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拉锯战,刘宋军事挫败,最直观原因是南方缺骑兵

第一阶段:从黄河到淮河(420年-469年)

高山大川是自然的地理界线,南北朝疆界的形成,也不离于山川险阻。

刘宋建国之初,西段以秦岭、伏牛山为界,秦岭南缘的汉中盆地为梁州(治汉中),伏牛山南缘的南阳盆地设雍州(治襄阳);东段以黄河为界,守洛阳城、虎牢关(今河南荥阳西北)、滑台戍(今河南滑县东),碻磝津(今山东茌平西南),立司州于虎牢,兖州于滑台。最东边,是平定南燕后拿下的山东丘陵,以东阳(今山东青州)、历城(济南)为重镇,青州刺史领之。几段防线,最险固者为秦岭,最薄弱者为黄河。南北相持,最先被北朝突破的便是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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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末年,刘裕攻打后秦,途中收复洛阳,把疆土拓展到了黄河岸边。当时,刘裕曾想过把朝廷从建康(今江苏南京)迁回洛阳,但被参谋长官王仲德以“暴师日久,士有归心”为由劝阻。不久,为刘裕留守建康的刘穆之突然病死,担心朝局有变的他急忙赶回;部署在长安(今陕西西安)的诸将却起了内讧,被赫连勃勃所乘,大军仓促退出关中,部分留守河南。至此,刘裕的第二次北伐宣告结束。

此前,刘裕部队沿黄河西进时,因借道北岸,和魏人起过摩擦。断断续续的战斗,双方各有胜负,期间刘裕用战车配合步兵,布下著名的“却月阵”,大败来犯的鲜卑骑兵,有效震慑了北魏方面。此后,魏国和晋、宋之间维持了数年的和平。裴子野《宋略·总论》说,刘裕称帝后还想着“屠桑乾而境北地”,“境北地”是定关中,“屠桑干”是灭北魏,奈何大事未办,刘裕便已病逝,猛虎的足迹,最终止于河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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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略》一书,是在沈约《宋书》基础上删改而来,但《宋书》并未记载刘裕这一计划,故此仅为裴氏的一家之言,孤证不立。事实上,晋末宋初的内外形势,不容南军再有大举出击的可能:其前线将士已然疲殆,后方的三吴、岭南多处,又因水灾和动乱而敝败不堪,后勤实难为继。于是,刘宋方面只能采取“通好北虏”的策略,借北魏牵制赫连,以图河南无事。“河南安则济、泗静”(《宋书》郑鲜之语),说到底,宋人是把经营重点放在济水、泗水流域,而以河南作为最外围的缓冲区,根本谈不上攻略河北。就在去世当年(422年),刘裕还下诏以淮河为界,把豫州一剖为二,分开管理,意味着平时不再用淮南的人力财力去供养淮北的镇戍,他虚外实内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

刘宋在黄河沿线的有限驻军,既要应对河南的东晋残余势力(司马楚之等),又要防备河北的魏国军队,处境很不乐观,用何承天《安边论》的话讲:“虽绵河作守,而兵孤援阔”。刘裕在世时,鲜卑尚不敢南侵,他甫一崩殂,魏明元帝拓跋嗣立即发兵渡河攻宋,将南岸的要塞占为己有。跟刘宋一样,北魏也无力在河南建立深入统治,仅在虎牢等处留兵驻守,“余众悉北归”(《宋书·索虏传》),郡县则委之降附的土人,利用他们继续牵制刘宋。

就实际而言,河南之于宋、魏双方,都只是前敌缓冲带,有两句话最能反映刘宋的态度。元嘉七年(430年),宋文帝刘义隆意图恢复河南,他对内诏曰:“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埸。”疆埸者,边境是也。对外,宋国使者向魏太武帝拓跋焘宣称:“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两方面的说辞都表明,南朝出兵不过是要巩固边界,非关一统天下之大计。

刘宋中期(449年)宋魏对峙形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宋文帝缺乏雄才伟略,又喜遥控战局,不肯充分放权给前线将领,史称“授将遣帅,乖分阃之命,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日战时,莫不仰听成旨”。他在位期间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不但未能收复河洛,还一度使自家政权陷入险境。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其二次北伐遭遇魏人长驱反击,拓跋焘亲率部队,一路开进到长江北岸,登上瓜步山(今南京六合区东南),眺望建康城。

刘宋军事上的挫败,最直观的原因是南方缺少骑兵。450年,沈庆之反对北伐时说:“马步不敌,为日已久矣”。沈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步军较之马军的劣势,他再清楚不过。对阵交锋,步兵依靠地形和阵型,或许还能占到上风,但算上行军和后勤,南北军队的差距就非常明显了。南朝部队和辎重的运输,十分仰仗水路,河渠不达之处,或遇暴水、枯水之时,大军便难行进。北朝骑兵来去如风,给养可赖沿途抄略,机动性远非南军可比,更能绕到后方,袭击对手的陆上粮道,甚至率先进攻南朝防守薄弱的腹心地带:拓跋焘胡马饮江,便是极佳的战例。

南朝执盾武士俑

然在当时,魏军也有明显短板,那便是善野战不善攻城。其南进时,便绕开了彭城(徐州)、盱眙(今江苏盱眙)两座坚城,归途欲攻盱眙以泄愤,非但不克,还损兵上万,“积尸与城等”。另一方面,北魏的军队组织尚不完善,颇似淝水之战时的前秦,或者说,还保留着草原游牧军团的特点,属于以拓跋鲜卑这一强势部族为核心,裹挟氐、羌、丁零、杂胡、汉兵而成的混编部队,欠缺整合。故魏军攻至长江时,已属强弩之末,外则腹背临敌,内则军心不齐,只好草草收场。

几十年后,北魏大臣高闾上表孝文帝,回顾宋魏之战说:“昔世祖(即拓跋焘)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骑数十万南临瓜步,诸郡尽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克。班师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辟一廛。夫岂无人,以大镇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因拿不下彭城等大镇,兵马又颇多折损,魏军连同沿途占领的郡县也无力固守,转而对民众就地洗劫屠杀,并驱赶降人“五万余家分置近畿”,充实平城一带。

魏人这一阶段的南下,达到了震慑宋人,毁伤对方有生力量的目的,其战马所过之处,青州(治东阳)、冀州(治历城)、徐州、豫州(治睢阳,今安徽寿县)、南兖州(治广陵,扬州),皆大残破,南起江淮,北抵济水,村井空荒,无复鸡鸣犬吠,人民藏身湖泽苇荡,百不余一。宋廷本已久丧进取河北之心,此番元气大伤后,对恢复河南一事也深感绝望。吕思勉先生将“元嘉草草”视为南北朝历史的关键转折,其《两晋南北朝史》云:“自景平之初,至于元嘉之末,宋魏战争,历三十年,宋多败衄,北强南弱之形势,由此遂成,此实关系南北朝百六十年之大局,非徒一时之得失也!”

孝武帝刘骏时,周朗上书献策,主张国家努力积攒马匹的同时,更应收缩防线。他说,关中河南已然不守,“历下、泗间”又“何足独恋”?在他看来,劳师动众苦撑山东淮北,不过是“空守孤城,徒费财役”,因为魏人只需派三千轻骑,“春来犯麦,秋至侵禾”,不出两年,便可使镇戍军民困迫不已。既然如此,便应把战略重点移到淮河防线上,“缘淮城垒,皆宜兴复”,至于“越淮穷河,跨陇出漠”的征伐大计,就等国力能够满足“办骑卒四十万而国中不扰,取谷支二十岁而远邑不惊”的条件后再说吧。

刘骏并未理会周朗的建言,但周朗的“行见淮北必非境服”,却一语成谶。465年,宋湘东王刘彧弑杀前废帝刘子业,在建康称帝,改元泰始。次年,邓琬等人奉晋安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即天子位,建元“义嘉”。当时,地方大员多不承认宋明帝刘彧的合法性,镇守淮北的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司州刺史常珍奇均站在刘子勋一边。孰料不久,子勋便被击败处死,刘彧虽声言不穷究党羽,但各人均不自安,纷纷向北魏求援。于是,魏献文帝拓跋弘趁机遣将攻宋,历时三年,至469年,几乎夺取了刘宋置于淮北的全部州郡。战后,刘宋的青、冀二州移治郁洲(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时为海岛),徐州移治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兖州移治淮阴(淮安),司州移治义阳(今河南信阳)。除郁洲岛在淮北海上外,其余皆在淮南。半个世纪前,刘裕披坚执锐、亲冒矢石取得的战果,至此尽数付诸东流。

第二阶段:沿淮拉锯期(470年-547年)

《宋书·索虏传》记载,“义嘉之难”时,魏人入侵的目的之一,是“纳昶反国,定其社稷”,即护送之前被刘子业逼降北魏的宋义阳王刘昶去建康称帝,建立傀儡政权。其南征诏书大抵是由高允、高闾父子起草,中有“六军燮伐之期,率土同轨之日”等语,口号指向天下一统。不过,类似的表述,在北魏初年的文书中就已存在,因为草诏者都是汉人,内容又是抄撮典故、润饰其辞,故并不能反映鲜卑执政者的真实心态。

然而,魏人此次南攻取胜后,与元嘉末年仓促回兵、屠杀百姓不同,是颇致力于安抚民情的,还下诏“曲赦淮北三州之民”,督促“镇统之主,勤加慰纳,遵用轻典,以莅新化”,若驻守将领敢“令民逃亡”,则将“加罪无纵”。这些举措,体现了北魏政府华夏化程度的加深,统一南北也不再是纸面虚文,而是要落到实处的长期战略。

当时,北魏的实际掌权者是汉化程度很深的冯太后(血缘上也是汉人),她执政时期主导一系列改革,推动了魏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完善,由她抚养成人的孝文帝拓跋宏,在亲政后更是发起了迁都洛阳、全面华夏化的大变革。北魏侵吞南朝疆域的新动向,及表现出的更大野心,想来与冯氏不无关系。

冯太后之墓,大同方山永固陵

正所谓得陇望蜀,占领了淮北,北魏便又想着进取淮南。479年,齐高帝萧道成篡宋,旋又杀死宋顺帝刘准,给了魏人出兵的口实。是年,魏军再度以护送刘昶归国为名,向寿阳(今安徽寿县)、钟离、淮阴等沿淮重镇发起进攻,这仗打到481年,魏军终无所得。483年起,魏、齐两国建立通使关系,除去个别局部冲突外,维持了约十年的相对和平。

493年秋天,魏孝文帝以南伐萧齐为名,带领百官和军队从平城出发,行至洛阳,次年宣布就地定都。北魏迁洛,宣告南北战争从此进入一个更加白热化的阶段。于名,拓跋宏(元宏)深以中华天子自居,统一中国的使命感比其祖先们都要迫切;于实,洛阳迫近国土南界,为都城安全计,也亟需进一步打开局面。就这样,从494年起,南北双方开始了频繁的攻防作战,你来我往,一直打到529年。

萧齐后期(497年)齐魏对峙形势

纵观这35年的战局,起先占优的仍是北朝。498年,元宏率军攻陷新野、南阳,次年又于马圈城(今河南镇平南)大败齐军,夺取南阳盆地之大部。500年,齐国寿阳守将裴叔业因皇帝萧宝卷不断诛杀大臣而深感惊惧,举城降魏,元宏生前苦攻未破的淮河防线,魏人至此不费吹灰之力便撕开了一个口子,兵锋一直进到巢湖北面,占领合肥。504年,淮河上游的义阳陷落,下游的角城(今江苏泗阳境内)投降,南朝在淮河方面全线告急。505年正月,夏侯道迁据南郑(即汉中)叛梁,汉中盆地亦入于魏,南朝遂全失秦岭、伏牛之险,退守大巴山-武当山-汉水-桐柏山-线。

局面逐渐倒向南朝,是在梁武帝萧衍代齐(502年)并稳定政局之后。506年,梁军收复合肥、霍丘(今安徽霍邱)。509年,魏宿豫城(今江苏宿迁)降梁。时淮南重镇寿阳仍在魏人手中,考虑到寿阳城坚兵多,萧梁方面决定采用水攻之计,自514年起,凡动用数十万人,在寿阳下游的浮山峡(今江苏泗洪与安徽明光、五河交界处)构筑堤坝阻遏淮水,欲使之回灌寿阳城。516年浮山堰成,水淹数百里,魏军溃走,然寿阳之戍事先转移到了八公山上,仍未拔除,沿淮百姓却因水灾饱受损失。

北魏孝明帝时期(515年-528年),内则朝政混乱,外则六镇反叛,四方多事,萧梁在这一阶段持续取得更多战果:526年取寿阳,527年取涡阳,528年又取义阳。义阳归附梁朝,正值魏孝明帝死去,权臣尔朱荣发动“河阴之变”,杀死胡太后、幼帝及王公百官数千人。变乱之后,北魏淮北州郡降梁者甚多,宗室王元颢等人也来投奔萧衍。萧衍封元颢为魏王,同年冬,命陈庆之率军护送元颢入洛,此行创造了南朝百年以来北伐的一个高潮:陈庆之北上途中,一路攻下铚城(今安徽濉溪西南)、荥城(今河南商丘东)、睢阳(今商丘)、考城、大梁(今河南开封)、荥阳、虎牢,经四十七战,克三十二城,所向披靡,魏孝庄帝仓皇出逃到尔朱荣处求援。

529年五月下旬,梁军进入洛阳,旋遭尔朱荣来袭。陈庆之率所部进至黄河北岸同敌军相持,终因寡不敌众而退。七月,元颢败死,梁军覆没于山洪,庆之幸免于难,辗转回到建康,先前所得郡县复被魏军收回。对此,有学者批评称,梁武帝组织的这次行动,属于北伐余力不济情况下的一场投机,该决策本身是十分荒唐的。要之,陈庆之战术上的成功,挽救不了萧衍战略上的失败。

梁朝后期(546年)的南北形势

入洛失败后,梁朝无力继续北进,北魏不久分裂为东、西魏,相互攻伐,南北之间战事停歇,梁朝疆界维持近二十年,直到侯景来降。

第三阶段:从淮汉到长江(548年-589年)

547年,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病逝,他生前委任去镇守河南之地的将领侯景,因不服其子高澄,转而投靠西魏。见西魏并不积极响应,侯景又同时联络梁朝,表示愿献土归附。闻说消息后,利令智昏的梁武帝开始了他的又一场投机,不仅接受降表,还派出军队援助侯景共抗东魏。548年,在东魏的攻势下,侯景军与梁军皆败,河南之地全失。侯景败后,梁武帝非但没有将其驱逐,还允许他率残兵屯驻寿阳并任地方长官,此举竟成“开门揖盗”。东魏与萧梁转眼议和,侯景担心被萧衍出卖给高氏,经数月之密谋,终于发动叛乱。

梁武帝在位近半个世纪,政权与社会内部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以侯景之乱为契机,一下子爆发出来。奴婢的倒戈,宗室的背叛,都是侯景的重要助力。549年,侯景攻入建康台城,梁武帝病饿而死。就在侯景军洗劫建康、蹂躏江东的同时,梁朝的皇子和宗室们却在互相争斗,为了取胜或自保,他们不惜向敌国求援,以致国土落入外人之手:雍州刺史萧詧不敌荆州刺史萧绎,求西魏保护,魏人得襄阳;北徐州刺史(治钟离)萧正表投靠侯景,被南兖州刺史萧会理击退后,举州投东魏;合州刺史(治合肥)萧范向东魏请兵助讨侯景,而州竟为魏军所踞。

552年,萧绎命王僧辩东下,平定了侯景之乱。同年萧绎在江陵(今湖北荆州)即帝位,是为梁元帝。元帝向西魏称藩,请兵伐蜀(萧纪),导致四川盆地入于魏人版图。554年,元帝要求西魏归还所占梁境,魏人大为不满,直接消灭了萧绎政权,改立傀儡萧詧于江陵。与此相先后,淮东的南兖、北兖(治淮阴)、秦(今江苏六合)等州被取代东魏的北齐占有。至此,南朝自东向西的淮水、汉水、大巴山防线全告丧失,只剩半条长江可守了。

陈朝中期(572年)的南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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