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坛灿烂的明星:夏目漱石
2020-12-11 09:27
华人号:文化圈儿
夏目漱石
1867.2.9—1916.12.9
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文坛上,是一颗灿烂的明星。如果要讨论日本文学,必然要提到他的名字,也必然要理解他的作品。
他的《我是猫》《哥儿》《心》等,都是脍炙人口之作,在日本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的丰碑。
夏目漱石生于明治维新的前一年,即1867年,殁于1916年(大正五年)。他的一生是在整个明治时代和大正初期度过的,他经历了日本资本主义上升并迅速走向对外扩张的时期。
日本近代文学经过明治初期的启蒙,曲曲折折地,经过浪漫主义时期,到明治三十年代(1897—1906)下半期兴起自然主义文学运动,近代文学才真正确立起来。
受左拉文艺思想影响的作家们想追求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但却碰到时代的森严壁垒;他们想正视现实本身,但后来却落入了肤浅的写实主义。
1914年夏目漱石完成了著作《心》。在这部作品中,漱石探索了伦理思想中的所谓罪恶意识。
《心》由“先生和我”“双亲和我”“先生和遗书”三部分组成。
“先生和我”,通过一个青年学生的观察,来描写作品主人公“先生”的言行和内心。
“双亲和我”,通过对青年学生父亲的病的描写,来衬托和对照“先生”。
“先生和遗书”,是作品的中核。通过“先生”在遗书中的自叙,剖析了一颗心灵。
这部小说没有描写广阔的生活图景,也没有写什么重大的事件,但却通过一出恋爱悲剧,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即资产阶级的道德问题。
夏目漱石于1911年在大阪做了一次“文艺与道德”的讲演。在这个讲演中,他认为:明治维新前的道德,是封建社会产生的一种理想形态的,完全、模范的忠臣孝子理念。这种道德是由上面灌输的,也是强制性的。但是在明治维新后渐渐衰微了。
他说:“往昔仰慕的理想已被看作偶像,取而代之的是开始以事实为基础从中创造道德,以至今日。”也就是说,那时已是探索代替儒教道德的新道德的时代,这种探索要以既要有善又有恶的人性为基础。
但是夏目漱石认为人性中既有善又有恶,到了关键时刻,好人会突然变成坏人,在《心》这部作品中,他就做了这样的描写。“先生”的父母死后,开头他的叔父对他十分热情,但当他拒绝娶叔父的女儿以后,他叔父立刻换了另一副面孔, 成了施展狡计、侵吞财产的坏人。“先生”自己是“狡计”的受害者,但在关键时刻又用“狡计”去对付自己的朋友,最后不得不用自杀去求得道德上的“解脱”。
夏目漱石是一个严肃的作家,他正视社会现实,认真细致地去剖析“心”,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不可能找到正确的出路。
他苦闷,彷徨,甚至厌世,除了让他作品中的人物“自杀”,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今天来读《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进行分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扫荡中,是有进步意义的。但随着资本主义走向垄断阶段,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也日趋堕落、腐朽。所谓利己主义,所谓人性中的恶,绝不是人性中固有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的污秽。在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文学作品,是会得到一定的启迪的。
在写作技巧方面,《心》这部作品也有许多值得研究、品味的地方。夏目漱石笔下的“先生”绝不是一个脸谱化了的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
“先生”受了叔父的欺骗,不相信任何人,但他却爱上了房东太太的女儿,并且相信她。这明显的是一个矛盾,但它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的内心是复杂的,不是可以简单地公式化得了的。
“先生”同房东女儿之间,同房东太太之间,同好友K之间,是由各种各样的感情络合着的:有爱情,有嫉妒,有信任,有悔恨,有热情,有冷漠……“先生”的内心里不断地有波澜,有风暴,有伦理与现实的冲突,有善与恶的搏斗,有爱与恨的挣扎。
K违背了养父母的意旨,被断绝了学费的来源。“先生”因为曾支持过他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觉得此时有帮助他的道义责任,就想方设法把他拉来与自己同住。为了温暖K那颗冰冷的心,他恳求房东太太和小姐多接近他,用女性的温柔去融化他心头的冰块。
但这种道义的力量是十分脆弱的,而且实际上附有条件的,一旦发现小姐有时单独与K谈话,他就萌发了嫉妒之念。K自杀后,“先生”背上了沉重的负罪感的十字架,受到了道德心的鞭责,他这种生,比死还要痛苦。他没有勇气向妻子忏悔,他说:“假如我用对待亡友的那种善良的心肠,在妻子面前忏悔自己的过去,她一定会噙着悲喜的泪花宽恕我的罪恶的……我只是不忍心在妻子的记忆中留下一个阴影才没向她表明。”
他想死但又可怜妻子,就“像是为了妻子拖着这条生命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到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一条对他自己来说是最轻松的道路——死。
总之,对于明治时代那个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苦闷与挣扎,小说把它写得柔肠百转,凄哀缠绵,对于代表着明治时代的道德观的“心”解剖得细致入微,刀刀触及神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