞纳河左岸（空想家的出没地），这类人颇不少见。近几十年，其中出过一位著名的“解放者”，即“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
译注：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1754～1836），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贵族、哲学家，正是他杜撰了“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
特拉西及其弟子试图基于所谓的“观念科学”，进行广泛的教育改革；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孔狄亚克（Condillac）的心理学，而且多少受到了约翰·洛克的影响。
这批新颖的空想家拒斥宗教和形而上学，相信自己可以发现一套自然法体系，如果人人遵守的话，它将成为普遍和谐、满足的基础。这套观念与自利、经济生产率、个人自由等教条紧密相关。作为垂死的启蒙运动的晚生子——这批空想家想当然地认为，借助于道德、教育以及组织良好的政治指导，这些体系化的知识可以实现一个完美的社会。
拿破仑对他们不屑一顾并讥诮道，世界是被想象力而非抽象观念统治的。约翰·亚当斯称这些新奇的意识形态为“白痴的科学”。尽管如此，在19世纪，意识形态还是层出不穷，如同詹森播下的“龙牙”（Dragon’s teeth）变成了全副武装的战士。一般而言，这些意识形态成为宗教、传统、习俗、惯例、旧习乃至古老宪法的仇敌。
19世纪中期，卡尔·马克思及其学派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概念。马克思认为，观念，与经济生产有关，无非是阶级利益的表达。于是，意识形态——所谓的观念科学——变成了阶级主张的系统辩护——仅此而已。
（三）
肯尼斯·米诺格、雷蒙·阿隆、J.L.塔尔蒙、托马斯·莫尔纳、刘易斯·福伊尔以及汉斯·巴斯等人对意识形态有专门研究，我们可以简明概括他们的成果。
二战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是指一套教条的政治理论，它试图用世俗的目标和教义取代宗教的目标和教义，它许诺推翻现有的体制，使被压迫者获得解放。塔尔蒙称之为“政治救世主义”。空想家们许诺此岸世界的拯救，狂热地否定彼岸世界。简单说，它向人类许诺了一个尘世天堂；但事实上，它建立的是人间地狱。
笔者以为意识形态的罪恶有以下几点：
意识形态是一种反向的宗教。它否定了基督教的拯救教义（通过上帝的恩典），却主张用暴力革命在世俗世界实现集体救赎。
意识形态使政治妥协变得不可能：意识形态主义者不接受任何偏离其“绝对真理”的行为。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将会导致内战、消灭“反动派”以及摧毁既有的社会制度。
意识形态主义者争先恐后地效忠于他们的“绝对真理”；而且他们会迅速识别出偏离本党正统教义的“异端”或叛徒。于是，在意识形态主义者内部，将会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彼此之间进行无情、无休止的战争，就像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那样。
译注：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正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隐喻。
（四）
意识形态对哪些人有吸引力？
意识形态可能会吸引某些与传统宗教、共同体断绝关系的知识分子，这些人通常渴望权力；
意识形态可能会迷惑年轻人以及受过教育的可怜虫，这些人深感孤独，随时准备把潜在的热情投入到激动人心乃至暴力的事业中。
空想家们的许诺可能吸引到大批走投无路者的追随，尽管他们对空想家们的学说所知甚少。纳粹党的早期构成就是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