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山 | 王选

其实，我们这些人，也何尝不是一只蚂蚱，即将绝迹在自己的故乡。

转山

文/王选

在西秦岭一带，叔，一般叫大，或者爸。叫叔洋气，但隔，不亲。

我三叔，兄弟排行老三，最小，我叫三爸。

我是跟三爸一起出门的。阳光盛大，倾盆而下，万物闪烁着透亮的光芒。午后的白杨，立在门口，风吹，它们露出长满白绒毛的手掌，呼啦啦拍打着。我们顶着隔年的旧草帽，穿过长长的寂寥的夏日巷道。

巷道里为什么没有人？

可以前夏日的巷道不是这般枯寂。男人们敞着衣襟，提着镰刀和磨刀石，挽着裤腿，女人们提着瓦罐，罐里有水。他们淌过阳光翻滚的河流，要下地割麦去了。孩子们皮肤黝黑，沾满汗渍，提着鞭杆，犹如一条条黑皮鱼，滑腻腻的，赶着大群的牲口，吆喝着，嚎叫着，要去一个叫沟里的地方放牧了。牲口们尥着蹄子，摔着铃铛，顺便扯一嘴路边的草，吓得散步的鸡鸭呱呱叫着，跑开了。

夏日午后的麦村，应该是喧闹的、是火热的、是迫不及待的。可现在不是这般了。

三爸扛着头，他要找一棵好的苗子，挖回来，当盆景。他是村里的拖拉机手，开着灿烂的东方红，曾经跑遍了西秦岭。他还种麦子、洋芋、玉米等。但后来，他不开拖拉机，也不种麦子了。他在城里，开过一段时间货车，到处跑。没几年，货车生意不行，他卖掉了。然后他又买了小车，开起了滴滴。有人预约，就去拉人。他在城里有房，一室一厅，很小。

他说是挖盆景，其实还是想看看麦村的田野，想看看曾经挥汗如雨如今却撂掉的土地，想看看时光到底在大地上掳走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想看看一个人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大地最终会落得何种下场。三爸没有说这些，但我知道。其实，我也想看看，曾经夏日的田野，如今变成了哪般模样。虽然我的理由是去捉蚂蚱。

我们像游手好闲的人。在麦村的六月，麦黄时节，一个人游手好闲，是会被嫌弃的。但现在又能怎样呢？我们已经不再种地，我们没有麦子可以收割，我们没有牲口可以放牧，我们没有汗水可以滴落，我们只是从城里回来，到所谓老家，游一圈罢了。

出了村，我们沿着山路，蜿蜒而行。田野似乎还是旧模样。山，依旧是那些山。不曾增减，也并未换名。水，早已干枯在了多年前的一个黄昏，早已失去了名字和岸边的牛羊。田地，依旧一层层垒着，如同干焦的嘴皮，不曾开启，不曾言语，嘴皮上的胡子，长着，风吹，摇晃。群山依旧静默如谜，草木依旧墨绿如绸。零星的麦茬地，落着几颗漆黑的人。零星的洋芋，开着白花、紫花、粉花。零星的胡麻，开败了蓝盈盈的花，豌豆大的果实，暗怀惆然之心。还有零星的荞麦，零星的羊只，零星的蝗虫磨着油绿的翅膀。

但田野毕竟不是旧模样了。

曾经我们的田野，拥有盛大的庄稼。在夏日午后的烈阳中，淘洗骨骼，锻造果实。八百亩葵花，高举头颅，明黄的花瓣，在风中旋转。八百亩洋芋，开着喇叭状的花，齐刷刷吹着，整个天空都是淀粉的味道。八百亩玉米，穿着青布衫，簇拥着，一起诵经，一起把紫色的胡须捋直，一起把腰间的菜瓜抱紧。八百头牲口，豆子一般，洒满山坡，它们嘴皮勤快，肚腹滚圆，眼睛里装着整个碧蓝的天空。八百只蚂蚱，坐在蒿草上，抱着二胡，依依呀呀唱个不停，细长的触角指引着风的方向。八十个大人和八十双枯手，在麦穗间劳动，在拖拉机突突突的碾场声里起伏。八十个孩子和八十个瘦影子，在草丛里，打扑克，烧洋芋，唱歌，打架，睡觉，做一朵肥云的梦…….

但现在田野没有旧模样了。

草木澎湃，淹没头顶，席卷山岗和良田。流转出去的土地，长满连翘，它们瘦长的枝条，勾肩搭背，无所顾忌。庄稼不再成片的播种，牛羊和人群撤退，田野只剩下单调而疲惫的绿色，海浪一般，一波荡着一波。

我们在荒草里挑拣着细窄的路，行走着。这路，几年前还被践踏的寸草不生，尘土埋脚。我们依旧熟悉着沿路的每一寸地方，甚至超过了我们的身体。哪里有一棵大树，歪着脖子。哪里有一眼泉，眼皮耷拉。哪里有一堆塌下的土，挡着路口。哪里有传说中的飞鬼，在正午出没。我们都一清二楚。一切都是老朋友，都是旧相识。只是多年不来往，生疏了，淡忘了，被荒草遮蔽了。

我们来到一个叫坟掌的地方。这里曾埋着麦村大部分人的祖先。但年代久远。久远到了村里最老的人，也难以说清是谁家的坟。坟堆依旧，披着厚厚的草，土馒头一般，摆在山掌上，任由天地老去。

三爸提着头，寻找着一种叫地蓬的植物。它们贴地而生，叶片细碎，挖回去，修剪之后，是不错的盆景。

我满坡寻找着圆翎蚂蚱。但奇了怪了。田野只有长风呼啸，和稀稀拉拉的吊翎蚂蚱无趣轻浮的叫声。竟然没有圆翎蚂蚱叫了。我蹲在草丛里，屏息凝听，我怀疑我的耳朵是不是出了问题。但还是没有，真的没有。麦村长大的孩子，对圆翎蚂蚱的叫声，熟稔于心，甚至在某个迷茫的梦里，都会听到它们无休无止的清脆的叫声。

几年前，坟掌、沟里，到处是蚂蚱，分碧绿和褐绿两种颜色。麦子梢头泛黄时，就有了，它们翅膀柔软而透明，晒着太阳，呱呱叫着。割麦时，它们全部长大了，各个膘肥体壮。它们在草尖上、酸刺里、在麦茬地、在胡麻地、在崖畔、在沟边，在每一个地方，齐声歌唱。我们赶着牲口，一到这里，便被它们汹涌澎湃的声浪淹没了。我们把牲口赶到青草繁茂处，开始捉蚂蚱。一般的看不上，要捉最好的。最好的蚂蚱，叫声干脆，透亮，带有一层钢音，叫结束，依然有嗡嗡之声不绝于耳。我们利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在千千万万只蚂蚱里，捉到了一两只称心的。虽然我们的脚背擦破了皮，脸上扎出了血，指肚被蚂蚱咬红了。但我们心满意足，想着晚上回去给蚂蚱吃什么晚餐。

现在为什么突然没有蚂蚱了？

有人说，是被野鸡吃光的。不可能，西秦岭一带虽然野物泛滥，但要被野鸡吃掉成千上万的蚂蚱，是不会的。有人说，是打农药毒死的。也不可能，沟里和坟掌一带，早已不种庄稼多年，谁会去打药？当我否认了这些说法后，我们都沉默了。我们难以解释这一现象。曾经蚂蚱遍地的地方，三五年之后，竟然绝迹了，甚至连红裙裙、磨腿子、夜蚂蚱这些蝗虫都绝迹了。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搞不懂。按理说，没有人的搅扰，蚂蚱更应该生息繁衍的强大才对，可它们从这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上，突然绝迹了。几年光景，田野究竟发生了什么？

蚂蚱都去了哪儿？我想起了恐龙，后背发凉。

其实，我们这些人，也何尝不是一只蚂蚱，即将绝迹在自己的故乡。

最后，很扫兴的捉了一只吊翎蚂蚱。就这吊翎的，整个坟掌，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只。

三爸还是没有找到一颗满意的盆景，提着头，站在风口。我知道，他的本意，并非要挖一颗盆景。大风吹掉了他的草帽，他没有捡起。一个放弃土地，谋求更好的生活的农民，面对曾经反复踏遍的田野，曾经耕种收获的田野，曾经流血流汗的田野，曾经爱恨交织的田野，面对此刻荒芜掉的田野，他会想些什么，他又能想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离开了土地，但并不快乐，我们依然在梦里一遍遍耕种着，一遍遍收获着，即便疲惫不堪，可心里踏实，没有压力。在城市，我们住楼房，狂超市，坐公交，背着一身债务，吃喝着不安全的食品，日子茫然无措，活着的意义，究竟何在？

我们沿着山坡一直上去。

山顶一带是禁牧区，是麦村野草最为茂盛的地方。这里不准放牲口。我们和牲口远远的，立在山脚，望着山顶的草，无奈而嫉妒，流着口水。小时候，我们总是缺少一块丰茂的草地，用来放牧。几乎所有能放牧的地方，都被大大小小的牲口，啃的光秃秃的。我们常常在落日袭来时，看着没有吃饱的牲口，满心发愁。直到多年以后，混在城里，看见长势旺盛的草坪，都想着，这里要是能放牛，该多好。我们偶尔也曾到山顶放过牲口，但总是偷偷摸摸，提心吊胆，生怕被护林员逮住。现在，村里早已没有护林员了，因为没有几个人放牲口了，即便放，村子周边，到处都是没膝的草，随便就能让牲口吃饱吃撑。

我们在山顶走着，风很大，把衣裳撩起，也把我们的惆怅撩起。山顶的草，绵软，厚实，开花的开花，结籽的结籽，枯萎的枯萎。杏子树和落叶松，终于高过了头顶，风把它们的绿头巾刮的呼啦啦响。山顶很高，眺目远望，墨点般的村子散漫的落在西秦岭的山川沟壑之间，它们都是麦村的兄妹，它们都有着和麦村一样的命运，它们甚至就是我的另一个麦村。

下山后，我们经过了我们的田地。

我家的和三爸家的，连着，上下两台，各一亩。地是红土，向阳，适合种麦子和洋芋，胡麻也可以。玉米和葵花不行。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亩地的脾气，我还是从父亲那里秉承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的认知，我还没有忘记这亩地对我们的养育之恩。虽然，此刻我已背叛。

但我错了，这已不是我们家的地。它被流转了出去，现在被老板种上了根深蒂固的连翘。这十年，我们没有权利去耕种它，有合同在。我们每年从它身上获取几十元的补贴。

我想，如果这块地，能站起来，它一定会揪住我们的衣领，满含泪水，骂我们是负心的人。

我们该回了。除了满腔怅然，我们一无所获。

我们走过长长的被荒草淹没的田野，我们有着长长的被荒草淹没的寂寥。

本文原刊于《文学港》2019年11期

王选，1987年生，甘肃天水人。出版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那些被光照亮的陌生人》。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散文》《小说选刊》《西部》《散文选刊》等。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华语青年作家奖、林语堂文学奖、黄河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