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知识ABC|第三期 寻求别样的人们
1839年10月间的一天，新台门周家的门外传来一阵异乎寻常的喧闹声，两名会稽县的差役，高喊着“捉拿犯官周福清”，径直闯了进来，……这时，事先得到风声的鲁迅和二弟周作人，为避免被株连，已远远地躲到绍兴乡下的亲戚家去了。
皇甫庄，鲁迅避居处之一
事情的起因，缘于鲁迅祖父周福清的科场作弊案。
1892年的除夕，鲁迅曾祖母戴氏病逝。在京城的周福清得讯后，报了丁忧，奔丧回到绍兴。1893年9月，正逢浙江乡试，主考官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殷如璋，算是熟人。除了鲁迅的父亲周伯宜之外，还有几家周家的亲戚参加这届乡试，认为机会难得，便再三恳请周福清从中通关节，贿赂主考官。不料事情败露，应试的周伯宜在考场上被拘禁起来，革去功名，一直关押到第二年的春天。已经躲在上海的周福清只得投案自首，被押在杭州的监狱里。
在乡下避难的鲁迅兄弟，再也不是从前官宦人家的公子哥儿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少年鲁迅过早地感受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里，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鲁迅自传》）。
次年春，祖父一案被朝廷判了各“斩监候”，亦即死缓。后来虽未被斩，却也饱受八年牢狱之苦。狱中祖父的生活需供养，为免受虐待，还需上下打点，家中只得变卖家产，勉力支撑。这年冬天，对仕途彻底绝望的父亲突然吐起血来。这对周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医治父亲的病，身为长子尚未成年的鲁迅就承担了许多家庭的义务和责任。在与庸医的周旋中，在出入当铺与药店中，鲁迅饱受了生活的艰辛和窘迫：“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手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呐喊〉自序》）为了前程，鲁迅仍需到三味书屋去念枯燥的四书五经，其心情的压抑可想而知。
鲁迅十六岁那年，年仅三十七岁的父亲终于亡故了。祖父的科场案和父亲的病逝，使鲁迅的家庭迅速败落下来。三味书屋的书已经不能再读下去了。祖父和父亲的遭遇，使鲁迅对所谓“正途”的科举功名已生厌恶。人生漫漫，前途在哪里？
毕竟是19世纪末了，闭塞如绍兴，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渗透进来了。鲁迅在绍兴时就阅读过一本叫《格致汇编》的介绍各国时事科学的书，可见此时的鲁迅对当时流行的“西学”，并非是茫然所知的。
鲁迅的堂叔祖周椒生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监督。这学堂是官办的，不收学费。鲁迅的亲叔周伯升就在那里就读。既然“无须学费的学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1898年5月，鲁迅怀揣着八块银元的路费，在慈母泪眼的凝望中，默默地离开了绍兴。他后来回忆说，这次离家，“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呐喊〉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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