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我从清朝起就开始喜欢蟋蟀——这话有歧义吗？清朝的蒲松龄《聊斋志异》有篇《促织》，一个叫“成名”的秀才捉到一只进贡的蟋蟀，被儿子弄断了腿，儿子怕被父亲责骂跳了水井，灵魂出窍变成一只蟋蟀，斗败了所有的蟋蟀，甚至能叮住鸡冠使公鸡惨叫求饶，赢得“酷好促织之戏”的宣德皇帝欢心，一家人否极泰来，“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父亲上课时给学生讲的这个故事，并没有让我们对封建时代过着骄奢淫逸生活的剥削阶级残酷压榨劳苦大众有太多感受，只是惊讶这种小虫有这么大的道场，原以为斗蟋蟀只是小孩“过家家”，竟连皇帝也喜欢。

我原先一直把灶公鸡当成蟋蟀，在厨房里东寻西找。父亲看到我捉到的“蟋蟀”，哈哈大笑，告诉我蟋蟀是在野外生活的。直到读大学，我才知道父亲说的也不全对，屋里也有蟋蟀，《诗经》里说：“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当然，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古人像我一样，把灶公鸡也当成了蟋蟀；一种是古人住的屋子，是草棚之类，蟋蟀登堂入室钻到了床底下。

我父亲是一个通才，也是个“老顽童”，童年有趣的东西他几乎都玩过。最“另类”的是他从南京步兵学校毕业，先转业后复员回到老家，居然还去钓“蛤咩”——那种永远长不大的小青蛙。父亲称得上鉴定蟋蟀的行家，而且所有的知识都源自实践。他小时候到罗秀圩趁圩看人斗蟋蟀，从中知道蟋蟀的种种门道。

父亲的“蟋蟀经”简单实用：蟋蟀先看体型，就像《三国演义》里的“黄蜂腰”马超，看样子就知道孔武有力，会打架的蟋蟀都是方形身体，背部的花纹有光泽，看上去闪闪发亮；二看颜色，俗话说，“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最厉害是红色或黄色的蟋蟀，牙齿像人的暴牙一样；三听声音，打架厉害的蟋蟀声音圆润硬朗，所谓的“有金属声”——不知道是不是像《红灯记》里李玉和“洪钟般的声音”；四，“出身”并不是不重要的，蟋蟀生活的环境很关键，在石洞里的蟋蟀远比在草堆或泥洞里的能打，如果能石洞里捉到一只与蜈蚣在一起的，谢天谢地，它将天下无敌。

父亲的这套“蟋蟀经”，缘于好学不倦，还与惨痛教训有关。他在罗秀圩看到有人斗赢蟋蟀，居然当场把一担稻谷挑回家，觉得这是一条生财之道。放牛的时候，捉蟋蟀成为必做的功课。有一天傍晚，在家里堆放粮食、什物的禾堂草堆，听到“有金属声”般的蟋蟀叫，循声找到一个石头洞，刚好可以伸进去一个拳头，他不假思索把手探进去，一条严阵以待的蜈蚣一口咬住他的中指。十指连心，痛得惨绝人寰的父亲，差点没把中指剁掉。束手无策的祖母捧着父亲像发面一样肿起来的手指，急得火急火燎；祖父却威严淡定：“看你还顽不顽，这回要命了吧！”

我猜想那只没有被父亲捉到的蟋蟀，一定跟《促织》里成名儿子变的那只差不多。藏身在石洞里，而且与一条蜈蚣住在一起，斗起来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甚至能像书里那只一样，扑到公鸡头上，叮住鸡冠让公鸡求饶。成名因为儿子化身的蟋蟀，得到皇帝奖赏的金银财宝、绫罗绸缎，父亲要是捉到那只蟋蟀到罗秀圩比赛，一定能赢回一担稻谷来。

父亲说捉蟋蟀一般在每年黑脚粟熟的时候。为了捉蟋蟀，我放学或者星期天跟着祖母挖番薯、收花生时，常常不务正业。满头白发的祖母像愚公一样挖山不止，在松木山和垭塘岗一锄一锹平整了好几块坡地，轮种番薯、花生和豆角，它成为我学习农活的课堂。但我并没有专心学艺，祖母在一边汗流浃背地干活，我却到处捉蟋蟀，这种情形充分暴露出我小时候的“纨裤习气”。但祖母并没有责怪我，看到锄头落处有蟋蟀跳出来，就喊我快快捉住，但我捂在手里，往往大失所望，那些蟋蟀十有八九是母的。我转而在土壁的裂缝和洞里寻找，用草梗将躲在里头的蟋蟀驱赶出来，但同样极少看到公蟋蟀。

蟋蟀的公母比男人女人还容易辨别：公蟋蟀方头，个大，翅膀纹路粗糙，皱巴巴的；而母的个头小，翅膀光滑，尾巴拖着一根长“刺”，蟋蟀交配时母的趴到公的背上，像“大人背仔”。当然最直接的区别是声音，只有公蟋蟀才会叫，因此循着声音捉到的都是公的。

蟋蟀像人一样，公的喜欢打架——时代不同了，现在女人也喜欢打架了，前一阵电视法制节目里几个女中学生约架，居然把人打死了。相比之下，蟋蟀更多保持着“男刚女柔”的传统。父亲给我做了一个蟋蟀笼，四四方方，一块小木板作底板，四周用修得光滑的竹签做成栅栏，其中一面留了个小门，像一个袖珍鸟笼，我把捉到的两只公蟋蟀放进笼子里，它们果然如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恨不得一口把对方吃掉。

我见过公鸡打架，麻雀打架，狗打架，牛打架。蟋蟀打架别有特色。它们格斗前像两名拳击手摩拳擦掌，翅膀一炸一炸不停地抖动。我猜一来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二来是为了恫吓对方。那两只蟋蟀，一只叫“曹操”，一只叫“刘备”，它们不停地转着身体，寻找有利位置。“曹操”突然跳起身，“刘备”也腾空而起。双方不停地跳起落下，落下跳起，不像打架，倒像是比赛跳高。偶尔扑在一起，像皮球一样立马弹开。几个回合之后，“刘备”垂头丧气地退到一边，“曹操”则振动翅膀，欢叫不已，一副舍我其谁、顾盼自雄的样子，像在向主人报捷。

蟋蟀打架出于大多数动物的本性：争风吃醋，“交恶皆因争异性，不惜搏斗逞英雄”。父亲说小时候捉蟋蟀，一个洞里有的只有一公一母，有时则是一公数母，“一夫多妻”的似乎比“一夫一妻”的更耐打。但蟋蟀打架很有君子之风，虽然角斗非常激烈，但很少致命，失败的一方躲到一边，得胜的一方就会停止进攻，不像公鸡打架，输的逃之夭夭，赢的还“宜将剩勇追穷寇”。蟋蟀们似乎深得宋襄公“不重（chóng）伤，不擒二毛”的真传。

朱瞻基皇帝的画

喜欢看动物打架，体现着人类本性。所以现在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斗鸡、斗狗、斗马、斗牛的游戏。几年前回老家，村人告诉我罗秀圩重新搞斗蟋蟀比赛，组织者的说法是它和钓鱼、种花、养鸟一样，是一种“民俗文化”，可以陶冶性情。我不觉得农民斗蟋蟀娱乐一下有什么错，但也不必把蟋蟀打架与陶冶性情扯到一块，阿Q想和吴妈困觉，只是出于食色的本性，不要说他表达了穷苦人民之间的朴素感情。相反，这种娱乐在农村极易演变成赌博。正如蒲松龄借蟋蟀讽谕皇帝时所说，“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

蟋蟀的寿命不过百日左右，斗蟋蟀都在秋天。宋代有个诗人写过一首斗蟋蟀诗：

不从草际伴啼螀，偏逐西风入我床。

心事甚如愁欲诉，秋吟直与夜俱长。

一年时节虫声早，半树梧桐月影凉。

忆得重胡衰柳下，健儿笼汝斗斜阳。

秋风乍起，叶黄欲落，气象萧索，蟋蟀的叫声入耳入心。这些大自然的精灵，在秋风乍起的清寂中，在自己生命黄昏将至之际，奉献给人们快乐，真有一点“桑榆虽晚，为霞满天”的情怀。有人玩物丧志甚至丧国，这并不是蟋蟀们的错。从某个角度，喜欢斗蟋蟀的明宣德皇帝朱瞻基其实称得上有为之君，与其父亲统治时期史称“仁宣之治”。现在一些地方斗蟋蟀蔚然成风，一只蟋蟀据说最贵可以换一辆汽车，有人为此一夜暴富，有人为此倾家荡产。鲁迅的百草园中，“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不知道在蟋蟀们的吟唱中，有没有南宋时“万金之资付于一啄”的旧时戏码？

蟋蟀是诗人喜欢的小虫。农耕社会人们亲近自然，敏感于季节变换的物候变化，蟋蟀别名“促织”，提醒人们秋风已起，寒冬将至，记得织衣御寒，触动离人心事、诗人情愫。“回云随去雁，寒露滴鸣蛩”，“暮雨生寒，鸣蛩劝织，深阁时闻裁翦”。蟋蟀诗最“另类”的是鲁迅，夜里在野地散步，听到蟋蟀在野菊花下鸣叫，美景如斯，诗兴勃发，一下子冒出两句：“野菊性官下，鸣蛩在悬肘”，翻译过来就是：在野菊花的生殖器下，蟋蟀正在吊膀子。这位伟大作家“偶尔露峥嵘”无伤大雅的“不正经”，透露出性格的幽默和敦厚。

最著名的蟋蟀诗要算诗经中的这一首：

蟋蟀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无已大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今我不乐，日月其迈。无已大康，职思其外。好乐无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车其休。今我不乐，日月其慆。无已大康，职思其忧。好乐无荒，良士休休。

翻译过来就是：

蟋蟀在厅堂，一年快过完。如果我不寻欢作乐，浪费好时光。不能太贪玩，家里还得忙。玩得别太嗨，靓仔理应当。

蟋蟀在厅堂，一年弹指间。如果我不寻欢作乐，流逝好时光。不能太贪玩，外头还得忙。玩得别太嗨，靓仔要争光。

蟋蟀在厅堂，车子要保养。如果我不寻欢作乐，消失好时光。不能太贪玩，记得有远忧。玩得别太嗨，靓仔志气昂。

一个青年后生听到蟋蟀在堂屋里唧唧鸣叫，心乱如麻，想到光阴如水，日月如梭，又是一年过去，家里家外还有很多事要忙，自己跟自己说我不能太贪玩了，要打起精神做正事。蟋蟀在古人那儿，不仅不是丧志之物，相反还成了自警自勉、充满正能量的励志精灵。

 （摘自我的新作《我的动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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