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界令人欣慰的进步之一，是我们终于可以进行直率的学术批评了。而令人不满足的现状之一，则是这种直率的学术批评还不能尽出于善意和学术理性。本刊今年第一期所刊陈良运先生的文章，同时给我上述两种感受。陈良运教授是我尊敬的学者，但讨论学术问题与个人情感无关。明知对陈先生的愠怒，简短的答辩决不足以释憾，但我还是想简单回应几句。一则藉以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看法，同时也显出刊物中立和公正的姿态。毕竟拙文原刊于《粤海风》杂志。首先我想说，说“转换论”与“失语症”一样，属于对理论前提未加反思就率尔提出的一个虚假命题，是我作为一位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判断，是标准的学术语言，我有权表达这一判断。陈先生所摘引的我的话，也都是学术语言。如果断言一个命题是虚假的、不能成立，就是“教训”别人，那么我们就不能发表否定性的意见了。事实上，虚假命题和伪问题的流行是当前学术的一个值得忧虑的现象，对此的指摘可參看《博览群书》今年第2期邵宏《警惕学术中的伪问题》一文。当然，我知道，陈先生认可的商榷应该是这样表达的：“转换论的提出是很重要的，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重大理论课题，我个人极受启发，但反复思考之余，也产生一点不同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谨此冒昧提出来，向各位专家请教。”我知道这是很儒雅的言辞，但有点像讨论十六大报告。我的话固然直率，但和“教训”人似乎还很难联系起来，相反陈先生的文章里倒确有不少教训人的话，比如文末的“要收起自己绝对正确、动辄训人的霸道学风，在学术态度上宽容一点，这于己才会有所长进，于事才会有所补益”。这是不是教训人呢，读者自可斟酌。至于陈先生提到的谈“失语症”的拙文，的确不免有调侃和嘲讽，我现在也觉得过分了点。正像美国剧作家玛丽莲·海尔曼说的，“冷嘲热讽是一种不愉快的讲实话的方式”，闻者不怿是可以预料的。但那只是在文化评论刊物《粤海风》发表的杂文，并非学术论文。况且一个人有病（失语症），就要大伙儿跟着吃药，谁能甘之如饴呢？略表异议，就责之“施行语言暴力”，未免言重。想我既不掌握什么学术权力，更不曾迫害什么人，只不过在公开刊物上直率地发表一点意见，怎么就霸道了呢？我很不理解。乃至于说“偏要到处装成行家里手、杰出学者的样子”，更不知所以。一个人可以装得很革命、很现代或很玩世不恭，杰出学者又岂是装得出的？不要说装，就是门生故旧起劲哄炒出来的“大师”，不一样落人笑柄？要论定一个学者如何拙劣，直接举证他的著作如何出错，如何无创见，水平如何低就行了，原不必如此辞费的。言归真传，还是回到“转换”的问题上来。认为“转换”说不能成立的理由，我在《如何面对古典诗学的遗产》一文已有申述，毋需重复。陈先生说我主张的“解释”与“对话”已近乎转换的语义，既然如此，何不用大家都清楚的概念，而要争议一个内涵、外延都不易规定的概念呢？“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命题讨论了几年，含义还是不清楚，是不是该反省一下命题本身有问题？刚巧读到钱钢先生《古今文学批评的断裂》一文[１]，我觉得他犀利的议论中包含着真正深刻的反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如果“转换”真近乎解释和对话也就罢了，据我所见各家论说，出发点都是要为建设当代文学理论服务，从中开掘理论资源，甚至以之为基础建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我认为“转换论”不成立，正是针对这一出发点说的。根据现有文学史知识，每个时代的各种文学理论都是在特定文学经验——不是陈先生理解的创作经验，而是一种特定语言的文学写作实践——上产生的，是对既有文学经验的解释和抽像概括（鼓吹和呼唤新文学的文本，准确地说都是宣言而不是理论）。当新的文学类型和文学经验产生，现有文学理论丧失解释能力时，它的变革时期就到来了。一种文学经验消亡，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便也随之枯萎；一种文学经验旺盛，它所支持的文学理论也相应活跃，或被新的理论所吸收。这都是可以由文学史得到印证的。试想将“高大全”、“三突出”转换一下，是否可行？答案很清楚，现在已没人用“样板戏”的模式来写作，于是它们只能作为一个历史名词留在文学理论史上。陈先生反驳我“兴”到唐代已死亡的结论，论证唐人对“兴”的重视，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他举证的唐人论“兴”的材料，都是谈论创作冲动，即托名贾岛《二南密旨》所谓“感物曰兴”，杨万里《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所谓“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焉，天也。斯之谓兴”（《诚斋集》卷六十七）。这也就是清初俞玚说的“少陵咏物多用赋比兴。兴者，因物感人也”(顾嗣立《寒厅诗话》引)，明显不同于《诗经》“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朱熹《诗集传》）的“兴”，读者覆按原文即知。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曾说：“自古工诗者，未尝无兴也。观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这里说的“兴”还偏重于讽的意味，清初诗论家叶矫然谈到“兴”的废弃，就完全着眼于感兴了，他说：“近人作诗，率多赋体，比者亦少，至兴体则绝不一见。不知兴体之妙，在于触物成声，冲喉成韵，如花未发而香先动，月欲上而影初来，不可以意义求者，国风、古乐府多有之。徐文长谓今之南北东西虽殊方，而妇女、儿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引，无不皆然，默会自有妙处，知言哉！”（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初集）他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赋比兴的“兴”后来大约只存在于民歌中，文人偶一为之多属摹仿。陈先生说“比兴死了”是奇谈，似乎未深考诗史。至于毛主席的说法，只能姑妄听之。谓予不信，可以将《毛泽东诗词》背一遍，看他老人家哪一首用了兴。艾青的话与“兴”更无关系，姑置不论。我还是坚持认为，古代文论的概念、命题及其中包含的理论内容，活着的自然活着，像“意象”、“传神”、“气势”等，不存在转换的问题；死了的就死了，诸如“比兴”、“温柔敦厚”以及八股文技法之类，想转换也转换不了。试想试帖诗已死亡，下述诗歌章法论还有什么可转换的呢？作诗犹作文也。首句如起讲，须笼罩有势，次句如入题，须轻逸有情，项联作承，须确切；腹联作转，须推开；末二句作收，须挽足；通篇且有余味，其间虚实相生，情景相关，在作者神而明之耳。（黄中坚《诗学问津自序》引虞道岩语）所以我说，“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实际上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命题，无意义的命题当然就是伪命题。有一种“中医理论”，可以附带讨论一下。中医对病理的解释、诊断方式完全不同于西医，不如西医那么透明和量化，也不如西医那么善于解释自己，但却有神奇的疗效。中国古代文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属性和理论价值，可以和西方文论形成互补呢？我曾从一位前辈学者那儿听到这样的想法，相信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我的看法是两者不可类比，中医面对的人，古今中外变化不大；而文学理论面对的不同语言的创作，差异却极大。且不说外国，就是现当代文学，因为用白话文写作，表现力和技巧之丰富已远胜文言文。若用古代文论来讨论，舒婷婉而多讽，食指颇有风骨，顾城长于比兴，于坚有味外之味，能行吗？有什么样的艺术特征，就有什么样的理论形态。为什么西洋文论中没有戏曲理论，画论中没有气势、骨力、笔法理论（印象派以后有了）？道理很简单，这是词曲宾白和程式化、毛笔和水墨艺术的问题。中国书法、绘画理论所以维持着古典理论体系，讲笔墨气韵骨法，就因为艺术实践延续着古典传统。什么时候，我们的书法和国画变成米罗那样，传统书论、画论就要退而与古代文论为伍了，取而代之的将是康定斯基或别的什么人。陈先生说我“对讨论的对象所知不多，知识上颇多破绽”，这当然是不错的，我深知自己学问浅薄。但让人不理解的是，像他这样一位多年研究古典诗论，著述颇丰的专家，为何得出中国诗学“缺少全面的、系统的诗学专著，诗人和诗评家关于诗的发展史及诗的创作与鉴赏等方面的见解与阐述，多属个人经验式和感悟式的，尚未自觉地进行理论建构和实现整体把握”的结论[２]，并且对我指出的说中国诗学“缺少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范畴，没有严格的意义上的理论命题，更不能严格地论证自己的结论，它更喜欢以比喻性的策略展示独特的内在感悟。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式诗学，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理论，它展示出来的是东方式智慧而不是西方式的智力”[３]这样一种明显出于西方中心主义、缺乏中国诗学知识的偏见不加讨论，反而谴责我“施行语言暴力”呢？我的结论基于我对古代诗学文献的掌握，我说古代文论研究还处于很浅的层次、很低的水平，也是基于此而发的。这么说决不是要抹杀现有著作的成就——相反无论对这些著作还是它们的作者我都是深怀敬意的，正像我们说人类对自然的了解还很少，并不意味着林奈、法布尔或爱因斯坦的著作不好一样。我要说的是，文学理论后出转精，最丰富、最深刻、最成熟的理论积累是在清代，可迄今批评史对清代的研究却最为薄弱。原因之一是资料繁多而难于搜集，1980年郭绍虞先生在《清诗话续编序》中推断清诗话约有三四百种，1986年吴宏一先生《清代诗学初探》修订版问世时，附录“清代诗话知见录”收书346种。我从1990年开始调查清代诗学文献，几年后编成《清代诗学著作简目》[４]，收传世书800多种（包括少量民国间著作），又辑得亡佚书目260多种，目前人们阅读、使用的大概不超过200种。我十多年到处访求阅读，以此为专攻，至今尚未寓目一半。我相信，上面两位学者若看过这些书，大概不会作出那样的结论。比如，大家常说中国文学批评是随意性的、印象式的、片断的，但是我们知道徐增《说唐诗》，每首诗都说一千多字，而骆宾王《帝京篇》竟说了七千多字！我还见过一种蒙古人撰写的杜诗评，一首诗也说两三千字。这不堪与新批评派的细读媲美吗？这不是在此可展开的问题，我希望能在以后的著作中尽可能展示清代诗学的丰富和深刻。尽管我不是学文学理论的出身，也不以文学理论为专攻，但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已无所逃于古代文论界了。作为多年从事有关研究的学者，当然会对研究现状形成自己的判断。同时我也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现状感到忧虑。无论说浅也好，说低也好，当然都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杞人之忧虽不足道，较之齐王的自美，总不会更糟。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陈先生虽用“摘句褒贬”的方式再三引用我对当代文学理论的若干评语，却不引用我结论的前提。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有这样一个判断：“由于没有解决哲学基础的问题，又脱离中国当下文学经验，一味稗贩西方现代文论，而缺乏对文学的基本理解和言说立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知识结构，更不具有对当代文学创作的解释能力。”他本来可以驳斥这些更不好听的话，不审何以未置一辞？顺便说一句，《遗产》一文是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拙著《古典诗学的现代诠释》的前言，该书“后记”还有一段话：“我一直在思考，中国文学理论自近代以来所以较少建树，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确立一套稳定可靠、能说明问题的基本范畴和概念系统。一些内涵不明确、经不起推敲的名词泛滥于我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和学术论著中，学者们运用时歧义纷出，遇到严肃的学术问题无法指望有建设性的讨论，而许多不必要的纷争却不断产生。更致命的是，由于许多概念紧密附着于政治话语，政治路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造成文学理论的地震和概念系统的雪崩。每经历一次思想、政治的变革，文学理论体系就要重新“格式化……”。这也是我的判断，是否妥当自可批评。但我是有权利表达我的判断的，一如别人也可以批评我的研究，或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毫无建树，什么什么说法都是虚假命题。这不用说也是存在的。陈先生文章的最后提到“宽容”一词，我认为很好，学术讨论的确需要宽容的态度和氛围。只是我不知道他的“宽容”，是否包括平静地听一种不同的声音？文论界大家都在谈论转换，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异端，陈先生在批评别人霸道时，是否也应容忍一种异己的见解呢？不必重温《异端的权利》，《粵海风》同期黄波《“思想受难者”的曾经“施难”》有一段文字，也可以让我们共省：因为人类认识的有限性，今天的“异端”很可能就是明天的真理，今天的某些“真理”也可能是明天的异端。判断一个人是否真的热爱真理，我们只要看看他对所谓“异端”的态度就夠了。中国知识分子要扭转那种固有的观念和思维方式，除了摈弃那种智珠在手真理在握的道德优越感，摈弃那种“反对我就是反对真理就是反对人民”的特殊心态，还必须对宽容原则重新认识。作为对理性的信念和对人的本质的尊重的宽容原则，并不仅仅是——如我们惯常理解的一种气度和胸怀的表现，如前所述，只有容纳异端才能通向真理。同时，一个思想家对思想之敌的容忍为自己为自己的理论预留了退身之阶。
作者附白：
讨论学术问题，本无须牵扯文外的瓜葛。但陈文提到了文章发表前后的一些事，尤其是提到“下稿时忽接某位领导同志指示：要保护文学所的学者……临时撤下”，容易造成本所领导党同伐异的印象，这里不能不略作说明。事实是，陈先生的文章寄来后，多数编辑不赞成发，理由是陈文所商榷的拙作并非《文学评论》发表，而《文评》是国家级刊物，发表陈文易造成一种倾向，故应建议改投《粵海风》；或即使要发，也要同时刊发我的答辩，以示刊物中立，为此编辑部嘱我写了答辩文章。及至看了我的答辩，编辑部就更明确不发陈文的立场了。我的答辩存在电脑中，没有打印第二份。陈文提到的某领导同志的话，我认为是无可厚非的，比起以“学霸作风”指斥一种否定意见，起码不失为保护学术民主和自由的善意。不知陈先生是否能理解这一点？
[１]载《社会科学报》2003年1月30日第4版。
[２]陈良运《论中国诗学发展规律、体系建构与当代效应》，《文学理论：迈向新世纪》第48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３]季广茂《比喻：理论语体的诗化倾向》，《文学理论：迈向新世纪》第572页。
[４]载《中国诗学》第四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原载《粤海风》200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