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四川•历史文化】赵义山 ‖ “炼狱”中的寂寞歌唱——《郑大谟诗词集》读后(代序)

本文刊于《巴蜀史志》2019年第3期
暂时搁置手中的研究课题,来写一点拜读郑大谟老师诗词的读后感,是一种文化人的自觉,也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部《郑大谟诗词集》,是不可多得的,正如它产生的那个“炼狱”般的时代一样,也是旷古未有。

青年时代的郑大谟(刘庆 供图)

要论说郑老师的诗,就不得不说到半个世纪前的“文化大革命”,对于深受其害的国人而言,犹如一场梦魇。已经逝去者早已把不堪言说的心灵之痛带去了天国,而活着的人也早已年逾古稀,在苦难中度过人生下半场的下半段,大多又对世事几近淡然和麻木,也几乎没有人再愿意提起,因为那意味着重新撕裂伤口,再次回味和咀嚼伤痛,又何苦呢!于是,对于前辈们在那场“史无前例”的“炼狱”中究竟经受过怎样的痛苦与磨难,后辈们就只能依赖自己阅读史料,或靠道听途说的传闻,来做一知半解的了解。
然而,史料不免于伪,传闻亦或失真,都难于了解历史的真相。当今国人对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过来人往往讳莫如深,后来者却又认知各异,难道,那一段给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历史,就这样在无声无息中被抹去了吗? 在“炼狱”中深受其害的先辈们所经历的人生磨难和灵魂痛苦,就这样如晨烟暮霭,渐渐消失于无痕吗?不!历史,是有记忆的;天地,是有良知的,所以,还是有人出于民族责任感,为垂鉴于将来,要忍着伤痛来写一些回忆,用事实告诉国人:往事并不如烟!为着民族的未来,为着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为着后人不再经历前辈的苦难,我们无论如何不应忘记!不仅不应忘记,而且还应时时刻刻反思:那段灾难性的历史,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是历史的必然还是一种偶然?它究竟带给了国人怎样的伤痛?它对社会文化究竟造成了怎样的灾难性后果?我们应当吸取怎样的历史教训?后来者应当如何避免这种历史悲剧的重演?
笔者虽不能在这篇小文中回答这些沉重的问题,但却坚信:要回答这些问题,重中之重,恐怕莫过于尽快还原历史真相,而要还原历史真相,其首要工作,便是抢救“文化大革命”文献,特别是还保存在民间的不少文化人的日记和诗稿,就应受到高度的关注。因此之故,我很敬佩那些在“炼狱”中经受苦难的先辈们,他们用自己的笔,默默记下饱受摧残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伤痛,给我们留下了可以触摸和感知的真实历史!

《郑大谟诗词集》(2018年1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在前辈们的各种文字记载中,最为真切、最为生动、最为形象、也最为感人的,可能莫过于被一些现当代文学史书写者们拒之门外的古体诗词,而置身“炼狱”之中的先辈们采用古体诗词这种形式来讥讽时事、调侃社会、书写伤痛、展示风骨,本身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抗拒,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坚定不移的守护。这类以古体诗词保存真实的“文化大革命记忆”的作者,其最令人瞩目、成就也最高者,无疑要推那些不仅思想进了“炼狱”,而人也曾经被关进监狱或“牛棚”的文化名人,如聂绀弩、胡风、李锐、杨宪益、李荒芜等等。他们无论在生活上还是思想上都历经磨难,却自始至终坚守自己宁折不屈的个性人格,李锐“五十知非犹未尽,骨头如故作铜声”(《五十自寿》)便是这种个性人格的形象写照;聂绀弩“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归途之二》)便是面对“炼狱”逼压而精神不屈的生动展示。他们在坚持这种傲岸的个性人格和不屈精神的状态下的悲苦歌吟,是本可以形成时代潮流并翻卷起百丈狂澜的,只可惜因时代环境之故,他们不少泣心沥血之作,大多秘而不宣,或者仅在如生死之交的几位朋友间流传,所以,这种本应形成时代思潮的激流涌浪,结果变成一种地下潜流,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由地下喷薄而出,引起世人的回望与感叹。但因种种缘故,这些烙下鲜明时代印痕和闪耀着光辉人格的诗篇,它们的史诗性质和艺术光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和应有的评价。
与这些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出现在时代潮头,可以卷起百丈狂澜的名家大家相比,那些沦落下层而又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难逃厄运。在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文学素养较高,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的修养较深,同样也用古体诗词记录了自己在特殊时代环境中的人生经历,写出了当时真实的人生感受,于是成为另一类文学样本,《郑大谟诗词集》便是这另类样本中难得被保存下来的一个值得关注的文本。
大学时代的郑大谟(刘庆 供图)

《郑大谟诗词集》的作者郑大谟(1910—1984),字功禹,蓬安周口镇人。1942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蓬安县女子中学教导主任、蓬安兴华中学国文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蓬安县文教科长。继而先后在岳池师范、南部中学、南部县建兴中学等校任教。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在历次运动中皆遭受冲击。“文化大革命”伊始,即下放农村“劳动改造”,1978年后重新走上讲台,随后在南部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至退休。其诗稿 3000 余首,大多散佚,现存者不足半数。

青年时代的郑大谟(刘庆 供图)

拜读郑老师“文化大革命”中的古体诗词,你会感觉到他的诗词似乎既无国计民生的宏大叙事,也无社会文化和个人命运的深层思考,更无某种人生理想破灭的忧愤与悲叹,他只是书写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即便有时陷入困境,也很少作愤激幽怨之吟,仿佛以达人的平和心态来对待各种人生际遇并作诗的歌咏,总体上显得清丽雅致。与前述诸多文化名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古体诗词创作相比,它的时代感仿佛并不特别突出,给读者的心灵震撼也并不那么强烈,然而,它在清丽雅致的基调中蕴藏的一种孤凄之感,还是向我们透露了作者心灵深处的那一份迷茫,那一份孤苦,那一份无可告语的落寞与无奈,而正是这一份落寞与无奈,正是这一份欲告无人的心灵凄凉,让我们感受到了沦落下层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炼狱”悲苦。所以,它虽然并非“文化大革命”中诗歌的激流涌浪,却也是潜流在地下的时代潮流中的一道涟漪,依旧有它的时代特色。

南部县建兴中学任教师时的郑大谟(后排左二,刘庆供图)

在《郑大谟诗词集》中,最引起我特别关注的,首先是作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劳动改造时所遭遇的生活窘困。其中,有基本生活物质的短缺:

伙食难

二人伙食办来艰,九两三餐苕补添。
六十斤煤烧一月,下坛萝卜又无盐。

不羡人

三顿稀粥米一斤,无油无菜蘸盐吞。
隔灶虽闻香肉味,我行我素不羡人。

雨 天

人老衣单薄,苦寒不可支。
欲熬风雨夜,拥被读诗词。

布票之一  

今年布票标准高,胸中却反涌波涛。
久望新衣缝半件,竟然一笑瘪腰包。

那种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的日子,那种闻肉香而又无肉吃、见新布却无力缝新衣的穷愁,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所以,对这些啼饥号寒之作,读来也总令人格外动容。在现实中难以得到的东西,人们常通过想象来满足,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情景,常通过想象来实现,甚而形诸梦寐。郑老师对酒足饭饱的渴望,在当时似乎也只有在梦境中才能实现:

《五里十梦》之八

老妻招手笑嘻嘻,腌肉肥肠又腊鸡。
醉后狂呼伤醒早,余香在口尚依稀。

酒肉何丰满,宴开桂树前。
山一雷惊好梦,可惜未终筵!

在缺衣少食的境况中,作者偶尔也能在现  实生活中打一顿“牙祭”,那可就是享大福了。 如他的一首七律《食鸡》:

备战备荒肉食稀,一家大小坐围齐。
三杯淡白高粱酒,两碗红烧芋子鸡。
为己贪多愚手足,互相劝食老夫妻。
孙玲爱啃双肥肋,说比头胸好吃些。 

在今天看来,这《食鸡》所写不过一顿寻常酒饭,但在“肉食稀”的年代里,那“两碗红烧芋子鸡”,可就是难得的“盛宴”了,大家期盼已久,“一家大小坐围齐”。家人在饭桌上的表现,作者特别在意:首先是自己的亲兄弟,“为己贪多”,这似乎令作者不满;其次是老两口你推我让,“互相劝食”,表现出互相体贴关怀的夫妻情义;最后是小孙女经过比较后,“爱啃双肥肋,说比头胸好吃些”,如此天真烂漫,浑然不知长辈省吃以让的关怀。乍看起来,仿佛诙谐有趣,但实则是深潜悲辛!

郑大谟成都杜甫草堂留影(刘庆 供图)

缺衣少食,这只是“炼狱”生活中物质层面的窘困,还有精神上的彷徨无助和孤独落寞:

  七绝一首

前年此日来此间,忽焉七百二十天。
文化革命我劳动,不知何日是归年!

无 题

六十途程七字编,苦愁辱贱老病冤。
身无长物唯余死,一日醉眠且醉眠。
郑大谟晚年照(刘庆 供图)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作者便被放农村劳动改造,与家人离散,已长达两年之久,仍不知何年能结束这种“劳改”生活,其精神忧伤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种忧伤与痛苦,作者用“苦愁辱贱老病冤”七字来概括自己所经历的不幸:苦难、悲愁羞辱、卑贱、衰老、病痛、冤屈,人世间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自己身上,所以,除了“死”,还能有别的向往么?这仿佛便已处于绝境之中了!痛苦忧伤,担惊受怕,就像幽灵一样难以摆脱,甚而追之入梦:

《梦润成》三首之二

山中猛虎吸人脑,洞里黠狼摘我心。
恶梦缘何如此多,宵宵全在受虚惊。

郑大谟诗词被收入《当代中华诗词集成·四川卷》(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猛虎吸人脑”“黠狼摘我心”,诗人何以会梦见如此惨烈景象?而且还是频繁地做着这类噩梦:“宵宵全在受虚惊”!呀,“恶梦缘何如此多”呢?这难道不是成为被“改造”对象之后思想恐惧的一种幻化吗!

物质短缺,缺衣少食,有饥寒之患,身为另类人群,遇社会高压,有怀璧蒙冤之愤,此等忧患与怨愤,除了曲折地表现于诗,在现实生活中,真是欲告无人!这种苦闷情怀,这种落寞孤独的心境,有一首《小重山·病心慌》的词,表现得十分真切:

昨夜上床想下床,难寻千里梦,实心慌。
新鲜苕饭亦不香,腹空空,信步到牛房。
何老询衷肠,瞠目罔知对,望遐方。
桥头独立又彷徨,惊回首,怯影水中央。

这种精神折磨,已经让人睡不安寝、欲语无人,于是“信步到牛房”。这是要向牛去诉说吗?这种常人难以理解的近乎痴癫的行为,表现了诗人无以复加的落寞孤苦和幽愤凄凉!诗人的痴癫之举,引起了那位养牛老人“何老”的关注与询问,可是,这满腹的伤痛和幽怨,又岂是一位善良的乡野老者所能理解的呢?所以,在四目相对之际,竟不知如何回答了。最终,诗人不得不怏怏离去,独立于桥头,彷徨无依,在蓦然回首之际,连水中倒影也给了他无端的惊吓。这些近乎痴癫的心神慌乱之举,不正是一种“病”态吗?诗题《病心慌》,也正是对这种近乎病态的心神慌乱的痴癫之举内容的揭示。一位深受学生爱戴和敬仰的先生,竟然在那场“炼狱”中被逼压得几乎走投无路,这难道不恐怖吗?这类作品虽说是作者个人的经历,但未尝不是时代的画像,它为经受过思想折磨和精神蹂躏的知识分子的灵魂苦痛传真留影,具有典型的时代意义。

2019年4月6日,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在南部县举行。图为本文作者赵义山教授与郑大谟女婿张仕明合影(蓬州闲士 摄)

在“炼狱”中经受煎熬,终于能挺过磨难,这是很不容易的。这当然首先离不开亲人的关怀与体贴,尤其爱人的情感慰藉。郑老师在其所著《郑氏家乘》(手稿)中曾深情地回忆说:“余关牛棚时,老夫人对余仍真挚无渝,关怀备至,虽受牵连,患难与共,更未有一句怨言,此诚和好偕老之象征也,难能难能。”郑老师与老伴琴瑟和鸣的温馨,在诗词中也时有书写:

咏 怀

离家才半日,一切空吾庐。

衣食缺犹可,伊人不得无。

相见欢·离家前夜

千言语,万情绪,两依依。

坐伴窗下挑灯,看补衣。

落难时有这份家庭的温暖,对诗人挺住压力,顽强生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2019年4月6日,郑大谟女儿郑砚琴在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上(图片来源:四川新闻网南部论坛)

除了家人的真情关怀之外,还有郑老师自己较为通达的思想修为,也是他能挺过磨难的重要原因。他在《郑氏家乘》中曾回忆当年的不幸遭遇和心境:“在运动中遭批斗数次,搜家搜出我平日所作之日记四本,诗词三千余首,诬为反动诗词,坑人莫此为甚!判刑管制三年,发生活费 25元,复下放艾家沟劳动。余对此遭遇,心阔似海,既不怨尤,亦不丧气,我心中有数。”面对一般人难以忍受之冤屈,可以做到“心阔似海”,的确难能可贵!这种通达的胸襟,在诗词中也有表现:

卜算子·莫怄气

谁能百岁春?帝乡非吾意。
宇宙是一阔舞台,人生在做戏。
得固无所欢,失仍不足虑。
事大如天醉亦休,千万莫怄气。

西江月

莫为减薪低态,休教人老悲穷。
原知死去一场空,决不丹心摆动。
眼里金钱小事,脑中思想全红。
东风继续压西风,“宝书”朝夕与共。
郑氏家乘(刘庆 供图)

如果说《卜算子》一词比较理性地表现了人生无常、不以得失为意的豁达胸襟,是历代失意文人自慰自解的传统表达,那么,《西江月》一词的自慰自解,除以虚无之感作自我麻醉外,更以通过“思想改造”而取得“思想全红”的效果来消解愁苦,这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完全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今天看来,则难免既显得滑稽而且又潜含着一点辛酸了,这应该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一种自我安慰。

郑大谟塑像,邓楠先生创作(蓬州闲士 摄)

家人的贴心关切和自我胸襟的豁达,应该是诗人度过劫难的很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还与诗人对教书育人的执著和真诚的师生情谊的慰藉,以及他以诗词作为自己生命构成等因素都密切相关。诗人对教书育人事业的执著精神,很令人感动,即便在经受磨难的岁月里,他依然心向课堂,情系学生。他有一首题名为《改文》的诗写到:

上课恍如昨,改文兴亦豪。事与愿违久,空有梦魂劳。

诗前有小序云:“昨夜刚一上床,觉得在学校上课,忽而又在寝室改文,改到高应洪、陈宗甫文中的排句,气势豪迈,高兴得吟咏起来,乃醒,始知是梦,乃口占一绝。”为人师者,能时时刻刻牵挂着教学,关怀着学生,即便“文化大革命”中被剥夺教书育人的权利、被社会抛弃之后,他仍旧睡里梦里都还在“上课”“改文”,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最大满足。作为学生,得师如此,自是莫大的幸运;作为教师,赢得学生的尊敬,也就自在情理之中。所以,对于一些心地纯洁善良的学生而言,他们与老师之间真挚的师生情义,是超越了当时政治高压下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所以仍有学生大胆地给他写信:

获 书

一信飞来使我惊,勤民克佑忒关情。
三年师弟惭形秽,寥寥数言已泪盈。

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会场(张仕明 摄)

在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成为另类,一般人要与之“划清界线”、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居然有勤民、克佑等学生写信给他,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所以,这令他又惊又喜。令他惊恐的是,两位少不更事的学生居然在这种时候写信给他,如果一旦因此而受到牵连,岂不毁了前程?喜的是人世间并非只有邪恶与虚假,还有善良与真情,这自然给他莫大的精神慰藉,所以尽管是“寥寥数言”,也让他感激涕零,“泪盈”双眸了。这虽然不是“家书”,但却胜过“万金”!成为诗人在潦倒沦落、寂寞孤苦中顽强抗争的巨大精神力量。

除了家人、学生的真情关怀给诗人以莫大的精神慰藉之外,还有诗歌创作这一强大的精神支柱。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郑大谟诗词手稿,一般会标注写作时间,其最早者为1965年8月13日,当然这不能说作者的古体诗词创作是从那时才开始的,因为手稿中有《旧诗一束》尚不知具体的写作时间,而有具体写作时间的诗词,大都集中在1967 年至1970 年这四年间,这恰巧是诗人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经受“炼狱”磨难的孤苦岁月。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古体诗词创作,是帮助诗人度过劫难的强大的精神支柱,是诗人诉说痛苦、排解幽愤、寻找慰藉的灵魂伴侣,是诗词伴随他走过了寂寞孤苦的春秋冬夏。郑老师的诗词,除记录他缺衣少食的物质生活的窘困,表现寂寞潦倒的穷愁与哀怨之外,也记录了他在乡村的劳动与见闻。

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会场(张仕明 摄)

在对乡村劳动和见闻的叙写中,则一改穷愁苦吟的面目,多给人以清新明丽之感。比如其劳动纪实诗有云:

铲渣纪实

白云蓝天小涧东,流水曲曲山重重。
浓荫树下抬望眼,身在自然画图中。

相见欢

大地浓雾严霜,似海洋。 
 涌出层峦处处,红太阳。
问何事,铲渣滓,上山岗。
喜看蓝天红树绿田庄。

2019年4月6日,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赵义山在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上作学术报告(图片来源:图文南部微信公众号)

这些诗词中写到的“铲渣滓”,是川东北乡下最常见的农活之一,干这种体力活,是要出大力、流大汗的。如果要让一般人在这种繁重的体力劳作中来感受诗的美,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诗人笔下的铲渣,不仅不苦不累,却洋溢着一种诗意的美。“白云蓝天”“曲曲流水”“重重山峦”“蓝天红树”等等,都构成了美丽的“自然图画”。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去发现和感受诗意,这不是忘掉辛苦与劳累的最好办法吗?

诗人不仅用诗歌创作来淡化和消解繁重的体力劳动的苦和累,而且也借诗歌创作,借对自然美的发现,来淡化和消解社会政治高压所带来的精神痛苦,因此,出现在诗人笔下的农村山野风光,无论春夏秋冬,总是那么恬静优美,那么清新自然,那么令人陶醉!例如作者笔下醉人的春光、恬静的夏夜、如画的秋色和迷人的冬景:

《春雨》二首之二 

原上疏疏雨,陇头淡淡烟。
牧歌芳草地,人醉杏花天。

夏之一夜

星疏空寥廓,山静夜深沉。 
塘远蛙声细,天高月半轮。

芦 花

冉冉物华并未休,芦花荻荻浪悠悠。
虽然红蓼开他岸,一样江天水国秋。

大雪之二

长河成玉带,草屋似银庐。
天空白螭斗,一幅好画图。

2019年4月6日,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希凡在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图片来源:四川新闻网·南部论坛)

读着这些清新自然的诗篇,陶醉在诗歌之美的艺术享受中,你会忘记作者特殊的处境,甚至也忘记作者所经受的种种磨难。而读者的这种忘记,却源于作者的忘记;作者的忘记,则源于通达的修养,源于生活的智慧,源于对诗词的酷爱。诗人在物质生活的窘困中,在有巨大思想压力的恐惧中,在被社会抛弃的沦落孤苦中,在对前途渺茫的绝望中,他已经没有了“远方”,只有“诗”!是坚持诗歌之美的发现与创造使他终于走出困境,挺过人生旅途中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诚如诗人自己在一首《长相思》词中写到的:

朝悠悠,夕悠悠,唯有诗词解心愁,东风带暖流。

2019年4月6日,参加纪念郑大谟先生诞辰110周年暨《郑大谟诗词集》首发学术研讨会的全体人员合影(刘庆 供图)

是的,正是靠诗词作为苦难灵魂的寄托,消解了心中万千悲愁;还有大自然的无私眷顾,和煦的春风仿佛给凄苦悲凉的心境带来阵阵暖意,这才让诗人忘怀现实的苦难,在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美的诗境中“悠悠”然度过了朝朝与暮暮,度过了春夏与秋冬!

“文化大革命”已矣,诗人已矣,但诗人在“炼狱”中的寂寞歌唱,却余韵犹存,它对于“文化大革命”生活“传真留影”的认知价值,以及诗人睿智的生活态度、执著的诗意追求留给后人的启示,当是跨越时空的!

(原载《巴蜀史志》2019年第3期,总第223期)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郑大谟诗词集》。图为赵义山教授(右)与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曹成建合影(赵义山 供图)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赵义山(天府学者特聘教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曲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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