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 | 刘云芳：寻呼时代

我没想到自己能去寻呼台工作，同事们也想不到一个在报社上班的人会跳槽到寻呼台。

寻呼时代

文·刘云芳

一

大约是2001年，街上到处都写着“终身免费”几个字，它们挂在各个售卖寻呼机的小店门口或玻璃窗，各种笔体，各种大小的“终身”交织在一起，让人对新的纪元充满了希望。

那时，我还在报社上班，作为一个实习生，工资寒酸到要饿几次肚子，才能挺过一个月。我之所以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坚持一年，完全是靠圈外人羡慕的眼光养着自己的。每当报社分派任务，让去订报纸，或者拉广告的时候，我都会给千里之外的爹妈打个电话。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自豪感，总能让我在深夜的公用电话亭里忍不住吸一口气。靠这一口气，我又能挺上一段时间。

满大街的“终身”来临之前，我有过一个寻呼机，数字的。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当有一串数字与我相对应的时候，我忽然就找到了自己的座标，那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标记。我渴望它响起，渴望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联系。我还清楚记得，从出租屋走出去，在小卖部回电话的情景。几个人在寒冷的夜里，等着前边的人打电话。那位时髦的姑娘眯着眼笑，旁若无人地谈情说爱。后边的小伙子不断从腰间取下寻呼机，按一按，看看，急得转来转去，却又不好意思说什么。穿蓝外套的中年男人总是躲在一侧，明明排到他了却又谦让，等大家都打完了再去拨。我有时去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声音故意压低，怕别人听见似的，脸一遍遍转过来，目光扫视着，看是否有人盯着他看，样子像个间谍。而后，我从他不小心流露出的只言片语里知道，他是个农民工，那电话是打给家乡的妻子的。而我的同学阿韵打电话是最夸张的，她扭动着腰肢，眼睛看向天空，每次都会嗲嗲地说着话，有时候她也用这样的腔调叫爸爸妈妈，然后谈笑风生。等后来，我亲眼见她父母的时候，听到她喊“爹、娘。”而且她的家乡话拗口到我完全听不懂，忽然就懵了……公用电话前的人生百态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景。

钱稍稍宽裕时，我会买张IC卡，去远一点的马路上的电话亭里回电话。寻呼机里的信息像小虫子一样，总会把我只身漂泊异地的孤单生活嗑开，让外边的光彩流过来。

买数字寻呼机时，会附赠一个小册子，许多常用的语言被编成独特的数字组合。久而久之，不看册子我也能破译几个。人和人的交流浓缩在一串串数字背后，现在想想也不乏趣味。数字寻呼机只传输简单的信息，复杂的事件往往会有两种方式，或在台里留言，或让机主回电话。在寻呼台提取消息的时候，总有一个声音甜美的女孩子告诉你，谁在什么时间呼你了，天冷，让你多穿衣服，谁有什么样的事情……当别人的惦念经那种甜美的声音整理、变形之后，一个清晨、或者一个下午，会变得奇妙。让我觉得并没有被世界遗忘。那个甜美的声音像天使，她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是温暖的兔子精，它们要通过电话跑进耳朵，去温暖我的心。提取信息时，同样要报机主姓名，报机主密码。那个密码一不小心被他人掌握，你的一切都将会被窥探。当然，也酿出了一些像后来电影《手机》里所见的那种家庭悲剧。在那些人心里，寻呼是多么可恨，映照出他们原本可以回避掉的真实与丑陋。

但对寻呼机，我是感恩的，它连接着我与陌生的世界，连接着我与散落在各处的同学以及父母亲人。那时，我隔几天就会收到一串字数，不在寻呼台手册的解读范围之内，它属于我和同学小雨两个人的约定。那些数字更多的是不给对方因为回电话增加经济压力。当贫穷和职场新人的身份让我们一次次身处尴尬境地的时候，除了读读励志文字，也只能靠那一串串数字来互相鼓励了。

虽然我和小雨互相发送的那些数字到现在我全都忘记了，但那种奇妙的感觉我记得，它像某种神奇的养分鼓励我们要在城市里慢慢扎根。我们每隔两周会碰一次面，见面之后一起吐槽单位里的各种奇葩事件，恨不得把自己的心理变化全部掏出来，转到对方那里去。等后来有了“终身免费”的寻呼机，很多人纷纷去鸟枪换炮，让文字自由在屏幕上奔跑。这的确方便了不少，但我还是会收到小雨发来的数字。这种只有我们才懂的暗语，在多年后说起来，让我们瞬间就湿了眼框。我想起，我最后一个寻呼机的购机协议上赫然写着“终身免费”，是我排了好半天队才买到的，后来竟然满大街都是。“终身”，这两个字像极了誓言的字竟然让那么多人都信了，其中也包括我。

二

我没想到自己能去寻呼台工作，同事们也想不到一个在报社上班的人会跳槽到寻呼台。当我说，我觉得寻呼台是“仙女聚集地”的时候，她们哈哈笑着，眼泪和嘴里正嚼着的饭一同喷了出来。

寻呼台离我原来的报社并不太远，我来到寻呼台楼下，那一段高高的楼梯是想象与现实的距离。我每爬上一个台阶，都接近“仙女”一步。爬上五楼时，寻呼台正在换班，一群身穿白大褂，脚踏拖鞋的女孩子站成一排，正在听另外一个手里拿着几张纸的人训话。我扫了她们一眼，高矮胖瘦都有。接着，便从她们左边穿过去，进了一个小屋。我跟十几个新来的女孩子一起参加培训。我们了解着寻呼辉煌的历史，以及寻呼人的荣誉，什么三八红旗手，什么劳模，什么除夕之夜来自省领导的慰问。那种朝气，让我从报社死气沉沉的气氛里逐渐抽离出来。

我们要称那些老员工为“师傅”，我怀疑这种方式是从附近有着几十年历史的棉纺厂学来的。上班第一天，我就好奇地往里边瞄了一眼，在宽阔的大厅里，一排排蓝色隔断中，电脑不断闪烁着，电脑前是戴着耳机穿着白大褂的女孩子。她们正接听着电话，发布着讯息。在我的理解里，人们通过寻呼台表达爱或恨，寻呼台就是天堂的样子。那些“天使”般甜美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勾勒出的想象，让我在去面试之前陷入过深深的自卑。幸好，面试官只是让我念了一段文字，并没有过多注视我的脸和身材。许多的培训是与声音有关的训练，我亲眼看见，那些大嗓门的姑娘，为自己的声音一再瘦身，让它变得轻柔甜美。我渐渐意识到，天使原来跟我一样，都生活在尘土里。

几百个女孩子营造出的独特气氛是寻呼台独有的气质。你能听到敲击电脑键盘的声音，混合着不同方位传来的甜美嗓音。在这里，每一个寻呼员都可能掌握着那个时代里最个体化的秘密。有一些奇怪的人或者事在背后传播着：那个男人用同一个电话打来，给不同的寻呼号传递着‘我爱你’的讯息；那个发送“我在北京出差”讯息的人，电话却显示在本地……有时候，寻呼台在做着这些丑事的帮凶。

寻呼员恪守自己的本分，只要不违法，大家对所有善恶都不做干预，只是纯粹地搬运信息。这其中的种种影响了许多女孩子的爱情观、婚姻观。并且因为有寻呼员为了正义教训“坏男人”这样的前车之鉴，这一条被明文写在规定里，大家都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应的保密协议和保证协议。

许多人像之前的我一样，认为寻呼员是天使。他们一遍遍打来寻呼，不为别的，只为了倾听一种柔软的声音。尤其在深夜，总有落魄于他乡的小伙子在酒后倾诉着心声。也有人想将“天使”带回家，特意记下寻呼员的工号，在公司下边痴痴等待，在上下班高峰时，以渴望的眼神一遍遍扫视着那个在深夜点亮过自己灵魂的人。当然，这其中不乏一些爱情佳话。更多的时候，是一些在这城市里活得潦草的人在向空中发射孤独的子弹。最后，那子弹射向他自己。

一下班，人群涌向门外，早有人在那里等待，寻呼员们有父母接的，有男友接的，但大部分像鱼一样，涌向拥挤的人流。有一次，我和她们坐在一起聊天，不知谁抛出一个问题，说你在深夜里接到过哪些难忘的电话？这个问题像鱼饵一样勾出了许多美好的瞬间：在大雪飘飞的深夜，一个母亲给另一个城市的儿子发信息让他加衣，而她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在第二天早上七点再发，她不想在夜晚惊扰了儿子的美梦。一个男孩在电话里说完“祝你幸福，我永远爱你”之后，忽然就沉默了，好半天，他又说，算了，不用呼了。但是寻呼员听出他哭了。还有一个妻子总是呼她的丈夫，一个逝去人的号码……这些故事让我看到寻呼的另一面，在那个时代里，寻呼不只见证了那些人的恶，还见证了更多的良善、温暖。

培训师每天都在向我们强调，通迅是一个朝阳产业。我日日夜夜想着，有朝一日，怎样去传递这样一些有温度的语言。为此，我在出租屋里一个人练习说话，有时候，也拿着小雨练手。我越是一本正经，她越是哈哈大笑。

三

大约是2003年的春天，原本高昂的的手机话费忽然就落了下去，被叫免费了。耳朵里每天都会传来某家寻呼台倒闭的消息。倒闭的寻呼台把所剩无几的客户融到我们台里来。处理投诉的人员每天都会为如何向客户解释“终身”两个词而挖空心思。所谓“终身”到底是谁的终身？这样的争论从平民到媒体到处都是。公司里流言四起，人心不安。而我们却按部就班，依旧练习着自己语音的甜美度。

直到有一天，培训师将我们带到了座席上，我们有了自己的工号，有了自己的耳麦，但还不能实际操作。我们坐在那些“师傅”身后，听着她们处理着每一个接进来的寻呼。我们多么殷切，甚至当“师傅”们敲击要发送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的手指也跟着动了起来，被五笔分解掉的字在指尖上不安分地跳动着。

培训师说第二天就让我们上台，但是就在第二天，如传言中一样，她终于接到了公司的正式通知，我们这个寻呼台也宣布关闭了。整个大厅忽然间安静下来，所有的人起立，不说话。我抚摸着手里那个还没有派上用场的耳麦，心里翻腾着奇怪的滋味。

很快，寻呼台里的一小部分被划为新转型的业务，大部分人安静走出去，提前下班，那天没有交接班仪式，我看见有人躲在一边，迟迟不愿下楼。几个穿白大褂的人凑在一起哭，她们好像对某一个生命体无能为力的大夫。

作为新人，我们是没有资格流泪的，我们只能在角落里迷茫。

很快这些迷茫的人被分离，接到的通知是另外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

回到出租屋，我翻看那个小巧的寻呼机，自此，它再也不会发出任何来自外界的声音。一个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我能想象那天不用上班的大多数寻呼员们去聚会时的样子，想象她们怎样泪雨滂沱。

我每次想到寻呼台的时候，都觉得一个时代蜷缩在许多人的抽屉里。最后，这个浓缩了记忆的小机器，大多会被变卖、遗失。

我们这些新人没有被公司开除，而是去手机业务的岗位上工作，有段时间我总看到对面楼里处理投诉的主管身后跟着一个身形消瘦的男人，他跟着主管上班，也跟着他下班，甚至还跟着他吃饭。那男人极安静，与主管分食一屉小笼包，他们都无比沉默。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有关寻呼台的投诉，这个男人因为一些事情坐了牢，那几年时间，一串寻呼号，在他舌头下边巡回滚动着，只等着他一走出牢房，就把它们释放出来。反正，这寻呼机是他送她的礼物，是“终身”的嘛！当他出来真打电话的时候，发现寻呼台已经关闭了，他心心念念的号码一下子就失去了灵魂。寻呼机的女主人已经不在原处，这仅有的联系方式也失效了。他坚定地以为那个女人正攥着寻呼机等他归来。而造成他们咫尺天涯的正是寻呼台的关闭。为此，他天天打电话投诉，后来就直接缠着处理投诉的主管，像个影子般跟在他身后。

在我们这些快速拥抱新时代的人面前，他的执著和深情让我们觉得奇怪。但我知道，这样被斩断的东西一定不只是某一件事。但新时代就像一条能自由连接、复活的蛇一样，很多东西在不断修复着，一张信息化的网越织越紧、越织越密。

等有了微信之后，所有过去认识却因为某些变故失去联络的人会忽然一下子回来，兴奋过之后，它们的名字牢牢躺在通迅录里。比如小雨。但我们又是那么陌生，我们的信息都在朋友圈呈现，但更多的内心的感受并不会彼此交换。

后来，我们在另一个城市见面，当时韩国烤肉的自助餐厅里烟火缭绕，小雨跟我说她现在信佛。信佛的好处是她的男人跟别的女人在一起同居，她依然没有选择离婚，并将他的父母当作自己的父母。男人跟那个女人住在他们的家里，而她带着孩子在外边租房子住。她说得格外平静。“我不相信那个女人能陪他一辈子，他早晚会醒过来。”那样子，也像一个守着寻呼机等待讯息的人吧，可寻呼台分明已经关闭了。

那天从饭店出来，我们看着饭店门前新架起的立交桥，我不由得想起当年的街巷，当年布满城市的公用电话亭和在小卖部、报亭里的公用电话摊。可是眼前车辆川流不息，霓虹灯不断闪烁着，好像时间在不断按着快捷键。

本文原刊于《文学报》2019年1月10日

刘云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天涯》《散文》《散文选刊》《文艺报》《长城》等报刊。曾获孙犁散文奖，并两次获得香港青年文学奖。已出版散文集《木头的信仰》，长篇童话《奔跑的树枝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