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同笔记：行走宁夏
只有与时代同行、与美好相拥，
与自己沟通好
才能尽揽世界在胸怀
内心丰沛而安详
“大学老师的老师出书啦！开心！”去年11月21日，王庆同教授的新书《我的宁夏时光》首发式在银川举行，当时发了这条朋友圈。
当天去现场做采访，遇到了我的大学老师谢明辉女士（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她回忆起自己前往宁夏大学任教时的细节：“那时应该是一九九四年，这是我去宁大时提交的材料，王老师一直保存着，一直到现在，今天专门给我带来了。”她开心雀跃的样子，仿佛是回到了那段青葱岁月。
王庆同教授的心里藏着多少美好？我们根本数不清。但每一次接触，我都能真真切切感受到他的身上，有一种溢到生活细节中的善意与美好。
之前写过一篇新闻稿件：《见义勇为不留名 婉拒感谢和采访》(刊于2020年6月29日《宁夏法治报》1版)，几天后领导转给我一篇文章，是王庆同教授看到这个新闻后有感而发写的随笔。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笔者相信，他们（被救助者）所说是由衷的。这是人之常情。身体正常的人、情绪正常的人，会珍惜做点小事产生了好的社会效果从而自我感到欣慰。这样的人多起来，是社会的福音。”
近日河南省发生的洪涝灾害令人揪心和泪目，捐了五百元，尽一丝绵薄之力。关注相关信息时，又想起了王庆同教授的这段话，感受深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无数个普通人的善意汇聚，不就是大爱无疆，不就是众志成城的国人精神，不就是社会的福音吗？
“透过一些现象，我看到人的灵魂深处亮着一盏人性的明灯，特别是在油坊梁、青山，那盏明灯给我难得的温暖。”
王庆同教授已过耄耋之年，笔耕不辍，却始终将回忆的落脚点放在无惧困难风雨、人性良善之处。这也应该是我们年轻人应该学习的。
编辑手记
王瑞 /文
记忆中的固原“出门”
作者：王庆同
壹
班车
1958年秋以后，我在《宁夏日报》工交（商）部负责编辑工业支援农业、手工业、机械和钢铁工业、地质勘探的报道，到固原地区的时间相对多一点。银川到固原县有班车，但车况不好（轿车，密封不严，走得较慢），路也不好（全是沙石路，间有沙坑、搓板、水毁路面等，车子走起来颠簸很厉害）。班车走到中宁，最多到同心就不走了，住一晚，第二天中午或下午才能到固原县。
有时，为了赶路，我们到邮局找熟人搭邮车（卡车）去固原，可以当天到达。有一次，我被安排在帆布篷卡车邮车里，坐在邮包上。邮车在砂石路上跑起来贼快，颠簸到固原，腰都直了。
贰
“黄龙”
1937年1月，范长江打算经宁夏赶赴西安说到宁夏的公路：“道路路面铺起二三寸深的浮土，汽车驶过后面立刻跟上一条黄龙。”（《塞上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137页）上世纪50年代，宁夏路上的汽车驶过，还是那个样子：后面拖一条“黄龙”。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固原县到固原专区所属各县有班车，但有时走的是敞篷卡车——乘客靠两边车帮坐两排，都坐在自己带的包上，没包的只能坐在车厢上；车厢中间再背靠背坐两排。夏天还可以，冬天朔风刺骨，冰天雪地坐敞篷卡车，那个苦，没法说。
记得1960年我坐过从固原到隆德敞篷卡车班车的倒数第二排，尝过被“黄龙”裹挟的滋味：扬起的浮土与你的鼻涕眼泪混合成土蛋蛋，挂在眼角和鼻孔下面。现在难以描述其“原汁原味”了。
叁
“后门”
我们有时走后门买车票。固原县发往各县的班车，有时满员了我们却必须走，就去找车站的鲁科长，说明是紧急采访，他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卷纸烟用的二指宽的纸条（他抽自己手卷的烟），写上“把记者加上”几个字，我们凭条能上已满员的班车。
那时，没有全国统一的记者证，《宁夏日报》也不发记者证，只发工作证，像我们这样的一般干部，“职务”一栏空着。为了买车票方便，自己在“职务”栏写上“记者”二字，那位鲁科长是认的。
至于优先买票，在固原专区范围内，只有海原县汽车站那位卖票的老先生认：他打开售票窗口先喊“军警界有没有”“新闻界有没有”——他知道要给这两“界”的人优先售票。有的农民看“新闻界”能先买票，挤上去说“我是新闻界”，老先生倒也不骂，只是瞪着眼睛问“证在哪搭（哪里）？”
肆
过河
上世纪50年代，银川到固原的班车，在永宁仁存渡摆渡——没有真正的渡轮，只有稍大一点的木船，靠一只固定在木船侧面的小汽艇带过河去。车子上下木船很是费事，要耽误不少时间。
那时，宁夏人过黄河还有两法，一是冬天黄河结冰后，从冰上过去。范长江在《塞上行》里记录了1937年1月他从宁朔南面冰上走过黄河，因为冰上有水滩，“我非常心爱的一双俄罗斯大毡靴，这回算不能不牺牲了”。我曾几次涉冰过黄河，鞋袜也叫弄得湿湿的。二是乘羊皮筏过黄河。
伍
“走路”
因为要了解工业支援农业的效果，了解农民对工业生产的需求，再加社队也有一些手工业，作为工交（商）部的有关编辑，我有时要到农村去。而到农村去，走路是必修课。
1959年夏，我随海原县农具厂的工人到该厂“试验田”城关公社段塬大队，帮助社员拔麦子。20里路，两个小时走到。第二天天麻麻亮就下地干活。那一次是我第一次在宁夏农村疾走那么远的路，知道成熟的麦子是“拔”回来的 。
1961年，我从固原县乘坐到平凉的班车，在六盘山下的和尚铺下车，准备采访什字公社农具厂的财务管理经验，不料正赶上农具厂会计做季报，没有时间接受采访，而别人又谈不具体，我就临时决定到蒿店大队采访。班车已过（固原到平凉一天只有一趟班车），我只好沿着傍山的公路步行而去。20多里路走了三个小时：手里掂着一根打狗捧。
同年，我从海原县城骑自行车到西安公社农具厂采访，见识了山区路的陡上陡下的惊险：有一半的路无法骑，是推着车走去的。
陆
班车
那时农村社员口里的“坐车”多半指坐驴骡马拉的小胶车、大胶车。
1961年春，采访固原县农具厂一位劳模，曾随他下乡修农具，就是坐他带的小胶车去的，小毛驴跑起来挺风光
1962年夏，随海原县农具厂修配小组下乡修理小农具、炊具。头天从海原县城到贾埫公社，第二天再到郑旗公社，都是“坐车”去的——大骡子拉的那种大胶车。路不好人就下来走。见识了宁夏山区乡间小路行走之艰难和“山区的天，娃娃的脸，一天十八变”的气候。
比步行稍快比大胶车稍慢的行走方式是骑驴。随海原县农具厂修配小组下乡那次，我在海原郑旗公社曾随一位生产队长骑驴到他队上调查小农具需求情况，第一次骑驴，别别扭扭。几年后我到盐池生产队劳动多年，骑驴就比较熟练了：放松身体、顺其自然，既安全又省力；绷紧身体、硬要一丝不差地驾驭，十之八九掉下来。不过，那次在郑旗骑驴，没掉下来：凭着年轻双腿紧紧地夹着它，倒也平安无事，只是觉得比走路还累，驴也可能觉得倒了大霉。
这里有个插曲：上世纪90年代，我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谈到从平罗县城坐大胶车进山到大磴沟报道宁夏大炼钢铁。一位编辑把“大胶车”改成“大轿车”：他以为我笔误把“大轿车”误写成“大胶车”。真让我哭笑不得。那时，银川街上还少有大轿车，平罗县城到大磴沟，哪有什么“大轿车”啊！这件事使我明白：让年轻的朋友了解我们是从怎样的环境中奋斗过来的，很有必要。要不然，他们会把正当成误，把误当成正，迷失了方向，还不知道错在哪na里呢。
“哪达达”
作者：王庆同
1958年大学新闻专业毕业，自愿从北京到银川。一位干部宣布我和几个同学到“日报社”（宁夏日报社）工作。我们摸到一个叫羊肉街口的地方。我问一位中年人：“请问'日报社’在什么地方？”他手指前方说：“哪（nuò，音诺）——达达，对直子走。”
第一次听到把“哪”读作nuò，而且尾音拖长，“哪”（nuò）的拖音与“达达”的语音搭配，很好听。
我在“哪（nuò）——达达”的几排平房（“日报社”编辑部）开始做起宁夏新闻梦。
若干后，行走在盐池县北部的一条沙路上。看到一些大土堆断断续续冒出地面。在一个豁口处，我问一位赶着毛驴驮水的大嫂：“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在哪里？”她说：“这达是头道边。你问×××吗，哪（nuò）————达达。”她的手指向一个看来是很远的地方，哪（nuò）的拖音很长很长。
年轮推进，时序更迭。命运之舟把我载到宁夏大学，在中文系新闻专业执教。十几年后退休登岸，竟有闲暇拉着宠物狗在校园遛跶，一天，被一位陌生人拦住问：“××学院在什么地方？”我抬手指百米左右处说：“哪达达。”他茫然片刻，明白了什么，向我手指的“哪达达”走去。
我的“哪达达”，“哪”也念nuò，但没有拖音，因为××学院就在跟前，不远，不兴带拖音的。想必那位陌生人能明白没有拖音就是不远。
半个多世纪如白驹过隙，我从那个“哪达达”“过”到另个“哪达达，又从另个“哪达达”“过”到这个“哪达达”；由小伙子只身到宁夏“过”成一大家子的人叫我老爷子；由初次听到“哪（nuò）达达”感到不惯“过”成自己也说“哪（nuò）达达”。白驹，你慢些“过”，“过”到下一个“哪达达”就没戏了。
啊，“哪（nuò）达达”，忘不了的“哪（nuò）达达”！
践行初心使命在“哪（nuò）达达”，岁月磨炼在“哪（nuò）达达”，晚来的生命之花绽放在“哪（nuò）达达”……看来我要与“哪（nuò）达达”一再牵手了。谁叫“哪（nuò）达达”说起来就像唱起来那么动听呢。
“哪达达”，对我来说它们都是裹着岁月五味的语言符号，其味有甜有酸有苦，是甜中带着些许的酸与苦。这是否就是包括“哪达达”岩画细胞在内的逝去生命和鲜活生命细胞核的本质与常态呢。
“哪达达”，听一听，说一说，宁夏特有的风和水、沙和土、情和谊，还有宁夏人和外来人的人生故事扑面而来。
“哪达达”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作者系宁夏大学退休教授
宁夏日报副刊“六盘山”版面鉴赏
1972年3月21日版
出品人：周庆华
策划：张强
监制：宗时风
主持：张慈丽
编辑：王瑞 尚烜
海报、版式设计：王瑞
出品单位：宁夏日报报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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