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人文科学是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诞生的，又是直接由日本汉学的引领而逐步成长起来的。就古典文学而言，我们在罗振玉、王国维的治学路径上可以鲜明地看到日本学术的影响，此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林传甲等的文学史编纂、鲁迅的古典小说研究还是陈中凡、郭绍虞的批评史研究，都是在海外汉学的刺激和引导下展开的。回顾近代以来的古典文学学术史，我们不能不正视自来外部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古典文学已成为国际化的学问，海外汉学也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力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日益便捷的国际交流，正在不断缩小语言和文化隔阂的沟堑，沟通和扩大海内外学术成果的交流。但与此同时，国内学界经常可见的对待国外汉学的两种态度，也让人感到不安。一种态度是唯海外汉学的马首是瞻，甚至对本土成果视而不见，论著中只称引海外学者的看法，奉若神明，毫无省思；另一种态度则是漠视海外汉学的成果，目为旁门小道，隔靴搔痒，排除在自己的学术视野之外。这两种态度都是有碍于学术正常发展的，在今天尤其应该正视其局限。还有一种态度也是需要警惕的，那就是时下流行的“争夺话语权”的口号背后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早在1929年，陈寅恪先生就在给北大历史系毕业生的诗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1]对中国历史要到日本去学习感到羞耻和悲哀。随着新时期以来国内学术的长足进步，中国学者的自信也随着社会发展水平的高涨而不断提高。在后殖民理论的鼓吹下，一种要确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构建中国学术话语的意识也日益凸显、日益高涨起来。于是，学术话语权之争，也成为民族主义思潮的部分目标，在文化的高端层面展开。无论在政府还是民间，争夺学术话语权都经常当作一个正当的口号提出，不免使学术打上鲜明的地缘政治色彩和急功近利的烙印。对照王国维“学无古今，学无中西，学无有用无用”的名言，反倒是生活在那个积贫积弱乱世的前辈们，更显出一派澹定从容、不卑不亢的自信气度。虽然学术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政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是天然地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学术本身是天下公器。我们首先应该用一种平常心，本着对学术的敬畏和严肃态度，公正地看待海外学者的成果，尊重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先师程千帆先生晚年在接受《文学研究参考》记者采访时曾指出：不少人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学理所当然是最高水平，外国人总难免隔雾看花，郢书燕说。因此没有必要去看国外同行的工作。具体分析起来，这种说法恐不尽然。……我认为国外中国学的某些成果是值得国内学者认真学习的。……国外中国学研究是随整个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国外的科学发展较快，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西方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到国外中国学研究，是顺理成章的事。[2]当时国内学界封闭多年，对海外汉学著述所知甚少。程千帆先生专门致函叶嘉莹、周策纵等教授，请他们介绍海外著名汉学机构的负责人，代购或复印有影响的论文、专著。我做博士论文时，也从老师那儿得到他托友人复制的日本、台湾学者的相关论文，使自己的研究能够在知己知彼的起点上展开。在国际学术交流日益便捷、日益频繁的今天，获取海外学术资讯已变得非常容易，学界对海外学术出版物完全不闻不问的人倒是少了，无论内心评价如何，就是为了所谓学术规范，也不能不关心。而更常见的，倒是在“与世界接轨”口号下，许多大学都建立了海外汉学研究的机构，以海外汉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刊物也出版了若干种。只不过这些研究及其出版物多属比较文学专业或从事外国文化研究的学者所为，对成果的选择和介绍常有很大的随意性，很难反映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进展和深度，就是从获取信息的意义上也未必有多少实用性。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办《中国诗学》时起，就一直想办一个能及时反映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动向和最新成果，并有计划地翻译、介绍海外汉学经典论著的译丛。受各种条件限制，逡巡至今，不能实现。如今在华南师范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经费的支持下，这一夙愿终于成为现实，实在让我非常高兴。译丛定名为《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译丛》，由华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编辑，暂定每年出版一辑，以海外学者的外语论著翻译为主体，另辟有学者访谈、研究综述、会议纪要、书评、出版讯息、学术机构介绍等栏目。希望得到海内外学界同道的支持，为我们提供外文出版物、翻译文稿及其他稿件，使《译丛》成为沟通海内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座便桥。
[1]《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陈美延、陈流求编《陈寅恪诗集附唐筼诗存》，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页。
[2]《访程千帆先生》，巩本栋编《程千帆沈祖棻学记》，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页9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