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海风||王长华：元代巩昌汪氏集团的“战略对手”余玠
2019年第68期||总第331期
抗蒙有术 兴宋无力
——元代巩昌汪氏集团的“战略对手”余玠
王长华
如果说南宋名将曹友闻是汪世显集团跟随蒙元大军南征途中的“战术劲敌”的话，那么，时任南宋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等要职的余玠，则是汪氏集团的“战略对手”。他在任期内，奉行积极的防御战略，并不失时机地主动发动进攻作战，一度使横扫整个亚欧大陆的蒙元铁骑裹足不前，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衰亡。
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样一位力挽狂澜的边关统帅，在历史的大局势之下，其悲怆的命运，竟然和在他之前的岳飞、在他之后的明代蓟辽督师、抗击清军的袁崇焕的结局，非常相似，令人感叹唏嘘不已。
余玠，字义夫，蕲州（今湖北蕲春）人。少年时，因为家境贫困，生活落魄，因而行为恶劣；品行不好，给人的印象是热衷功名，爱说大话。后来考入白鹿洞书院，成为书院的一名生员。曾经带着一些客人去茶肆饮茶，因为与卖茶老翁发生口角，一气之下，竟然将其殴打致死，负罪逃走后在襄阳、淮南一带生活了一段时间，其年轻时的荒诞任气可见一斑。
余玠塑像
手举全蜀 还归本朝
当时，赵葵正在淮东制置使任上，余玠写了一首词前去拜谒，赵葵对其豪壮的词气十分赞赏，将余玠留在幕府中。不久，余玠就因功补进义副尉，又被擢升为将作监主簿，掌管宫室建筑、金玉珠翠、犀象宝贝器皿的制作和纱罗缎匹的刺绣以及各种异样器用的打造、权发遣（特指资历不够或者非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重要职务时的官称）招进军，充任制置司参议官，进工部郎官。
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余玠与蒙元军队大战于汴城、河阴一带，因功授直华文阁、淮东提点刑狱兼淮安知州，并兼任淮南东路制置司参谋官。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率兵接应援助安丰，授拜为大理少卿，又升为制置副使。他向朝廷上奏说：“必须要让我大宋朝廷内外，上下人等，办事无不确实，然后华夏四方才可宾服，受到感化。”
余玠又上奏说：“当今贵族后裔中有才学的人，出身于农村的人，以及来自于田野中的豪雄之人，一旦接触用兵作战之事，就被指斥为粗人，并将其和汉朝的樊哙一样看待，不屑与其为伍。请求陛下对文武之士一同视之，不要对他们有所偏重，偏重任何一方必然会激化他们的矛盾，文武之间矛盾激化，不是国家的幸福。”皇帝说：“爱卿对于人物的议论不同常人，可以独当一面，爱卿应该稍微等待一时，一定会得到很高的擢用。”不久，余玠被授职代理兵部侍郎、四川宣谕使，理宗皇帝和颜悦色地慰劳后，派遣其上任。
余玠的自我期许也非常高，他说，我当手举全蜀之地还归本朝，其功可昭彰于日月，而且可以期待。
不久，余玠被授予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重庆知府、兼四川总领（即总领财赋或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还兼任夔路转运使（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北宋前期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
自宝庆三年（1227年）至淳祐二年（1242年），在这十六年中，在蜀一地，被授予宣抚（使）职务的总共三人，制置使九人，副（职）四人，这些人中，有的年纪老迈，有的任职很短，有的庸劣，有的贪腐，有的暴虐残酷，有的屡出纰漏，有的遥领职务而没有到任，有的互有矛盾而各谋其政，总之是终无成绩。于是东、西两川号令不一，遭受战乱的生民们，则民不聊生，无论是负有监察州县之权的地方长官监司、还是当地的军队统帅，都是各行其是，各专号令，擅自授予官职，任命地方长官，且目无纪纲，蜀地政令秩序日益败坏。等到听说余玠入蜀，人心才稍稍安定下来，开始有安居乐业，稳定一方的打算。
余玠到任后，大力革除弊政，选拔地方长官，在府署的旁边修筑了一座招贤馆，里面的陈设用具和日常饮食等物和帅府完全一个规格，余玠还下令说：“集众思，广忠益，这是诸葛孔明的治蜀之策。如果有人想以良谋告诉我，近的就直接来公府，远的就将自己的良策上达郡县，所在各地必须以礼相待，并以高爵重赏，朝廷并不吝惜爵位，以回报有功者。豪杰之士来官府干事，正逢其时。”一时之间，四方之士但凡来者，余玠不厌其烦，都以礼接待，得到了众人的欢心。只要有一言可用，就根据其才而任用他；确实不可用的，也赠予厚礼而打发他回去。
余玠在四川的防御作战卓有成效
任贤用能 积极防御
播州（即今贵州遵义地区绥阳县青山平母台）冉氏兄弟冉琎和冉璞，是同父异母兄弟，有文韬武略之才，隐居于蛮中一带。播州当地的杨氏土司等地方军事统帅多次辟召，但兄弟俩却坚辞不就。听说余玠招贤的消息之后，互相告诉说：“这才是可以一起共商大计的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到余玠帅府拜谒。余玠也早就听说过冉氏兄弟的贤名，收到冉氏兄弟的名片后，马上就出来接见他们，待之以上宾之礼，并安排馆舍，让他们先住下来。冉氏兄弟住在馆舍里，安居若素，就像住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一样。就这样住了几个月，并无一言献上。
一天，余玠准备款待他们，于是设宴招待，余玠亲自主持宴会。酒酣之际，座上宾客们竞相言说自己所长，只有冉氏兄弟只管饮酒吃饭。余玠故意以言语引导他们，但兄弟俩却始终保持沉默。余玠说：“这是在观察我的待士之礼究竟如何。”第二天，余玠另外开辟了一处别馆，安排他们居住，并每天派人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兄弟俩终日不言，只是对坐着，以白垩作笔，在地上画出山川城池的图形，指指点点，起身后立即将其涂抹掉，如此这般又经过了十几日，兄弟俩这才请求拜见余玠，并屏退众人说：“我们兄弟俩承蒙明公礼遇，思想着如何能够对您稍有裨益，这才不敢与众人苟同。为今日西蜀之大计着想，我们推测其关键应该在于迁徙合州城吧？”余玠一听兴奋得一跃而起，抓住兄弟俩的手说：“这是我的平生之志，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谋划罢了。”冉氏兄弟又说：“蜀地的关键和形胜之地莫过于钓鱼山，如果将城池徙居于此，并任命得力之人戍守，积聚粮草以作长期守备之用，可敌十万大军，巴蜀之地，其他地方不足守啊。”余玠大喜说：“我早就深信两位先生绝非浅陋之士，两位的深谋远虑，余玠不敢私自据为己有。”于是，余玠不再与众人商议，而是秘密地将冉氏二兄弟的谋划上奏于朝廷，并请求不依寻常次序，破格提拔重用冉氏二杰，授其官职。不久，朝廷下诏，授予冉琎承事郎，权发遣（官制用语，宋代除授差遣的规定。凡不拘铨选常规,资序低而任重,低两等资序为“权发遣”,低一等者为“权知”）合州，冉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至于迁徙城池一事，全部委托于冉氏兄弟，听从他们的调度安排。命令一下，整个帅府一片喧然，众人异口同辞，都以为不可行。余玠发怒说：“城池建成，则蜀地可凭借此城得以安全，如果不成，我余玠甘愿独自承担责任，与诸位没有干系。”最终，修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大凡十余座城池，都依山为垒，棋布星罗，为各个郡城的治所，并在其中屯兵聚粮，作长期坚守的准备。而且，为严明军纪，余玠诛杀了私自溃退的将领以肃军令。又将金州城的治所迁移（陕西安康）于大获，作为防守蜀地的关键门户。还迁移沔州城（今陕西略阳）治所于青居，迁移兴元（今陕西汉中）守军驻扎于合州旧城，协守钓鱼城，共同守备内水（今涪江、嘉陵江、渠江）。迁移利州（今陕西广元）守兵于云顶，以守备外水（即岷江、沱江）。经此安排后，整个蜀地的防御形势如臂使指，互相联络，气势贯通，浑然一体。余玠又命令嘉定守将俞兴在成都一带开垦屯田，以充实军资。余玠的坚城防御战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人民回到家园，安居乐业，蜀地逐渐变得殷实富裕起来。
南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冬，余玠率领诸将巡视边防，直捣兴元（今陕西汉中），蒙元大军和他大战多日。后来，大量蒙古援军的到来，打乱了余玠夺取兴元城，收复汉中的计划。宋军此时优势不再，如再一意攻城，有被蒙军围歼的危险，余玠遂有计划地撤军，先“佯设虚寨”迷惑蒙军，然后焚烧驻地，从容回撤。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裴一璞在《南宋余玠出师兴元府之役论述》一文中认为，余玠出师兴元府，一扫四川宋军与蒙军交锋一味溃败的颓势，打击了蒙军蚕食四川的计划，有助于提升民心士气。长期以来，四川宋军萎靡不振，与蒙军交战“不溃则叛，不叛则降，纪律荡然而几不能军”。蜀地百姓竭尽膏血以养军，反“困民力以养乱”，对宋军主导的抗蒙战争寒心已极。面对蒙军的蚕食，宋军只知进行消极的阵地防御，致使四川疆土日蹙。余玠出师兴元府，作为四川军民抗蒙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既打击了蒙军蚕食四川的图谋，亦使蜀地百姓重拾对宋军的信心，鼓舞其在此后的抗蒙战争中，军民携手，共保家园。
余玠在四川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诛杀悍将 稳定军心
淳祐十二年（1252年），蒙古军汪德臣率部进击成都，围攻嘉定（今四川乐山）。余玠率部力战，再次打退蒙古军。在余玠的领导下，四川抗蒙形势日益好转。
当初，利司都统王夔素来就以残暴和骄悍而闻名，人称其为“王夜叉”。王夔恃功骄狂，恣肆不羁，桀骜不逊，不受节度，所到之处，抢劫掠夺，无恶不作。每到富裕人家，就将一只簸箕中间挖空，将主人的头套进去，夹在脖颈上，然后在四面点燃簸箕，并将这种残酷的手段称为“蟆蚀月”；还把弓弦系在人的鼻子下面，高高悬起，称为“错系喉”；还把人的两条腿子捆缚起来，用木头交互重压，称为“干榨油”。甚至用醋灌入鼻孔、把脏水灌入耳朵和口中等等，总之，运用不止一种毒辣虐待的手段，以威胁榨取金银钱帛，稍不遂其意，就会死于其手，蜀地之人以之为患，苦其久矣。而且，王夔还将部将的战马全部聚拢在一起，作为自己的收入来源。每遇战事，就高价估卖给他们。朝廷虽然知道其不法之事，但由于距离遥远而不能诘问，只能任其胡作非为。军中大帅处理营中之事，稍不顺遂其意，就千方百计进行阻挠，最终使其难以有所作为。
余玠到了嘉定后，王夔率领所部军兵迎接拜谒，所到之人才不过二百人，还是赢弱士卒。余玠说：“久闻都统兵强马壮，像今天这样的疲敝之态，和你平素的威望很不相称啊！”王夔对答说：“我的兵马并非不精，之所以不敢让您面见的原因，是担心您的随从受到惊吓。”话刚说完，就听见战马的嘶鸣声如雷贯耳，江水如沸腾一般。声音停下来后，战阵即合，旗帜鲜明，武器精良，器械森然，举目望去，沙滩上的军士像树林一样肃立着，没有一人敢随便乱动。战船中，余玠属下众将都惊恐失色，而只有余玠泰然自若。检阅完毕后，余玠从容地命令属吏按照班次赏赐了王夔手下众将。退后，王夔感慨地对人说：“没想到儒士中竟然有如此胆略之人！”
余玠早就想诛杀王夔，但担心其手握重兵盘踞在外，如果轻举妄动，将会危及全蜀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于是，和麾下亲近将领杨成谋划。
杨成说：“王夔在蜀经营已久，所辖部下多为精兵，早前之时的大军统帅，其势力都没有超过王夔的。而且，王夔的野心，远远不止于此。他将侍郎您视为文臣，必然不肯甘心听从将令，今天如果纵容而不诛杀，必然养成尾大不掉之势。以后他稍一举足，西蜀的局面就危险了。”
余玠说：“我早就想诛杀他了，不过担心其党羽众多，所以才隐忍未发。”杨成说：“侍郎认为王夔在蜀地盘踞很久，素有威名，但他能和当年的吴玠相比吗？当然不如吴玠。当年的吴玠正当国家中兴危难之时，身经百战才得以保全蜀地，其威名传播了将近四世，其对蜀人的恩惠和威名更加彰显，其根本更加稳固，蜀人知道有吴玠而不知有朝廷。而王夔早晚必为叛逆之事，到那时，诸将诛杀他就如同取一头猪的性命一样容易。况且王夔没有吴玠的大功，只有迟早必发的叛逆之心，其凭借野猪一样的蛮勇，就敢怠慢法度，纵容兵卒残害民众，将同事视同奴仆，他根本没有吴玠的深得人心。今天诛杀他，只需要一夫之力，但如果等到其反叛后再谋取，恐怕就很难了。”
听了杨成的话，余玠诛杀王夔的意志更加坚决了。一天晚上，余玠召来王夔商议军事，暗中却命令杨成代为统帅其麾下之众。王夔刚刚离营，新的将领已单骑进入营中，其手下将士都面面相觑，互相看着，不知所为。杨成将余玠的密令传达给众将，大家互相拜贺。等到王夔回到营中，立即将其擒获斩杀。杨成还同时侦查到王夔有几个心腹，他们一起与王夔共同为恶，根据军法，也将他们诛杀。余玠上书朝廷，推荐杨成为文州刺史。
英雄含恨 赍志以没
四川军队统帅想举荐统制姚世安代替指挥大权，余玠早就想革除这种军中私自举代之弊端，就率领三千骑兵赶到云顶山下，派遣都统金某去往军中，代替姚世安，但姚世安却关闭了城门不让其进入。而且，姚世安故意危言耸听，常常怀疑余玠将要收拾自己。正值丞相谢方叔家的子侄自永康避居于云顶，姚世安以厚礼结交他，请求在京城的谢方叔作为其后援。谢方叔于是在皇帝面前扬言余玠早已失去了军队统帅之心，不听朝廷调度，而且迟早会有变故，又在暗中唆使姚世安秘密搜集余玠的缺点，奏陈于皇帝跟前。于是，姚世安与余玠渐渐成了一对政敌，余玠郁郁不乐。
南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年），谢方叔和参知政事徐清叟等向理宗诬告，攻击余玠独掌大权，却不知事君之礼。理宗听信谗言，召其还朝。余玠知有变故，愤懑成疾。同年七月（余玠之子余如孙所撰《玠府君墓志铭》称是五月十八日 ），余玠在四川暴卒，享年五十六岁。有传闻称他是服毒自尽。消息传出后，全蜀之人无不悲戚，如同失去父母。
余玠自从入蜀执政后，不久就进为华文阁待制，赐金带，代理兵部尚书，进徽猷阁学士，升为大使，又进为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等到他奉召后，又拜资政殿学士，给予执政官相同的恩数。他暴卒后，理宗皇帝为之辍朝，特赠以五官。后来，由于监察御史陈大方的告发而夺去职务。
宝祐六年（1258年）十一月，理宗下诏追复余玠官职。
余玠治蜀期间，任命都统张实治理军旅事务，安抚王惟忠治理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待往来宾客，都有规格法度。还修建学府教养士民，轻徭役以宽民力，薄征敛以利于商贾货物流通。蜀地富裕殷实之后，能够为朝廷提供可观的税收，就免除了京城和两湖地区的军饷；而且边关撤除警备之后，又撤除了南宋东南方向的防务。
自南宋理宗宝庆年间以来，担任过蜀地统帅者，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可惜的是，他竟然以太平官员自居，购进大量蜀锦蜀笺，粉饰太平。而且，余玠长期被授予便宜行事之权，不顾别人的嫌疑，又不善于激流勇退，于是召来谗言，难免为奸佞之人留下口实；他又在官署随意处置官员，虽然他本身很廉洁，足以应对各项事情，但是，在群小的耳目口舌之下，半虚半实之事，谁也难以说清，以故人们对其多怀疑惧。至于姚世安拒绝他的命令，使余玠的威名受到顿挫，他只能怀抱着未遂的志愿而死去。余玠有一子，名叫如孙，取生子“当如孙仲谋”之义，后又遭到时论的攻击，被迫改名师忠，历官至大理寺丞，后为贾似道所杀。
余玠及其儿子的命运，不亦悲乎！
评价余玠的这最后一段文字，颇耐人寻味。似乎余玠的悲剧命运，是由他的性格缺陷造成的。其实，性格决定命运，不过是对复杂历史的简单论断。余玠性格上的缺陷，确实能够引起别人的猜忌，尤其是对于南宋的最高统治者来说，这种猜忌几乎是致命的。宋朝的统治者，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对于武臣的忌惮和防备，几乎是深入到其骨髓的。因为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轻而易举地就取得了天下，再加上前朝李唐王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最终使一代王朝走上衰亡之路。总结历史的教训，宋朝的统治者，对于手握重兵的边关统帅，是时刻提防并不信任的。再加上余玠长期被授予便宜行事之权，好大喜功，很容易被政敌抓住把柄，授人以口实。岳飞的悲剧在眼前明摆着，但可惜的是余玠没有引以为戒。各种因素交相作用，才共同促成了余玠的悲剧命运！
反观蒙元一方，无论是蒙哥大汗，还是之后的忽必烈，他们对待汪氏集团中的前后祖孙几代人，则表现出一种充分的信任，不仅言听计从，而且还赐以高官厚爵。这种君臣之间团结一致，上下一心的局面，才使得汪氏集团中的几代人，能够放开手脚，为蒙元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
我们比较金、宋、元这个中国的另一个“三国时期”的历史，则会发现，一个组织的成败兴衰，乃至一段历史的走向，往往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素质。金朝末代巩昌总帅完颜仲德、南宋抗蒙军事将领余玠、曹友闻，以及蒙元一方的汪世显、汪德臣等等，都应该算是当时那段历史时期最为优秀的军事指挥人才，他们分属于不同的政治集团，都是雄才大略，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但在不同的上级的领导之下，他们所取得的功业，以及个人命运，却表现得得然不同！
那么，如何确保一个组织，能够遴选出最为优秀的人，成为这个组织的首脑呢？金、宋王朝，都是沿袭了中国历代宗法继承制的传统，致使在和蒙元强敌对抗的过程中，金哀宗、宋理宗等，在个人素质上，远远逊色于蒙元的蒙哥和忽必烈等君主。但蒙元决定最高统治者的手段，则非常血腥，充满了暴力，整个社会都为其付出了很高的代价。能不能找到一个既文明，又有效的确立组织领导人的方法呢？
这是摆在所有的人们面前的历史难题！
王长华，男，汉族，甘肃陇西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杂文学会会员，现供职于一家媒体。
题签：魏新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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