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讲古之卅一)白居易打横炮差点撞板

白居易当翰林学士时,曾经给皇帝提意见,宪宗脸色黑黑的,罢朝回宫。
 
他把负责起草诏书的李绛召来,跟他发性:“白居易这小子官不大,太过轻狂,让他滚蛋。”
 
(白居易为翰林学士,尝因论事,言:“陛下错。”宪宗色壮而罢,密诏承旨李绛,谓曰:“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
 
李绛说:皇上您听得进真话,下面的人才敢对您毫无保留。白居易虽然喜欢打横炮,却是出于忠心。您要是弄他,我担心天下人都觉得自己别多嘴,这样一来你就成了瞎子和聋子,您的英明伟大怎么体现出来。
 
宪宗一下子被点醒水,还像开头那样对白居易和蔼可亲。
 
(绛曰:“居易言虽少思,志在纳忠。陛下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其口,非所以广聪明,昭圣德也。”上悦,待居易如初。)
——《续世说·直谏》
点评:知道白居易是诗人的人很多,知道他还是一位敢放炮的谏官的人很少。
白居易十六岁时到京城长安闯荡,把自己的诗作献给大诗人顾况,希望得到他赏识,顾况拿他名字开玩笑:“长安米贵,你想住下来并不容易呀!”(“米价方贵,居亦弗易)。
白居易后来入朝当官,明白“居亦弗易”不只是因为米贵,更要紧的是朝廷里皮笑肉不笑的政治倾轧和人际关系。
他先是当了翰林院学士,不久又当了谏官,被任命为“拾遗”。
谏官是皇权体制下的一项制度,专门负责对君主的过失差池进行规劝。这种“言官”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的名称,汉代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议郎、中常侍,唐代叫谏议大夫、纳言、拾遗、补阙……
顾名思义,“拾遗”这个官的职责就是给皇帝找“茬”,别的职务是抬轿,它负责“抬杠”;还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叫“补阙”,补救缺失也。左右拾遗和左右补阙,前者设在负责决策出令的“中书省”,后者设在负责审核议定的“门下省”。
杜甫也当过“拾遗”,他排行老二,有个别名“杜二拾遗”,跟现在叫“张局、李局”没什么区别。
制度生于文化,也孕育文化。因为谏官制度的推行,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谏官文化”。谏官要敢于进谏,哪怕掉脑袋,该说还得说,就跟武士上战场不能怕死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
说得更明白一些,现在所说的“因言获罪”,按照古代皇权政治伦理,并无这种说法,“言”是谏官的职,“罪”你却不是皇帝的错,你言自当言,我“罪”你还会罪,不怕惩罚本来就是对谏官的道德要求。
究其根底,皇帝是“天子”,君权天授,是衔上天之命进行统治。所以历史上皇帝出生,天地山川都有异象,如老舍《茶馆》里的台词:“夜观天象,紫微星发亮,必有真龙天子出现。”
皇帝的诏书开头少不了四个字:奉天承运。意思天子只是公司的“总经理”,上天才是“董事长”。天子具有“神格”,君臣之间是“神”与“人”的关系。做臣子的必须尽忠于皇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能因贪生怕死而藏着掖着。
但从人性角度,贪生怕死又是人的本性。因此,谏官文化像万花筒一样,特别多姿多态。
有的谏官私心重,顾虑多,该说不说;有的情商高,心思缜密,善于用“哄”的方法去说;有的性格比较飙,或者自恃天潢贵胄,或居功自傲,习惯直通通放炮。还有一类比较奇葩,自己活腻了,故意去“逆龙鳞”,希望能青史留名。
皇帝那头,在一般人心目中,“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天底下的“一哥”,但因为对“天命”的认知不同,性格各异,对进谏的态度差别很大。有的欣然接纳,不管多刺耳,也不以为忤;有的感觉被冒犯,将谏官打屁股、贬官流放甚至砍脑袋;有的自觉接受不杀言官的约束,被逆耳之言气得七窍生烟,也只能自己生闷气。
还有的皇帝怕谏官就像老鼠见猫。怕老婆的是不是好老公不知道,但怕谏官的皇帝一般都是好皇帝,起码在他们还怕的时候是这样。
最有名的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他有一次想去南山扫墓,其实就是想出去耍一下,却迟迟没动身。魏征问外头都整装待发了,陛下怎么还不走?
太宗老老实实地说:我的确想出去的,怕你不高兴,所以就算了。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有人曾经送了唐太宗一只猎鹰,他欢天喜地放在手臂上把玩,远远见到魏征走过来,急忙把它藏进了怀里——幸亏皇袍够宽大。
魏征其实早就看到了,他故意缠着皇上扯东扯西,喷了半天口水,走了之后那只鹰早已闷死在太宗怀里。
魏征进谏图
唐朝像李世民一样有名的唐玄宗也怕谏官。他手下有个宰相韩休,曾经当过左补阙,喜欢犯颜直谏,直到当了宰相还是有屁就放的脾气。唐玄宗有时在宫中设宴欢饮,或在苑中打猎游玩,像做贼一样问左右的人:“韩休知道不知道?”有时话刚说完,劝谏的文书就送来了。
关于古人进谏的故事,经常有“大悦”、“深纳之”、“甚善之”、“甚称之”、“改容谢之”、“乃止”、“弗听”、“闻之色变”、“瞋目叱之”、“大嗔,斩之”、“良久释之”、“寻意乃解”、“改容慰谕”的描述……不需要太展开想象的翅膀,就能想到进谏时的情状,是多么惊风骤雨,危机四伏。
一部劝谏史,不仅是古代宫廷的政治纪实,更是洞幽烛微的人性大全。
说回白居易的事。他当时并不知道自己闯了祸,命运差点滑到了另一个方向。唐宪宗还算一个开明皇帝,被李绛一番劝说之后,如冷水浇头,干脆提拔白居易当了专职的谏官左拾遗。
在翰林院当学士,只是帮闲的文学参谋,与附庸风雅的皇上唱和,皇上作重要讲话或颁布什么文书,引经据典,或者找些可援的前例,以符合道统。
拾遗则是“参谋议,纳谏诤”,官位只不过六品,因为是直接在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待遇自然更高(“其礼尤宠”)。
白居易的“适岗性”立马显现出来。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月,他刚到任,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朝廷招考,选拔德才兼备、敢于作为的监察干部(“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皇甫湜、牛僧儒、李宗闽三位考生的考卷抨击时弊,态度鲜明,语言激切。负责招考的“组织人事部副部长”(吏部侍郎)杨于陵和“部长助理”(吏部员外郎)韦贯之十分欣赏,将他们定为前三名录取。
没承想,这一下闹出了一场大风波。担任宰相的李吉甫看了卷子,十分恼火,如此危言惑众、诋毁朝政的答卷,“负能量”满满,居然还录用。
他痛心疾首地给宪宗皇帝写了一封信。宪宗下令:翰林学士裴垍为组长,复查!
谏官白居易白拾遗抽调参加了“复查组”。可以想象,以他一贯“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的思维,对这件事所持的态度。其他人与他看法一致。复查结果报给皇上:“组织人事部”的录取没有问题。
身为宰相,李吉甫等一班官僚岂能服气,继续“痛心疾首”,“泣诉,请罪于上”。
朝廷里看得见的政治,是有人忽然升职受赏,有人忽然贬官获罪;看不见的政治是内部的平衡和妥协。宪宗明知裴垍等人忠直可靠,还是免去了裴的翰林学士职务,降为“民政部副部长”(户部侍郎),并罢黜了杨于陵、韦贯之,“复查组”成员全都受了处分。
只有白居易躲过了一劫。
其实要论表现,白居易在这件事中最为“恶劣”。他仗着自己的文学才华获宪宗赏识,竭力为杨于陵、韦贯之、裴垍辩护。裴垍被撵出翰林院,他还上书皇帝,称这些被处理的官员都是众所周知的“公忠正直”之人。
他严肃指出了“组织路线”错误的要害:如果将他们留在身边,就能培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则必君子之道长”);如果不留,就会助长歪风邪气(“则必小人之道行”)。
白居易写信时表白自己:如果我贪生怕死不出声,就是辜负皇上的恩典……假如说的符合陛下心里所想,就是死也值了。
(“臣若默默,惜身不言,岂惟上辜负圣恩……苟合天心,虽死无恨。”)
朝中事论利害不论是非。白居易没有获罪,并不是宪宗认为他说得对,而是因为他的身份:谏官。如前面所说,从理论上说,谏官是“言者无罪”的。
面对频繁上书言事的白拾遗,唐宪宗虽然恼怒,却只好哀叹:白居易这小子,我给了他名位,却对我这样无礼,我却拿他没办法。”
(“白居易小子,是朕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白居易这种敢言的秉性终于撞板。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朝廷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总理”(宰相)武元衡和“国家监察委主任”(御史中丞)裴度被人行刺,一死一重伤。掌权的宦官和一班官僚出于私心私利,拖拖拉拉,不当回事。担任太子“专职辅导员”(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忍不住给宪宗写信,要求尽快破案,严查凶手。
他忘记了自己已经不是谏官,但唐宪宗没有忘记,白居易不是谏官,却抢在谏官之前乱提意见,以其“越职言事”,将他贬为江州司马。唐代军政一体,这个职务负责地方的军需和兵役训练,约略等于专职的“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他写的《长恨歌》里“江州司马青衫湿”一句,就源于此。
想起一件轶事:一位我尊敬的师长有一次与我聊天,问我《易经》是本什么书。
我说:易者,变也,它是讲事物变化规律的。
他说:你是人云亦云。《易经》的核心是讲“位当”,一个人处在什么位置,怎样把握上下左右,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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