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与刘海粟结怨的来龙去脉
徐悲鸿与刘海粟一直水火不容，他们之间的恩怨纠缠了半个多世纪。1953年，徐悲鸿去世那年，徐悲鸿曾就刘海粟的问题两次写信给时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的周扬。
荣宏君告诉记者，他在绘画之余，喜好收藏名人信札。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购藏了一批近现代艺术家致周扬的信函。其中徐悲鸿的两封信札内容着实让人大吃一惊。这两封信直指刘海粟的人品问题”。徐悲鸿在一封信札上直呼刘海粟为“汉奸”，并“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他认为，“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另一封信中叫刘海粟坦白：“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参加过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共盗窃过那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盗窃)一一列举出来。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荣宏君说，为了慎重起见，他把信札送给史树青、黄苗子、范曾等人看过，他们都判定是真迹。那么为什么徐悲鸿要这么做呢？难道刘海粟真有此事？为了弄清两人矛盾纠葛的真相，他开始搜集史料，走访艺术家，希望能揭开徐刘之间诸多扑朔迷离的说法。
源于一封文化汉奸名录
有心的荣宏君找到一份1945年8月23日周恩来在重庆创办的《新华日报》，报上刊登了一篇“文化汉奸名录”。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周作人，而排在第六位的就是刘海粟。开始荣宏君也感到很吃惊，但他仔细一看，这不是政府的定论，而是一位读者来信，后面附有报纸发行人潘梓年所写《致读者》：“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情形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荣宏君查阅了大量1943年和1944年的历史资料，没有找到刘海粟任过汪伪政府的实职证据。只是有记者在报纸上写他赞扬过日本“王道乐土”，他自己也曾说过1944年从南洋乘的日本飞机回上海。“虽然证据够不成汉奸罪名，但刘海粟确实做过有失文人气节的事。1943年他和夏伊乔结婚，主婚人就是日本大汉奸陈彬和，同时日本军部首要人物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亲自到家中祝贺。而且在当时正值战事紧张、抗战军民血流成河之艰难岁月，他还于当年11月29日举办了个人画展，日本人为他操办。30日《申报》报道了这一盛况。”对于这段历史，荣宏君发现刘海粟年表里没有，被省略掉了。荣宏君认为，“不能单凭这一个文化汉奸名录，就草率地定性为汉奸。”
刘海粟没给徐悲鸿上课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最初结怨起因于曾今可在《新时代》月刊上无意中的一句话：“国内知名画家如徐悲鸿、林风眠……都是他(指刘海粟)的学生。”并最终引发了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两位重量级人物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恩怨。当时，徐悲鸿看到这段话后，于11月30日在《申报》上发出启事，否认此事。”荣宏君通过考证，刘海粟曾经担任过1912年成立的上海图画美术院(1921年更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而徐悲鸿也曾进过该校学习，只是他自己对这所学校印象不佳，说连个石膏模型都没有，不到两个月他就不辞而别。刘海粟也确实没有给徐悲鸿上过课。
徐悲鸿与刘海粟结怨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徐悲鸿与刘海粟都是不折不扣的艺术大师，但这两位大师之间的关系却很糟糕。刘称徐悲鸿是其弟子，徐则称刘海粟是“汉奸”。
１．徐悲鸿写给周扬的两封信
绘画之余，笔者尤喜收藏艺术界名家的书札。在笔者收藏的众多信札中，徐悲鸿１９５３年写给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的两封信较为特殊，徐悲鸿在信中竟直呼刘海粟为“汉奸”。那么，徐悲鸿的指责可有根据？
下面，先把两封信的原文附录如下：
这两封信写于１９５３年，也就是徐悲鸿去世的那一年。徐悲鸿直呼刘海粟为“汉奸”，这引起了我对徐悲鸿与刘海粟关系的关注。
有人说，徐悲鸿与刘海粟分别代表了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京派与海派，因此两人之间的恩怨背后，是京派与海派两大画派之间的纷争；也有人说，这是文人相轻的狭隘思想作祟的结果。但在我看来，画派纷争的解释并不成立，因为若是论起画派的根源，两个人都是江苏人，又都曾留学欧洲，所谓的纷争，也只是艺术风格的不同而已。文人相轻的说法更是无从谈起，毕竟徐悲鸿提拔了艺术界的很多后起之秀。
周扬先生： …… 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并致长函备忘（又附览刘国画两册）。今觉意犹有未尽，再述如下： 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此乃吾人最蔑视者，所谓“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之污点。再则，刘海粟抄袭他人作品以蒙蔽人民，铁证如山，为清除文艺界之恶劣作风，此乃典型事件，我当坚持抗议到底！愿知先生意见…… 此致 敬礼 徐悲鸿 六月五日
周扬部长：
今日先生谈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回来思量，以为不必要，原因是：这可能成为像刘海粟在上海时自吹自捧的“检讨会”，不解决问题。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
（１）上海沦陷时间与日本人有那（哪）些勾结？参加过那（哪）些媚敌活动？担任过何种职务？
（２）共盗（剽）窃过那（哪）些作品？（如果写明仿某人作品不算）一一列举出来。
（３）谁贩卖形式主义？谁毒害了青年？是我还是他？谁是谁非？应严格检讨。
以上各点，须在一星期内交出材料与文化部，如果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如果他还隐瞒或辩护，足证问题严重，文化部应严加追究查办，我想先生当能同意。我当继续收集有关材料，在他坦白期间暂不发表。
此致
敬礼
徐悲鸿顿首
七月八日
1920年代，刘海粟在巴黎拜访贝纳尔
２．刘海粟曾作画鼓舞军民抗战
那么，刘海粟真的是汉奸吗？
事实上，抗战伊始时，刘海粟曾表现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感与爱国热忱，他的画作也成为那段历史的证明。
１９３６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刘海粟有感而发，作国画《虎踞图》，表达了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共同愿望。
１９３７年“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刘海粟有感于“八百壮士”的英勇抗战，即兴创作了油画《四行仓库》，大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１日，上海沦陷。地处租界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犹如孤岛。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５日，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廊举办“上海美专师生救济难童书画展览会”，共展出作品４２１件，筹集资金２０００余元，为难童教养院盖了３幢宿舍楼。
……
由此可见，刘海粟在抗战前期，是上海美术界积极抗日的代表人物。
３．刘海粟拒任汪伪政权的“教育部长”
１９３９年底，汪精卫在日军的支持下粉墨登场，为即将成立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四处物色人才。褚民谊（原国民党元老、汪伪政权的主要成员）力邀刘海粟担任伪“教育部长”。很多关于刘海粟的传记中都提到过这一点，说刘海粟以“不懂政治”为由拒绝了。
在刘海粟的学生简繁所著的《沧海》一书中，记录了刘海粟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但是如何救国，却要好好斟酌……当初他（汪精卫）找我去，同我说了一大套救国的大道理……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因为不管时局怎么发展，教育总归是最重要的。”
由此可见，刘海粟当时并未拒绝汪精卫的邀请。后来，刘海粟却没替汪精卫做事，因为好几位答应为汪伪政府做事的人，先后被特务刺杀，人身安全不保。于是，刘海粟赶紧离开上海，去了南洋。
刘海粟去南洋最初是想避祸。上海美专副校长谢海燕有一个朋友，是印度尼西亚侨领范小石。范小石曾对谢海燕说，南洋华侨有意请国内有声望的艺术家赴南洋举办画展筹款，以支援国内抗战。在谢海燕的引荐下，刘海粟与范小石结识，并达成办筹赈画展的协议。
此时，正值１９３９年年末，抗战形势日趋吃紧，刘海粟乘坐“芝巴德”号邮轮到达南洋，经过短暂的筹备，刘海粟于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０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了“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共展出国画３９６幅。后来，他又奔赴万隆等地举办画展，所得款项都交给当地华侨总会管理，直接寄到贵州红十字会转寄给前线的抗日将士……
４．日本人派军机接刘海粟回上海
但是，刘海粟终于还是与日本人开始来往，并在１９４３年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国。对此，刘海粟本人是这样说的：
“１９４３年５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非常艰苦的。像我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吴湖帆、钱瘦铁，还有林康侯，一大批同道都投靠过去了。但也要原谅他们，他们也不是坏人，他们就是软弱了，一看日本人那么有势力，对他们又关心……”
“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做了汉奸。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这种事你不能解释的，越解释越不清楚。但是内心痛苦极了。写了一首诗，噢——写得好极了！中间有两句，'世人不识英雄面，窃窃私语笑相向’。还有一首是题在画上的，'天涯一孤雁，嘹泪叹离群；若问知心者，而今有几人’！”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竟登门道喜。
对此，刘海粟说道：“结婚，又不得了喽。川本芳太郎和高岛阙次郎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日军高官），亲自到家里来恭贺。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我说我不愿意出去，他们就叫了一桌酒席送到我的家里来。嗨！他们来了就是吃饭、喝酒，其他的一句都不敢提！我也不提。”
虽然刘海粟说，与日本军部的人和汪伪政权的人只是吃吃饭、喝喝酒，“他们的心意很好，交朋友可以，但要我出来为他们做事情万万不可以”。刘海粟还一再强调：“中间日本军部派人给我送过两次钱，我没有收。这一点，我很坚持。你要是收了他们的钱，证明你完全被他们收买了，真正变成汉奸了。起头在上海，汪精卫要发给我津贴，我也是一分钱不拿的。所以后来我很硬气，徐悲鸿他们说我是汉奸，我叫他们拿证据，他们就拿不出来了。”
５．文化界至今仍有两种论点
对刘海粟是不是汉奸，文化界至今依然有两种论点。
一种认为，刘海粟是汉奸，证据主要有二：一是周恩来主持的《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刊出“文化汉奸名录”，第六名就是刘海粟，下面还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位有名的画家在太平洋事变后由南洋到上海，受敌伪的利欲的诱引，下了水，公然对伪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称颂'大日本’的'王道’了。”
二是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３０日的上海《申报》上刊登消息《刘海粟书展，昨预展盛况》，举办者是刘海粟的友人张一鹏（汪伪司法部长），出席者有林庚侯、陈彬和，都是当时著名的大汉奸，还有侵华日军的津田中将、近藤少将、盐田大尉、川本大佐等。并且，刘海粟与夏伊乔结婚大典，也是由大汉奸陈彬和当主婚人，参与者多为日本军政大员和一些大汉奸。
反对者则认为，《新华日报》的“文化汉奸名录”是靠不住的，理由是此名录乃“读者来信性质”。另外，在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３日的“文化汉奸名录”之后，另有该报发行人潘梓年所写《致读者》：“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情形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
有人认为，八年抗战，形势很复杂，加之内陆和沦陷区沟通有困难，这种群众揭发，绝不能作为论人的主要依据。况且，抗战期间，刘海粟曾到南洋展览筹款抗日，至于他为什么与日本人握手言欢，成为日军的座上宾，那是因为当时刘海粟为在夹缝中求生存，不得已而为之。报纸上关于刘海粟亲日的文字，是日方为渲染亲和气氛，迫使刘海粟就范的举措。
徐悲鸿与刘海粟，两位中国画坛巨匠，艺术轨迹、名声技艺不分伯仲。二人之间一段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因两封信的面世再度引发波澜。
“这两封信，我是看着悲鸿写的，没想到还能保留下来。”已是耄耋之年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展开面前的信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娓娓道来。
这是两封用毛笔写就的私人信函，纸张斑驳，字迹清晰——
“周扬先生:……前几日，我为抗议汉奸刘海粟出任华东美专校长曾与先生面谈……”
“周扬部长:今日先生拟开座谈会，令刘海粟检讨……我以为应叫他坦白下列各点:(1)上海沦陷期间与日本人有哪些勾结……”
收信人周扬时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
信件末尾落款:徐悲鸿。
6年前，这两封直斥刘海粟为汉奸的信函，被收藏信札的青年画家荣宏君偶得，随后在其书中公诸于世。
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这段中国美术史上的公案，因这两封信的面世再度引发波澜。
1953年，第二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各省报名单，我记得上海的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刘海粟。悲鸿当时是美协主席，看到刘海粟的名字后，马上就抗议了。”廖静文倚在沙发里描述着这两封信出炉的背景。在徐悲鸿看来，当时，有关刘海粟汉奸一事尚未说清，担任文艺界代表有所不妥。
“汉奸，就是《新华日报》里的那个事，汉奸第六名啊。”徐悲鸿的学生、今年80岁的画家杨先让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大声说，“但这是徐悲鸿按照组织程序反映问题，绝不是'文革’中的那种小汇报。”
杨先让所言《新华日报》的指认，是1945年8月23日出版的报纸刊登了“文化汉奸名录”，第一个是周作人，第六个就是刘海粟。那时，《新华日报》由周恩来主持，事后，研究者多以此作为刘海粟充当汉奸的证据。而实际上，此汉奸名录均为读者提供的资料。报纸发行人潘梓年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希望知道各方面汉奸的朋友，都把他们提出来。
“这确实是读者来信的形式，其实不足以为据。”信函收藏者荣宏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但是，杨先让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读者认为谁是汉奸，去投稿，报纸登了，就说明报纸认可了，报纸要负责的。”
抗战爆发初期，作为上海美术界的领袖人物，刘海粟颇得人心。早在1936年，便创作《虎踞图》表达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愿望。而1937年，著名的“八百壮士事件”后，刘海粟又根据杨惠敏的事迹创作《四行仓库》鼓舞斗志。直到1939年初，刘海粟还利用自己的名望，带领上海美专师生在上海举办义卖，为难童教养院筹资捐款。
但到了1939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那时，汪精卫在日本支持下开始为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物色人才。汪精卫的助手褚民谊邀请刘海粟担任教育部长。在简繁撰写的刘海粟传记《沧海》一书中，刘海粟自己回忆道，“褚民谊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当初他陪我去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但这之后，刘海粟发现，凡为日伪政府做事之人，大多遭遇不测。故此，他决定趁赴印尼举办展览之事，避走南洋，并未在汪伪政府内任职。1939年末，刘海粟将在雅加达的全部卖画所得捐给抗日官兵。在其继续辗转于新加坡时，上海沦陷。而此后关于刘海粟生活的记录模糊不清。根据石楠女士所著《海粟大传——沧海一粟》记录，刘海粟藏身某油坊，后暴露身份，被日军押上飞回上海的飞机。
后来，刘海粟自己回忆，“1943年5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是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当初日本军部派军用专机送我回来，有许多人不理解，以为刘海粟一定是卖身投靠做了汉奸了。误会很多，我不管的，随他们去说。”
而刘海粟回到上海不久，即与在印尼结识的富商之女夏伊乔完婚，婚礼主持人为当时知名汉奸陈彬和，而日军高官川本芳太郎与高岛阙次郎登门道喜。日后，刘海粟回忆说，“结婚办酒席，我没有请他们，结果他们反过来请我吃饭。”而同年11月，国土沦丧之时，刘海粟于上海举办画展，组织者为汪伪政权司法部长张一鹏，日本军部要员高官均到场祝贺。
这段历史在1949年后，被徐悲鸿再次提出，并写进给周扬的信中。徐悲鸿称，“刘海粟充当汉奸，其罪行轻重如何，吾人姑不置论，其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事实。……如他能忠诚老实交代，我同意宽大处理。”
据廖静文回忆，周扬并未回信，但为此曾与徐悲鸿见面商谈。而此后不久，徐悲鸿逝世。“悲鸿去世后，有人告诉我，在文代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还找到华东区的负责人，批评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宣传刘海粟？！”
徐悲鸿是刘海粟的学生吗
徐悲鸿与刘海粟交恶并非一时之愤。早在20世纪20年代，还是年轻画家的徐、刘二人就已为事后的恩怨埋下伏笔。
多年以来，刘海粟多次说徐悲鸿是他的学生，而徐悲鸿从不承认。对此，廖静文说，“悲鸿看到广告说，上海图画美术院有很好的师资和设备，就去了。但是后来悲鸿告诉我，一共有不到10个学生，连石膏模型都没有，就拿个印出来的画挂在墙上让他们临摹。因为什么都学不到，不到两个月，悲鸿就走了，学费也不能退。他根本就没见过刘海粟。”
1912年，刘海粟怀揣父亲赠与的200块银元来到上海。那时，受洋务运动影响，西学东渐，青年一代对于西方政经、文化如饥似渴。在新文化的影响下，诸多新学校接连出现。刘海粟到达上海后，于当年11月与友人创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当时刘海粟只有17岁。
随后，刘海粟于上海《申报》发布招生广告，并亲自撰写办学宣言，内容涉及东西文化、艺术责任云云。不可避免的，这所由17岁少年创办的学校遭到社会各界大肆嘲笑，但同时，批评之声也增强了其知名度。此时，仍在宜兴的徐悲鸿投奔上海。
据徐悲鸿、刘海粟的研究者王震说，刘海粟学校首批招生一共10人，没有徐悲鸿。“徐先生在该校约有两个多月，即不告而别。”据王震考证，徐悲鸿这两月的学习是选科，而非刘海粟教授的正科。
在1932年11月3日的《申报》中，徐悲鸿刊登个人启事，直斥之为“野鸡学校”。“该院既无解剖、透视、美术史等要科，并半身石膏模型一具都无……时吾年未二十，来自田间，惑于广告……今一文载某杂志指吾为刘某之徒，鄙人于此野鸡学校故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此信见报后，刘海粟大怒，时隔一天，即于《申报》发表《刘海粟启事》，称，“……引起徐某嫉视，不惜谩骂……图画美术院即美专前身，彼时，鄙人年未弱冠，苦心经营，需知在中国创用石膏模型及人体模特儿者即为图画美术院经几次苦斗，为国人所共知……此非徐某所能抹杀。”
这段口诛笔伐发生时，距刘海粟创办学校、徐悲鸿投奔上海已过二十载。徐、刘二人均已成为知名艺术家，分别经历了欧洲游历和法国求学后归国。刘海粟被时任上海市长称为“吾国新艺术之领袖”，而徐悲鸿也已将西方写实主义引入中国。二人名气不相上下，势均力敌。
徐悲鸿于法国求学后，将正逐渐被西方抛弃的写实主义带回中国，用正确的透视和解剖学技法改造中国画。彼时，中国战乱频仍，国内艺术水准普遍偏低，徐悲鸿选择最为传统的技法带回中国确有现实背景的考量。而与其相悖，刘海粟游历欧洲后，因其心性外向易于接受新鲜艺术观点，很快便接纳了印象派和野兽派。徐、刘二人的艺术分歧也由此产生。相比之下，徐更重本格与基础，刘则重观念与意识。二人分野南北，在各自影响下分别有弟子聚在身旁习画，也逐渐有艺术观点对立的态势。
在徐悲鸿第二次《申报》启事中，直下战书，让刘海粟“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工，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从此，二人公开交恶，展开长达多年的较量。
“那时候两个人都年轻，徐悲鸿比刘海粟还年长一岁，谁也不服谁。两个年轻人在上海相遇，有年轻人的互相嫉妒，这也可以理解，也说不清楚。”杨先让说。这样的较量一直持续到1949年之后，徐、刘二人均于美术界担任要职。而就在刘海粟的名字登上第二届文代会代表名录不久，徐悲鸿即写信予文化部表示抗议。
周总理调解过二人矛盾吗
由于徐、刘二人在美术界的地位及影响力，1949年以后，政府高层与二人多有接触。刘海粟多次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国家总理周恩来与自己的谈话，并着重回忆一次彻夜长谈，而长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则是周恩来为徐悲鸿与刘海粟调解矛盾。刘海粟在《尊重历史，寄希望于未来》一文中写道:对这个问题最了解，也是最关心的，还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1952年，他在北京专门找我谈话，从晚上8点一直谈到凌晨1点多……他语意恳切地说，“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大计。悲鸿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有长者之谊，也要有长者气度，要谅解他。”而在其传记《沧海》中，刘海粟回忆起周恩来对自己的接见则是在1954年。在传记作家石楠所写著作中，刘海粟又将接见时间回忆为1953年。而周恩来年表中，对此事没有记录。“周总理接见刘海粟这个事绝对没有！”廖静文有些激动，“1953年，周扬见悲鸿的时候和他说，刘海粟到北京想见周总理，但是总理没有时间见他。”在杨先让看来，周恩来调解徐、刘矛盾之事纯属刘海粟杜撰。1954年，杨先让曾与刘海粟有过一面之缘。那时，杨先让作为北京3名美术界代表之一前往上海参加华东地区成立美术家协会的会议。当时，拍照还尚属奢侈，杨先让就在他人讲话时顺手画速写以便记录。“刘海粟发言说，我大海一粟，高高在上脱离劳动人民。我今后要痛改前非。”速写画面上，刘海粟大腹便便地站在众人之间，旁边是杨先让匆匆记下的他的发言。对于周恩来与刘海粟的关系，著名书画鉴定家谢稚柳曾有一段记述。谢稚柳曾于上海博物馆为周恩来讲解一批古画。据谢稚柳回忆，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提到自己曾是刘海粟的学生时，周恩来大怒，啪，一拍桌子说，“你去告诉他(指刘海粟)，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着的，要他好好检讨、认罪！……这应该是反右前两年(的事)。”徐悲鸿与刘海粟之间的恩怨已近百年，如今对于徐、刘二人交往的真正知情者大多已作古。中国美协前党组书记、刘海粟的门生王琦也年过九旬无法接受采访。而刘海粟的女儿刘麟也曾公开对媒体发表个人观点，称，“我认为，先辈的恩怨，史实俱在，历史自有定论。有些人，看到一些资料，愿意做些评论，这是他的自由，我也无暇干预。史实总是会还其本来的面目的。清者自清,无须因此烦恼。”因徐悲鸿逝世时，与刘海粟的恩怨尚未了结，廖静文心中一直不能平静。之后，凡有刘海粟担任行政职务或举办展览的消息，廖静文大多会写信抗议。如今，刘海粟已故去，廖静文也年过八旬。“刘海粟也死了，我也不用再写信了。”廖静文说。
徐悲鸿骂刘海粟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纯粹之野鸡学校也”
我国的两位艺术大师----徐悲鸿、刘海粟，它们之间的恩怨到底是怎么回事？
1912年11月，刘海粟逃婚到上海，和盟兄乌始光创办上海图画美术学院。长刘海粟1岁的徐悲鸿，循着《申报》上的招生广告前来投考。
1987年7月25日刘海粟在狮城新加坡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徐悲鸿和朱屺瞻、王济远同班，当时在校时，我很喜欢他，他家境虽贫穷，但却非常刻苦用功，古文根底很好，文章也写得好。我们常常一道到郊外写生，我画油画，他跟着临摹，我画水彩，他也跟着画。如此维持了半年左右，有一天，他忽然不告而别，一连三天没有音讯，实在令人担心。过后，才知道他到了上海首屈一指的哈同花园为其主管姬觉弥作人像画去了。他通过哈同花园主人，结识了不少当代文化、正当名流，也拜了康有为为师、进入蒋碧微家，后又在蔡元培先生鼎力支持下，终如愿以偿地到法国深造。”刘海粟又感慨地说：“学生也好，教师也好，我并不那么在意名分辈分。也许，彼此的世界观和艺术观不同，胸襟有别，出身背景有别，故彼此间一段渊源，却发展了'冤怨’，这都是我始终预料不到的。”
1927年，徐悲鸿先生留学回国，不久，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同年，刘海粟赴欧洲留学于1931年回到上海。
1932年10月15日，上海市政府举办“刘海粟欧游作品展览会”。展出他欧游前后所作油画、卢浮宫临画、中国画共225幅。
参观展览的各阶层观者达11万多人次，展览会轰动了中外，成为艺术界一大盛事，也由此引发了中国画坛影响达半个多世纪的一场论战。论战的导火线是曾今可发表在《新时代》上的那篇文章。文中有段文字说“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都因在走向艺术道路的初期，遇上了蔡元培这样爱才惜才的师长，他们的艺术道路才会如此辉煌，反之，将会是另一种样子。”
悲鸿认为该文是对他的侮辱，他在1932年11月3日《申报》上刊出了《启事》，称上海图画美术学院“纯粹之野鸡学校也”。“今有曾某者为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徐悲鸿还指责刘海粟“流氓西渡，唯学吹牛”，这篇文字激怒了刘海粟，他以同样形式回敬悲鸿，称徐悲鸿为“艺术绅士”并言“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所能以爱恶生死之。”
《申报》同时还刊登了曾今可的《启事》。称“今可认识徐悲鸿先生在认识刘海粟先生之前，彼此都是朋友，固无所厚薄。拙文中亦并无侮辱徐先生之外。此启。”
明眼者一看便知，这场论战，并非师徒之争，而是艺术派别之斗。顷刻间成了新闻媒介的热门新闻，引起了艺术界、知识界广泛关注。
11月19日，徐悲鸿再次在《申报》上刊出《启事》，轻蔑之语更甚“……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汝。（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刘海粟看了这第二通《启事》，咽不下这口气，又提笔与悲鸿对垒。这时，他收到两封信，一封是诗人梁宗岱从北京大学写来的，一封是蔡元培先生派人送来的。他先看蔡元培的信。蔡在信中说，看了他和悲鸿在报上的笔墨官司，很不痛快，劝他不要和悲鸿一般见识。“以你目前在艺坛上的地位，与他争论，岂不正好提高也他的地位？兄有很多事要做，何必把精力浪费在争闲气上呢？”梁宗岱的信很长，是系统评论他作品的，其中写道：“志摩看了你的《圣母院夕照》惊呼道：'你的力量已到了画的外面去了’假若我在场的话，我会回响地应一声：'不，你的画已入了画的堂奥了！’换句话说，你的画已由摸索的进而为坚定的。而且在神气满足的当儿，由力冲动与崇拜而为力的征服与实现了。”
这两封信，犹似两贴清凉剂，使刘海粟冷静下来，他自问道：谩骂、攻奸、不承认又算得了什么？为什么非要得到别人的理解呢？他忏悔般自谴道：我太意气用事了，竟以“艺术绅士”来回敬悲鸿！即使他不承认是我的学生，即使他初来沪时未曾进过我的学校，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才气又刻苦的艺术家，我们应该消除门户之见，携手共振中国的艺术。惭愧，惭愧！我一定要寻一个机会和他谈谈。刘海粟把刚写了一半的论战文稿揉作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1952年上海美专与苏州艺专合并为华东艺专，刘海粟被任命为校长。
1953年夏天，周恩来总理邀请刘海粟去北京，在百忙中派人把刘海粟接到他的住处。亲切的说：“你在这项工作中为许多私立学校做出了好榜样，把你创办了几十年的上海美专贡献给了祖国，我代表政府感谢你！”
总理又告诉海粟：“徐悲鸿先生领导的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也有很多创新的表现。”并详细地向海粟作了介绍，说：“你们可以互相学习嘛。”
海粟点点头说：“是的。我很欣赏徐先生在美术教学上的'洋为中用’和'古主今用’方针，他在培养美术人才上做出了卓越贡献，我很钦佩他……”
周总理脸上溢出了满意之色，说“曾有人对我说，你和徐先生长期不在一起，有所隔膜。我当时就严肃的说，不要相信外间传闻，刘先生徐先生都是艺术家，过去又有一段缘分，外间凭猜想是猜不透的。我们还要依靠他们两人团结合作，把新中国的美术教育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嘛！”
刘海粟连连应着：“对对对，由于我和悲鸿的艺术道路和生活环境不同，又长期不在一起，我们的关系疏远了，曾经有些误解，那时，我们都年少气盛，的些意气用事，现在想来，很没意思。我非常希望悲鸿能捐弃前嫌，我们团结起来，南呼北应，为发展繁荣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
周总理很高兴地说：“你的态度很好，我来做这个工作。”
刘海粟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画家，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学习，悲鸿对共产党的尊重和信任建国前就开始了，他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学习。”
“你们互相学习嘛！”周总理又鼓励他说，“你们对美术事业都做出了贡献。你们的团结，关系到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徐先生有病，性情容易急躁，你要谅解他。你们的担子很重，国家需要你们，你们能健康长寿，中国艺术画业的发展就有了可靠的条件。”他们从晚上8点谈到凌晨1点多钟。
海粟还未离开北京，周总理就召见了徐悲鸿。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一生》中也记述了这次会见。
徐悲鸿向周总理汇报了美术界对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情况。周总理在美术界的代表名单中没有看到刘海粟的名字，意识到徐刘之间的误解和隔膜仍然存在。周总理没有明说，只是把刘海粟对徐悲鸿的称赞和肯定转述给了徐悲鸿。徐悲鸿立即领会了周总理的意思，说：“总理，我知道你希望我们美术界团结，这也是我的意愿。可是团结不是一团和气，是有原则的。我认为，画家的品德非常重要。”“不能因为有了画家的头衔而品德就可以打折扣，尤其是在国土沦陷时期，画家的民族气节应当是首位！”他说到这儿非常激动“总理，我认为，任命美术院校领导应该考虑德才兼备的人！”
总理已明白了他的所指是谁，回答说：“徐先生，你的意见完全正确。我们在任命美术院校校长之前，就已作过细致调查研究工作。我希望你这个主席在促进画家间的了解和交流方面多做些工作，对某些画家的经历，要作具体的调查研究，不能只凭道听途说而下结论，请你想念组织，我希望你们美术界加强团结合作，一切以有利于培养新中国的美术建设人才为重”。
徐悲鸿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徐刘之间的关系，关系到听不听党的话，他还是点了点头，转过话题，谈起了国画的继承、借鉴和发展问题。他说：“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总理赞同的点点头说：“一切艺术都应随着时代发展，停滞了就没有生命了。”
一个月后的9月26日，刘海粟在上海从电波中得知徐悲鸿在第二次文代会期间突然病逝的消息，他很悲痛。他诚挚地撰文悼念悲鸿，说他去得太早了，说他的去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叶恭绰先生称他这篇文有吴季子墓前挂剑深意。
1994年8月7日，刘海粟逝世，随着中国画坛两位宗师的作古，美术史上这个著名而又神秘莫测的恩怨故事也该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