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黑兹利特作为媒体人如何孤身反对布雷顿森林协定？
@文：小卢埃林·罗克韦尔
（美）Llewellyn H. Rockwell Jr.
翻译：禅心云起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重建计划远未达成凯恩斯的心愿。在凯恩斯的提议中，由一家彻底的全球中央银行，发行在所有国家通行的单一纸币。他想将这种全球通货命名为“班科”（bancor），这样一来，就没人可以侥幸逃脱通货膨胀了。该计划仍在等待机会实施。事实上，在希望美元本身成为“班科”的美国施压之下，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与会者采取了一种妥协立场。他们不是建立起一种“金本位制”———尽管为了博取信任而这样称呼——而是建立起一种全球金本位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虚假的金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起了一种固定比价（每盎司黄金折合35美元）的金美元。但美元是唯一和黄金采用这种固定比价的货币。其他任何一种货币都将成为依托于美元的不可兑现法币。作为世界主要债权国，美国有义务向世界输送美元，同时以某种方式维持美元与黄金的联系。显而易见，这是为灾难开出的药方。
诚然，在一国实行金本位制没任何过错。美国当时就可以实行金本位制。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并不是这种货币制度。美元在国内层面不能兑成黄金。你不能走进你的银行，把美元兑换成黄金。美元只能在国际层面上兑成黄金，而且只能对其他各国政府兑现，所以美国有义务在其他各国政府有需求时运出黄金而不是纸币。
这为国内信贷扩张设定了一些限制，但这种限制还不够。很少国家具备足够的勇气，胆敢向这个帝国索要黄金。然而，仅仅从对这一计划的描述就可以明显看出，政府开支和赎回黄金的压力最终会导致美国背弃诺言。这项安排历时大约20年时间，最初创建者早已淡出，可经济逻辑是没法被抹杀的。
计划实施后不久，故障就真的开始出现了。但大多数影响都是通过货币管制来掩盖的。20世纪60年代来临，林登·约翰逊的福利-战争国家开支增加，美联储扮演起了大政府金融家的传统角色。美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外国政府更感兴趣于黄金而不是纸钞，整个荒唐可笑的计划在尼克松的福利-战争国家时期瓦解了。当全球进入全面的纸币制度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黄金价格将从35美元下跌。奥地利学派的预测正好相反。
从一开始，亨利·黑兹利特就预见了这一切，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发出了警告。1934年，他担任《纽约时报》主笔。此前，因为犹太人身份，他被后门肯时代的《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杂志社扫地出门。门肯（Henry L. Mencken，1880-1956，20世纪20年代期间美国知识生活的中心人物）称黑兹利特是“唯一一位真正会写作的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主笔是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职位，他也随时准备战斗。他写的大多是没有署名的社论，代表报纸而不是自己发声。
事实上，许多年后，黑兹利特的社论被收集在乔治·科瑟（George Koether）编撰的一本名为《从布雷顿森林到世界通货膨胀》（From Bretton Woods to World Inflation）的书中，他的档案是唯一揭示其作者身份之处。由于他是代言机构来写作，他的语气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缓和的，这令他感到后悔。即便如此，今天，任何人在阅读《纽约时报》关于反对放松银根、法令纸币、中央银行等等的社论时，无不感到惊讶。但这正是黑兹利特所取得的成就。
他从1934年开始发表社论，呼吁重建金本位制。他敦促美、英两国一致赞成一个固定比价的金本位制。他指出，这一行动“在一个稳步走向越来越强烈民族主义的世界中，象征着重新恢复国际合作。”的确，如果你仔细想想，一个听从了黑兹利特建议的世界，或许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难以置信的灾难和数千万人的死亡，避免欧洲走向公有制乌托邦以及随之而来的破产和恐怖。为什么？因为他在1934年警告的民族主义本会减弱，所有政府都会寻求外交手段而不是残忍的的解决方案。
当然，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重视，摧毁货币和繁荣的动力仍在延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大屠杀。
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说，在黑兹利特第一篇严厉谴责写就十年之后。黑兹利特仍在倡导同一件事，不是一个用坚挺货币来给不良政策补贴的体系，而是一个各国维护本国货币诚实信用的体系。这需要的不是中央计划的整合，恰恰相反。各国不该承诺介入拯救坏账，而应该发誓永不干预。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道德风险并维持金本位制。
他写道：“认为只有富国才能负担得起金本位制的想法是一种谬论。”黄金适合每一个国家，他解释道，只要该国有东西可以出售。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前，他总结道：
“战后美国对世界货币稳定的最大贡献就是宣布其稳定本国货币的决心。当然，如果其他国家也回归金本位，这也将顺便帮助我们。然而，他们愿意这样做，只有在认识到他们这样做主要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时候。”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出现在《纽约时报》上的社论！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与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凯恩斯主义胡言乱语大相径庭的世界。简单说，我们如今处在一个没有公义可言的世界：正确的黑兹利特遭到排挤，而其继任者（克鲁格曼之流）来自于一个完全错误的思想学派。
还要记住，这是在会议开幕前一个月写的。在随后几周内，黑兹利特一直热衷于跟踪最新的消息，预测即将发生之事。他非常关注会议的原则声明，这些声明清楚地允许成员国货币的黄金价值在政府一致投票下发生变动。
黑兹利特热情洋溢的评论如下：
“这是一项允许全球通货膨胀的条款。经验表明，任何政府都极不可能希望提高其货币的单位黄金价值（…）自古以来，特别是过去三十年，政治压力一直朝着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方向。”
甚至在代表们开会前，他就正确地看到，“一致投票”条款对通货膨胀并非一种限制，而是一种许可。一国如果让本国货币贬值，就将看到其货币在国际交易中也跟着贬值。但如果与他国合作，这个国家就可以逃脱惩罚。这正是数十年来推动货币事务国际合作的动机。这与策划成立美联储背后的驱动力是一致的。只要金融体系是去中心化的，每家银行或每个国家都必须应对自身不良政策的后果。但如果你将整个系统集中起来，那么不良政策就会更容易被掩盖，成本会广泛地分摊在整个系统中。
或者，正如黑兹利特所写的那样，“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全球统一通胀的持续前景对世界稳定和充分生产构成更严重威胁，而各国政治家都很容易受到这种前景的诱惑。”
两天后，仍然是在会议开幕之前，黑兹利特抓住了这个问题，并确切地解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可持续的原因。根据该计划，债权国——即美、英两国——将承诺购买净债务国的货币，以维持货币平价。即使其他国家让该国货币贬值，美国也将陷入购买该国货币以维持纸币与黄金固定比价的困境。这正是导致1969年至1971年整个体系崩溃的原因。我的朋友们，这充满了先见之明。
黑兹利特这里并不是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自那段日子以来，就他本人所了解的，就所有人所能分辨的，黑兹利特是孤身一人在讲述这些事实。没有其他人加入他的行列，至少在美国没有。法国有雅克·吕夫（Jacques Léon Rueff，1896-1978，法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戴高乐政府顾问，古典自由主义朝圣山学社主要法国成员之一，在20世纪60年代是回归金本位的主要支持者，批评使用美元作为储备单位，警告说这将导致全球通胀。他批评了凯恩斯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著有《凯恩斯时代的终结》），他曾公开谴责整个计划。瑞士有坚持金本位的迈克尔·海尔佩林（Michael Heilperin，1909-1971，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日内瓦的朋友和同事，专长是国际货币体系，运用奥地利的商业周期理论以及他对国际收支的了解来警告货币民族主义的兴起）。身在伦敦的哈耶克实际上向布雷顿森林会议代表提交了一份每个国家都实现真正金本位制的计划草案。这个草案被完全忽略了。
只有黑兹利特一人站在美国最前线，为了扭转舆论，日复一日，不屈不挠、充满热情地写作。更值得注意的是，他能够通过《纽约时报》这个机构的声音来表达这些孤独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对他以百倍韧劲苦口相劝的真正证明。
他的上述全部想法都是在货币会议召开之前写就的。他已经发现了拟议计划的核心问题，并解释了这项计划将如何瓦解。
1944年7月1日，当代表们第一次集合时，他一拳正中要害。他质疑代表们的能力，使用了后来被称为的哈耶克“知识问题”。以下是他在会议开幕当天撰写的社论中的话：
“很难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困难的时刻，让各国来决定他们能够在怎样的水平上修复和稳定其本国的货币单位。对于他们可能希望稳定在什么程度，法国、荷兰、希腊和中国的代表们，要怎样才能避免做出最不着边际的猜测呢？”
代表们一定拜读过这段文字，把早上喝的咖啡喷的满桌。他们当中必定有更多人在吃松脆饼时差一点被噎到。
黑兹利特还说，这场会议正打算解决一个代表们不知道究竟为何的问题。他表示，问题不在于缺少货币价值的平价，而在于导致货币疲软的各个国家令本国货币贬值的政策。他写道，暂时固定任何比价当然是可能的。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可能的。
他提供了一个比喻，一支股票虽然毫无价值，但每股售价却是100美元。保持高价是可能的，但当买家资源耗尽之时，就是这支股票价格下跌之日。一旦维持它的资源消失，这个星球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价格下跌。
当然，这种见解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经济政策的简短总结。无论是房屋、股票还是工资，刺激计划的目标向来是维持无法维持的高价。至于什么资源可以让高价维持下去，在我们这个时代，答案就是创造更多的假钱来投入到这个虚幻的项目。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进行到一半时，黑兹利特又一拳击中美国代表的要害。尤其对美国人的自以为是加以嘲讽：他们相信能以组织形式建立一个机构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难题。组织无所不能，能使河川倒流，或阻止岩石下坠，而且美国人相信，只要有总统支持，凡事都可以实现。
他直言不讳地地陈述了相反的事实。恢复和平与繁荣不是通过建立另一个组织，而是要通过放弃贸易保护主义、资本出口限制、进口配额和货币竞相贬值。他写道，美国最大的贡献将是进一步平衡其预算和停止赤字融资。
至于美国人对机构的热爱，他写道：“只有在三十年代的意识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战后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国际经济机构合作。”
随着会程推进，事实证明，黑兹利特预言了最新进展。代表们不仅计划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还计划创建世界银行的前身：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黑兹利特写道，整个项目“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除非建起一家宏伟的政府间正式机构，否则就难以成事。它假定，除非政府加以管理，否则一切都不会运转良好。”
黑兹利特的措辞更加强硬，对凯恩斯指名道姓，提请人们注意他这个荒谬的主张：根据成员国信誉度来区别对待它们是令人反感的。黑兹利特妙趣横生地用这样一句总评论来概括成立世界银行的计划：“世界经济复苏必定不是来自这样一个计划：不管信誉是否良好就贸然对外国发放贷款，本国政府让纳税人来负担这些巨额对外贷款的损失。”
会议结束后，关于批准的辩论开始了。黑兹利特清楚表明了什么才是利害攸关的问题：是要个人自由，还是要政府计划。“这些协议预先假定，”他写道：“20世纪20、30年代发展起来的政府控制类型将得到扩展和系统化。我们所设想的是一个国际贸易由国家主导的世界。”
这些天，黑兹利特一定感到了压力巨大。在政治领域有这样的时候：国家及其花钱雇来的专家让所有人都觉得，某个计划对于生存来说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反对就无异于叛国。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辩论，世界贸易组织的辩论，以及建立诸如国土安全部和运输安全管理局这样官僚主义怪物，或者是在中东发动战争的狂热，或者是“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病态兴奋的辩论，都是如此。成为局外人就会招致铺天盖地的侮辱和嘲笑。
1944年和1945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是如此。没人从黑兹利特所写的东西中找出一个逻辑问题或事实错误。他们根本不劳神去这么做。问题关键在于，这是国际精英阶层的一大优先事项，没有一家受人尊敬的报纸会真正反对这项计划。
为了表明他不是一个孤独的批评家，黑兹利特开始在写作中涉及其他为数不多的批评者。他抓住任何杂志或协会提出的小小批评意见并加以强调。但批评者的数量越来越少，每当有一个批评者斩露头角时，他就会马上遭到打压。与此同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辩护变得越来越极端，有人声称如果它不能获得通过，世界就会分崩离析。支持者越来越公开他们的反市场意识形态，就像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1891–1967，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美国财政部长，被视为罗斯福新政时期最勤奋的人之一）公开说企业不能经营外汇一样。这事要由世界各国政府来决定。
黑兹利特提请注意这些声明，以及凯恩斯的公开声明，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同于金本位制的反面。黑兹利特在这些日子里写下了他最令人辛酸的言辞，声称货币计划的结果将是世界通货膨胀和大规模的经济不稳定。随着伦敦和华盛顿特区开始陆续来信反对报纸所说的，他承受的内部压力也越来越大。黑兹利特清楚地看到了不祥之兆，但在1945年整个春天，当国会正在辩论和准备批准条约时，他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最后，《纽约时报》出版商再也顶不住压力了。亚瑟·苏尔茨伯格（Arthur Ochs "Punch" Sulzberger Sr.，1926-2012，美国著名报人，1963年成为《纽约时报》出版商，1973年成为《纽约时报》公司董事会主席）找他说：“当43个国家政府签署了一项协议，我看不出《纽约时报》还有什么能力与之抗衡。”
黑兹利特开始收拾行李。离开之后，他的复仇是当年晚些时候发表在《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上的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大量文章。然后他写了一本后来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经济学书籍：《一课经济学》（Economics in One Lesson）。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宣传经济学的核心原理，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做他所从事过的事情，也就是看穿疯狂政府计划背后的逻辑谬误。他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写完这本书并使之尽快上市。这本书当然是一枚重磅炸弹，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畅销书。
1967年，黑兹利特也笑到了最后，如果看到自己最悲观的预言成真是件可笑之事的话。黑兹利特现在是《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他撰写关于这个体系瓦解的文章。这一崩溃最终发生在1969年。到了1971年，整个世界都采用了法定纸币本位，结果对社会和经济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性的，它们已经陷入了无休止的混乱。
诚然，黑兹利特不认为自己是所谓“第七子的第七子”【这个概念源于欧洲的民间故事，相传第七子的第七子（当中没有女儿）是天选之子，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译者注】。他并非生来就有某种惊人的预言能力。黑兹利特所做的就是阅读米塞斯的著作，并逐渐理解货币的经济学。这听起来很简单，直到你意识到这些天赋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有多么的罕见。
黑兹利特的所作所为还体现在另一方面。他本可以轻易地让步，或只是保持沉默。当全世界似乎都在反对一个人的时候，说真话需要道德勇气和难以置信的智识毅力。然而，他立于天地间的抱负，拿起笔写作的初衷，对他而言都是：道出真相。他没有受到监狱或暴力的威胁。他唯一需要担心的是同事们的嘲笑。世界历史上还有哪个说真话者没有面对过这种情况呢？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现在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很重要？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细节，我们必须明白，这并不是真正的金本位制。这是一个虚假的金本位制，由各国政府拼凑起来的一个行不通的计划来管理。多年来，供给学派和其他人一直渴望重返布雷顿森林体系，并称之为回归金本位，这是极其荒谬的。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注定会像第一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失败。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肯定不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布雷顿森林体系被称为金本位制是一种混淆视听之举。居于同样理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被称为“自由贸易”，或者联邦贸易委员会被称为“维护竞争”。这个国家长期以来一直用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语言开路，推动其对立面的发展。金本位制是这场语言战的早期受害者。
真正的金本位制落实于每一国的货币。它提供了国内的、即付的可兑换性。它任由无力自救的银行自行倒闭。它没有任何中央银行。它肯定没有国际货币机构来给破产政府提供贷款。这才是实现真正稳定的唯一途径。上述黑兹利特在《纽约时报》所说的一切，直到今天依然正确。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坚不可摧的货币和银行体系，我们就应该听从罗斯巴德（黑兹利特曾告诉我，米塞斯研究院的最大成就是给了穆瑞一个“合适的平台”）且完全私有化这个体系，允许私人铸造任何货币。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数字支付系统和全球通信的出现，这一点就更加可行了。事实上，我非常确信，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互联网早就建立起了一个完全处在政府管辖范围之外的竞争性货币和银行体系。我们现在可以采取的一种非常可行的改革方式是，政府无所作为。在这一点上，美元也许不可拯救，但货币本身当然可以。货币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就任由我们让市场来创造和管理它吧。
这些利害关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法令纸币现在正在摧毁人类文明。它助长了以掠夺为生的国家。它损害了市场的稳定性。它破坏了资产负债表，扭曲了金融市场。它毁坏了文化，它让整个世界误以为繁荣可以像变魔法一样来临，石头可以化为面包。它可能会引发一场肆虐的通货膨胀，这将受到独裁者、压迫者和残酷暴君的欢迎。
稳健货币有多重要？整个文明都依赖于它。我们决不能妥协。推翻那些政府的计划。推翻那些国际委员会。推翻那些企图操纵和控制我们，并总是以掠夺我们和使我们变穷而告终的企图。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接受18和19世纪老自由主义者所拥护的东西。我们所要求的只是自由放任（laissez-f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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