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传学：觉林寺钩沉
重庆市“文化遗产 赋彩生活”
文/潘传学
中国封建时期的佛教寺庙有一个显著特征，即虽为佛家清修之地，却从未摆脱过与政治的勾连和凡尘的牵绊。特别知名度越高的寺庙，与文人雅士、贵胄显宦的过从也就越多。征诸史料，兴建于南宋绍兴年间，距今已800余年历史的重庆南岸觉林寺，于斯亦多此轶闻。
1、余玠与觉林晨钟
余玠，一个千年以后也仍须敬重与记忆的人物，他走进觉林寺的时间是1243年。这是一个于中国历史最具节点意义的时间。
往前推21年，公元1222年，蒙古军开始横扫欧亚。南宋，是东亚大陆最后一块还未被征服的土地。公元1235年，蒙古军大举南下，长驱入蜀；数年间，全川州郡十之八九已遭蒙古铁蹄蹂躏。公元1239年，蒙古军进攻重庆。南宋朝廷“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已在淮东前线转战8年,屡建战功的余玠临危受命,以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抚镇重庆。
公元1242年，余玠到重庆。
作为军事家，他针对蒙古骑兵善驰突、长野战的特点,制定了筑城守蜀之策，并即着手防御体系的建设。命冉琎﹑冉璞主持修筑合州钓鱼城，以控扼嘉陵江要冲。更沿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长江两岸山隘、要道,筑长宁（在昭化）、鹅顶（在剑阁）、苦竹隘（在剑阁）、大获（在苍溪）、运山（在蓬安）、青居（在南充）、云顶（在金堂）、得汉（在通江）、平梁山（在巴中）、礼义山（在渠县）、大良平（在广安）、登高山（在宜宾）、神臂山（在合江）、多功（在江北）、三合山（在涪陵）、天生（在万县）、白帝（在奉节）等十七城，将沿江各州治所悉迁入城堡,依山为垒，据险设守。
作为政治家，他整饬军政，大更弊政，招贤纳士，鼓励生产。历经一年对军务、政务的全面整顿建设，以重庆城为中心的沿江堡寨防御体系大功告成，政治重归清明，川内形势得以稳定。
在那个宗教对民心、军心起着重大影响的时代，深知必得对寺院做出某种姿态的余玠，于1243年的某日黄昏，走进了南岸这处有名的古刹——觉林寺，“虔心净域”，与禅师“忘言契道”；听木鱼夜敲，数晨钟声声。
也就在那个“一百八声”寺钟撞罢，泠泠钟声透出十方丛林的清早，他写下了一首题为《觉林晨钟》的诗：
木鱼敲罢起钟声，
透出丛林万户惊。
一百八声方始尽，
六街三市有人行。
觉林晨钟真的清越而悠远，透过八百年时空，仿佛仍在南岸的上空回响，至今清晰可闻。
因为觉林寺晨钟，八百年前的龙门浩得以有了诗意的生活；因为余玠一首《觉林晨钟》的诗，八百年前龙门浩诗意的生活也得以保留在悠悠岁月的记忆之中。
2、杨嗣昌与华严大法会
杨嗣昌，这位明末重臣给南岸下浩留下的记忆，是公元1640年在觉林寺举行的华严大法会。
崇祯，是一个因天灾、饥民暴乱、大明与后金的战争而陷入动荡的朝代年号。至1639年，内忧外患的大明更加风雨飘摇。生于1588年，深受崇祯皇帝宠信，49岁出任兵部尚书，翌年入阁的杨嗣昌以“督师辅臣”的身份前往湖广围剿农民军。
初期，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收到了效果，左良玉在太平县（今万源北）玛瑙山重创流窜入川的张献忠。不过，局面很快就发展得有些难以控驭。为部署对再窜入川的张献忠的追剿，1640年，威仪棣棣的“督师辅臣”杨嗣昌进入重庆。
觉林寺住持打听出杨督师自到湖北沙市，每天必持诵《华严经》；在杨督师驻跸重庆太平门督师行辕的当月，在寺内举行了一场庄严的诅贼华严大法会。
《华严经》内容计为九会；以是，大法会为期九天。
对觉林寺举行诅贼大法会倍加称许的杨督师，尽管日理万机，少有闲空，其尊贵的身影仍于大法会最后一天出现在觉林寺里。
在三世佛环堂内，数十僧众庄严肃穆，袈裟齐整，至虔至诚，齐声诵持《华严经》第九会：
“性本无生。非灭生乃无生。性本无灭。非灭灭乃无灭。无生无灭。故曰无生。……”
通过僧众整齐一致（用舌前音连续不断地）念诵，经文仿佛产生出一波波超越自然的神秘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由近及远，排空而去。
没人知道，彼时微闭双眸的杨嗣昌在想什么。或许，在他仍然激烈的意念里，东突西窜的张献忠，已给法力广大的经声束缚，坠向万劫不复的地狱；或许，纵使沐浴于佛法明光之中，他那一颗惶恐不安的心也仍没法获取平静……
半月后，张献忠轻松跳出了杨嗣昌在四川为他打造的所谓“鸡笼”。这位不乏幽默感的“屠蜀”者甚至还编了顺口溜，在经过白帝城时，令数百张喉咙一齐发声：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一阵唿哨过后，这股已不足二千的农民军残兵，狂呼大笑着，投东而去。
成败勿需多说，历史已有定论。就在杨嗣昌用生命偿还失策之后的第三个年头（公元1644年），重庆终于被第五次入川的张献忠攻陷。
觉林寺“在劫难逃”，一并遭致了毁灭的命运。
3、沈青任与《渝州觉林寺碑记》
公元1784年，时为分巡川东兵备道的官员沈青任，应觉林寺住持僧善明之请，写下了《渝州觉林寺碑记》，从而为觉林寺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通过《碑记》，后人知道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间，觉林寺历经了两次重修：一次为1663年（清康熙二年)，由僧雪痕重建；一次为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由僧月江增建山门、莲池、亭子、桥梁、石塔。还知道在鼎盛时期，觉林寺的僧徒曾达数十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特别是正月的前半月，善男信女到寺进香者摩肩接踵；晨钟暮鼓，响应山谷。觉林寺非但有了一定规模，而且还有了一段时间不算太短的振兴与繁荣。
《碑记》虽为佛寺碑文，然其通篇内容重点，不在传述高僧大德，而在寺院状貌的概括铺陈；尽管辞藻稍嫌繁复，仍为200年前觉林寺勾勒出了一幅较为清晰的轮廓：
排列在一条自北而南中轴线上的，是山门、祭祀关圣的春秋阁、夫子殿、奉祀三世佛的环堂；东面，是僧房、挂室、香积厨、五观堂（食堂），其庑（廊屋）为斋馆；西面，是观音阁、讲堂、客座、塔院。
《碑记》着墨最多者，为月江为报母恩而建——“塔未成而月江圆寂，由其弟子善明继师志续修，历经16年完成”——的报恩塔。从作者感言“因果之说不可知，而孝德可以不朽”，探知《碑记》侧重乃在劝化向善，而非佛法与禅理。
《碑记》最饶意趣者，为关于寺内风景的一段极富动感的叙述：
在一个阳光刚好照亮树梢、照亮庙檐的清晨，《碑记》作者从江岸拾级上行，经过一段在清幽树林里的穿行，再爬上一处“如环窝”的山谷，于是，他看见了“香林大开，宝塔矗立”的觉林寺，正正地坐落在山谷里。
他走入的是佛家寺院吗？有早课的寺僧将木鱼敲出一迭连声脆脆的清响；有纷纭嘈杂的市声过墙，有竹树掩映的清水溪在寺墙外潺潺流淌。
他分明走入的是一处“池岸自然而曲折，殿堂庄严而规整”的美丽园林。在庭院般的建筑群落间，有小桥流水，流水如环佩叮咚；有假山池塘，池塘里睡莲开放；有绿树成行，绿树下菊花开得一片金黄。
这便是《碑记》作者以生花妙笔再现给我们的200年前的觉林寺——
一处红尘中的佛地，佛地中的红尘！
4、贺和尚与袍哥香堂
作为觉林寺最后一任住持——贺和尚，是光绪年间川东道僧官，同时还是南岸龙门浩码头的袍哥大爷。
起源于郑成功“洪门” 的袍哥，其会党宗旨是报效国家，“反清复明”；加入条件是，“身家清白，己事明了。”
在弄清这些根底后，我意识到晚清末造的袍哥，虽有江湖气，却绝无痞子气；同时感受到，一脚在净土，一脚在红尘，俗名贺长发的贺和尚，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内心所具有的家国情怀。
住持成了袍哥的大爷，寺庙自然也就成了江湖。贺和尚为发展壮大袍哥队伍，公然于旧历五月十三日单刀会、七月十五日中元会，在觉林寺内设香堂，举行仪式，接收兄弟伙加入袍哥。
巴县知县耿保奎与贺和尚本有过从，对其在寺内开香堂接收袍哥兄弟入伙的荒唐行为也不但早有耳闻，还掌握着大量图谋乱逆的证据；不过，深知袍哥社会势力强大的他，在处置上却不得不大费周章，以贺和尚移送宗教部门，将僧职革去收场。
但住持和尚“行为不端、破坏教规”的坏名声，已极大地削弱了百姓对觉林寺菩萨的信任；自贺和尚被清除佛门，觉林寺的香火开始一天天减少，终于走上了不可逆的衰败之路。
光绪末年，觉林寺部分建筑改为重庆幼稚工厂，收容孤儿；嗣后，保育所由南纪门迁来并入；主要从事木器、篾器、皮革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上世纪三十年代，觉林寺寺僧散尽，更于此相继开办宏章币厂、福农猪鬃厂、川渝猪鬃漂制厂、新华牙刷厂等小厂。
上世纪四十年代，重庆市十一区区公所有过一小段时间在寺内办公。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又有新华皮鞋厂、新民塑料厂、合成纤维厂等在寺内开办。为改建或为扩大场地，寺内诸佛菩萨塑像遭到陆续捣毁；从此殿堂亭阁，面貌全非。
十年动乱期间，全寺再无净地，悉数为厂房、职工宿舍、居民住宅等侵占；唯报恩塔一空壳孑然独存。
公元1984年，市文化局将报恩塔列为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始拨款重行修缮塔身、塔边及围墙；觉林寺遂得成今日状貌：
曾经作为南岸百姓精神家园的觉林寺，已虚化为一个公交车站的站名；一座赭（zhě）色七级宝塔，在垣墙、假山、几丛树木花草、数间仿古式二层房屋（为区文管所办公用房）遮护下，立在公路边，立在沧桑的岁月里。
作者近照及简介：
潘传学，重庆市作协会员。重庆一中高68级学子，1969年3月到四川省大竹县庙坝区新桥公社插队。1971年起在该公社中心校任教，后在大竹县委宣传部、县卫健局等单位工作。2010年退休后回渝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