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度•散文 | 在别人的下午里
在别人的下午里(组文）
文/朝潮
推荐语：他的文字可以让人沉寂下来，摒弃嘈杂、摒弃不安、摒弃躁动。这里没有冗杂的叙事，而是把视角归于自我、归于身体、归于思维。聪明的人，才有如此的内敛，在表达深处，寻找一种波动，渐而靠近真正的宁静。
——端木赐
在别人的下午里
你坐在别人的下午里。
四月的阳光，善解人意。而你想告诉我们，四月的阳光是忧伤的，尤其是四月三日；它们像一把大提琴弓弦厮磨的样子，像勃拉姆斯的田园的起始，低吟，轻柔；它们想一头扎进别人的怀抱里，那个别人是谁并不重要。你在别人的下午里，那个别人是谁也不重要。
你总是在别人那里。
麻雀也总是在别人的树上；像笛子，在别人的曲子上。
我们总说你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可你没有办法。你一直在别人那里，在别人那里蛰居，在别人那里失眠，连梦见的也是别人。这个下午的忧伤，你坐在勃拉姆斯的寂寞田园里。勃拉姆斯的音符总是悠长，好像在训练那些乐器的耐心，内省，节制。有很多别人的田园。凡高的，塞尚的，梭罗的，陶渊明的，贝多芬的，等等。四月三日的下午，你在勃拉姆斯的田园里，音符像一块绸布在你面前轻轻颤动。
下午的时光从树冠上穿透下来，漏洞百出，就像那时的你。你喝了茶，头颅内部的光亮就会漏洞百出，它们向四面八方照伸出去。你喜欢这样愉快地漏着。你已经漏掉了很多，打算一直漏下去。
谁都不情愿日子会漏掉什么，但它确实漏洞太多。我们总是让你多吃点，让身体相对饱满一些。你还是瘦，吸收得少，漏得太多。你一个字一个字地漏着，从下午漏到深夜。别人同情你，也营养你。你习惯被别人收养。勃拉姆斯的音符也是有营养的，起码它们会在忧伤的阳光里，一闪一闪，解开你的胸襟。
一只黄蜂在你周围嗡嗡鸣响，像单簧管，醇厚地盘旋。它不知道停在哪里合适。勃拉姆斯把它放在了田园的副部主题上，和圆号一起，若隐若现；分解的和弦，类似一种恍惚的陈年思绪。黄蜂后来停在一根苍老的竹子上，一动不动。你知道，它希望在这里钻一个洞，作巢，然后把自己寄存进去。
这个下午，你懒懒地寄存在一个德国人的田园里。我们称它为第二交响曲。勃拉姆斯在依山傍水的奥地利华瑟湖边写下了它。那时德国统一不久，他在一个叫做贝尔察赫的小镇度假，油然想到了田园美境。我们不知道，你在别人田园里，在别人的下午时光里，想到了什么。
你不会胖起来，我们知道，这是与生俱来的，而且，你的器官不太愿意与肉质的东西打交道，它们寄养的本能只会卑微地低吟，像六级和弦的忧伤，像追忆似水年华。你喝着茶，坐在别人的下午里。四月的表面是时尚的，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树的枝叶，包括树上的鸟鸣。时尚是新鲜的东西，很容易老，它适合观看，不适合贮藏。这个下午的时尚，掩盖在一个德国汉堡人的古典情怀里。德国人擅长在五条线上表现灵魂。五线谱，是在中世纪一个叫圭多的意大利人那里启蒙的，他划了四条平行线记录音符，后来德国人加了一条，此后又加了一长串德国人的名字：巴赫，斯特劳斯，贝多芬，舒曼，门德尔松，格瓦纳，韦伯……一个个名字的锃亮度，就像意大利人的嗓门。德国人不喜欢时尚，他们对于灵魂的救赎，就像他们国家的战后重建，布满了古典和怀旧。上午是浪漫和现实的，下午是古典和怀旧的，也许吧。你这样想。
可能你并不能切入这个德国人的古典忧伤的核心，只当是一场耳朵的盛宴，音符只是以发亮的方式披洒在你的身上。如同名利。有谁能切入谁的精神核心，有谁？你多次这样一本正经问过我们。音符是对俗世的挽留和同情，你说。树的枝叶摇摆着，也在笑你。
两只燕子，在四月的走廊内外盘旋。它们的嘴里衔着春泥，那么古典。一个意大利女人在唱《田园的寂寞》，弦乐在浅吟，女人的声音有点倦怠，想离去，但没人能帮她。六级和弦在忧伤，大提琴低声地隐晦着一种愿望上的力量，像宗教。
下午，不知不觉老着。勃拉姆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这个下午，老去。一只蝴蝶正年轻，它在你的樱桃树下缠绕不去。蝴蝶想到花开时，花，已经谢了。你看着它在树下忧伤。“蝴蝶的一生，在人的眼里只有三天时间”──那是一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你跟我们说过。你又说，人的一生不足百年；你说，那么，人的一生，相对于几十亿年以来的地球，那是多久呢。我们不知如何回答。也许用“一闪而过”来比方，还是显得长远。你在这个下午穿透出去，面对一只蝴蝶的忧伤，面对勃拉姆斯的忧伤。
勃拉姆斯的忧伤不会老，它们会飞，纷繁地停落在别人的乐器上，被别人收养。
结束部的节奏短促而有力，符点连接递送着音乐的动力，随后弦乐在忙碌，越来越密集，为音乐凭添几分大的气概；单簧管和双簧管、大号和圆号，变化着田园的气候；尾声中圆号那段气息深长绵延不觉的旋律，使你渐渐远离那场盛宴，又好像永远摆脱不了。一个下午被伤透，又缝合。
你坐在别人的下午里，样子像别人的田园。
你说你一直生活在别人那里。我们相信。一个人过于热闹，在别人那里，你才会寂寞如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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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改造的身体
农历正月的风喝多了欢聚的酒，一路粗烈，人在屋外，一点尊严也没有。西伯利亚来的寒风把我的身体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身体终究不是风想要的样子，也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我的身体在最近几年，越来越不是我想要的样子了，它被反复地装了又拆，拆了又装，面目全非。现在我坐在火炉边，边拆，边装。我开始喜欢上这项工作，越不像自己，越有趣。
想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是一桩蠢事，也是一桩在痛苦、残酷和无望中埋藏着乐趣的事情。
我用过一些莫名其妙的名字，比如农夫问道、雪里蕻等，包括现在使用着的名字，它们让我觉得自己用一些另外的身份寄生着，荣和辱，似乎跟我无关。跟我有关的，只是我的身体。身体是父母生产的，我大概只有使用权。父母在生产我的最初，就有了我这具身体的设想和概念，也预期了功能和价值；就是说，这具身体的本质先于它的存在。这个说法严重倾向于一个叫萨特的法国人的生命价值观。两千多年前的中国道家也说过与此相当的话。《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后来我们开始使用一个叫“无中生有”的成语。那么，对于这具身体来说，那个所谓的我，实在是无中生有。
现在，我的身体坐在一把江南的椅子上，从二零零四年一直坐到现在。它有时候是一堆散乱的零件，有时候仅仅是身体一具，没有更多的存在意义。春天的雷声，夏天的台风，秋天的利爪，冬天的肆虐，在如此壮观的背景之下、劫运之间，我和我的身体很难逃避被改造。我不知道对于一个人的改造有没有结果，只知道，在万物面前，人的改造仅次于万物生长。我逃得过吗？
我出生时，只有几个人认识我；之后家人把我逐个介绍给邻居和亲戚，认识我的人一下子拓展到几十位；之后我有了同学、朋友、同事，认识的人可以用三位数来统计；再之后我去了一些地方，并且在别处工作了几年，知道我的人又多了一些；我想等我中年及之后，（可能的话）尤其是苍老时，认识我的人数会逐渐减少到我小时候的状态；到我死的时候，再回到我出生时的样子，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个过程适合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像一个定律，我叫它篡改定律──从起点回到终点，人数没有多变化，本质已经面目全非，被篡改了。人是最喜好篡改（或者说破坏）的动物，不把自身环境和跟自身有关的环境破坏一番，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也可能把这种破坏叫做创造。这正是活着的羞耻的一部分。有一大帮人知道你的存在，是一种负担，或者说压力，也是一种羞耻。有关活着的羞耻部分，人们并不善于体验它；相对于人的精神部分，人们更善于重视来源于人的身体器官部分的羞耻。
或许人事的发展本质，就在于不断地篡改。比如我，习惯把白天涂改成黑夜，把黑夜当白天使用。白天色泽太亮太杂，适合饲养性情，很难看清生活细节；在黑夜行走，我会更专注于来路和去向，也看得更细更深。黑夜里，身体在自己制造的时空中，很像一种摆设，一种容器，我躺在里面，长时间不想出来。许多早先认识我的人，现在见到我时都不太认识了，他们怀疑我的身份的真实性。偶尔去一些窗口单位办事，工作人员看着我的身份证，也要用怀疑的目光反复核对，或者直接把疑惑说出来。我一点不怪他们。我的确已经不像我自己了。很久以来我就不再拥有夜不成寐的狂喜，不再有魂飞魄散的爱情；连悲伤也是如此短暂，它习惯停泊在眼眶以里，浸泡在一滴古典的海水里。当这具身体所处的日子越来越平宁时，也就越来越虚慌，因为它不知道身体里那个人去了何处，在做什么。我的身体甚至弄不清楚两条腿支撑着谁的身体。
我的身体外形是陌生的，它瘦，这几乎成了我身体的核心词汇，毫无体面。人人都说，你瘦，太瘦了。我想那肯定不是胃的饥饿所造成的，到目前为止，我的食物还相对充足；其次是体内的复杂境况，我常常能感觉到有针的刺扎，和利爪的划动，偶尔还会听到一记巨大的碰撞声，像一个花瓶在黑暗中的碎裂，留下一胸口的碎片。很多时候，我怀疑自己有病，怀疑体内的组织正在四分五裂，怀疑自己的身体被一种东西套住了，扼制住了。这个套，像对付不老实的犯罪嫌疑人的某种手铐一样，越挣扎，它铐得越紧，时间一长就老实了，乖乖地就范在那个很紧的铐子里。在这个铐子里，能使你生存，但你宁愿不知道，这是你无法想像的地方，也是最终打败你的地方。这个铐子，叫生活。所有的生活是有病的，就如所有的身体。我的身体的病情，可以找到一些医学的确切说法，比如强迫性神经官能症，自闭症，社交恐惧症，等等。我的身体差不多有两年多没有主动跟人面对面交往了。我说我不在乎我的身体，那肯定是假的，否则我没有必要去改造它，一遍遍地拆装它；就算我不改造，也存在客观的自然规律的改造。
在无助的时候，我就祈祷。写作是祈祷，活着更是祈祷。我祈祷我的身体也能成为别人祝福的一部份，也能心想事成。
祝福，对时间来说是考验。有一大堆不同的考验在等着我，无论忧伤、孤独，还是得意、热闹，等等。这一大堆隐藏在身体里的东西，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可能在悄悄腐蚀我的生活，和身体内部的那个我。例如才能。我对来自亲友的压力有一种“才能”，这种才能在我身上得到了过分的培养和发展。与此相近的，又例如关爱。我小时候太重视来自身边人（尤其是亲人）的关爱，但是得不到，或者说远远不是我期望中的样子；现在，“关爱”这种东西被我重视着，铭刻着，霸占着，我只容许自己使用这种东西，原则上拒绝接受别人的关爱──我会因为接受别人的关爱而难受，而成为我的一笔无法偿还的沉重的债务。中国人礼尚物质上的往来，就像连锁债务；欧美人礼尚的是精神性的关爱。前者“实”，后者“虚”；从效果来说，后者是无止境，是一种悬念。
活着也是悬念，人人知道结果，悬念存在于其过程的千变万化的可能性，否则我们没有耐心继续下去。如果像我这样长年坐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差不多是放弃该有的悬念了，我已然看到自己苍老的样子，很多很多次，只要我想看到。在给朋友东紫的一封回信中，我说：“我是不是在自取灭亡？”这个我，是指身体里的我。我用一丝不挂的文字来描述自己和自己内部最隐秘的部位，以一种精神放荡的方式。这跟生存贸易无关，只是出于对自己内部器官真实性的重视，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的发现；最主要的是存在方式的孑然和无助，也是要被坦露出来的原始动机。我的身体相对于我来说是虚构的，总是被外衣包裹着，被我的卑微表情着，像一个个随时可以被篡改的故事。身体可以相对轻易地改装，用布料，用纹身，用化妆品，用染发剂，甚至手术之类；身体所属的那个人的改造很难，大多数时候，我只能一遍遍的将自己装了拆，拆了装，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样子。我所能做的，就是经常给自己讲故事，像“一千零一夜”，把自己想像中的角色一个个分配出去，从而吸引我一天天存在下去。相对于我的身体来说，可能也存在一个叫做山鲁佐德的拯救者──吸引我的，是神秘，是未知。
也许，我只是滚滚红尘中的一个曾经有过的幽灵，并不真正属于这具身体，它的身体离我有很大距离，似乎从来没有缩短过，身体越专注，越被内心的我召唤，真相的距离就越远。我知道我不会是过去的样子，也不会保持现在的样子，更不知道会被篡改成什么样子。身体可以拆装，可以使用，可以使其落实在一把江南的椅子上，但终究不能拥有一种控制行为，我的身体和其从事的工作一样，他们被自身或外界的篡改的结果，只能是以悲剧告终。
不知道祈祷有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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