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的历史性发现！中国、成周、四方、诗经之谜终于全面破解

（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工程”是崛起中的中国为根本探明中华民族文明起源，启动的两项重要国家学术科研项目，取得了丰硕学术成果。重建古史、走出疑古思潮是中国考古学的百年初心，探寻“最早的中国”、寻找中华文明之源是这项伟业的核心任务。

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王朝变更频繁，对于中华文明起源于何地？“中国”概念最早产生于何处？中国民族文化诞生于哪里？二千多年以来，已成为中华民族所有中国人孜孜以求的永恒梦想。早在二千五百多年的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的叔叔公子成就有关于中国人的具体描述：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由此可见，“中国之人”与“中国之地”已经成为各地诸侯国“远方之所观赴也”的圣地，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经过两千多年中华民族精英的不懈努力，经过中华民族人民群众的不懈传承，经过百年中国考古不断的失败教训，经过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误入歧途的经验教训，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终于由来自中国之人、来自民族之人的民俗、民风、民间传承所破解。一个灿烂、辉煌的五千年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以“一枝独秀”的方式，传承引领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与传承。

在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中，西周时期青铜器何尊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文物，被认为是出现了最早的“中国”概念，是中国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真实文献，成为我们破解“最早的中国”的最可靠史料。何尊铭文中的“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等记载，是我们研究西周历史、中国概念、成周地理的重要史料，将西周时期的东都成周与中国文化概念的产生紧密地绑定在一起。研究中国概念的产生，就离不开对成周具体地望的研究与确立。

在《殷周金文集成》西周青铜铭文中，有“成周”二字者近百件，有“宗周”二字者仅仅28件，可见成周在西周时期无可比拟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成周的经济地位也远超西周宗周的经济实力。其中有助于确定成周的空间范围与具体所指地望较有价值的青铜器有：

【静方鼎】隹（唯）七月甲子王才（在）宗周，令师眔（中暨）殷省南或（国）相，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才（在）成周大（太）室。

【令彝】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察。丁亥，命矢告于周公宫。公命造同卿事察。唯十月初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造令舍三事命众卿事察、众诸尹、众里君、众百工、众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既咸命，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咸既，用牲于王。明公归自王。

【十月敔簋】隹王十又一月，王各于成周大庙，武公入佑敔，告擒馘百，讯四十，王蔑敔历，使尹氏授赉敔：圭、瓒、贝五十朋，赐田于扲五十田，于早五十田。

【录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

【竞卣】唯伯犀父以成师即东,命戍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坯。

【克钟】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剌（厉）宫。王呼士曶召克，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赐克甸车马乘。

【小克鼎】唯王二十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膳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作朕皇祖季宝宗彝。克其日用朕辟鲁休，用介康、纯祐、眉寿、永命、灵终。万年无疆，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

【兮甲盘】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于（余吾），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兮伯吉父作盘，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

从以上的西周青铜铭文中明确可知：王在成周、成周与南淮夷密切相关、成周师与东国南国淮夷密切相关、宗周与成周相距有相当距离要一二月才能到达、王在成周接受献俘等历史信息。其中，周宣王时期的尹吉甫受命管理成周的赋税而到了南淮夷，更是明确了成周地望与南淮夷水乳交融的历史信息；成周对淮夷的直接经济与军事管理。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天子（周敬王）曰：'……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竹书纪年‧成王》：“甲子，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遂城东都。王如东都，诸侯来朝。”。由此可见，西周东都皆指西周的王邑成周，是东方诸侯朝拜周王朝的京都之地。《史记·鲁周公世家》载：“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於卫，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周公东征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征服淮夷东土，实现了淮夷“诸侯咸服宗周”的政治目标。为了长久稳定地统治东土南土，在此地区营建成周城，便于东土南土的诸侯朝拜朝贡，在成周城设立王室宗庙、常驻成周八师。

周公东征实现“诸侯咸服宗周”的东国南国诸侯有多少呢？【宗周钟】给出了具体数量“二十六邦”：王肈遹眚（省）文武，堇强（觐疆）土，南或□□（国孳、子）敢臽（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氒（厥）都，□□（孳、子）乃遣闲来逆卲（昭）王，南尸（夷）东尸具（夷俱）见，廿又六邦。

“周文公诰《多士》于成周”让我们知道了《尚书》中的《多士》是周公于成周城发表的告示。在《多士》中“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丧，罔非有辞于罚。”“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用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让我们知道周成王之所以在东方营建东都成周城，是由于“四方诸侯没有地方朝贡，也是由于你们服务奔走臣属我们很恭顺的缘故。你们还可以保有你们的土地，你们还会安宁下来。你们能够敬慎，上天将会对你们赐给怜爱；你们假如不能敬慎，你们不但不能保有你们的土地，我也将会把老天的惩罚加到你们身上。”。由此可见，营建东都成周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定新征服的淮夷二十六诸侯国，让他们有一个方便朝服宗周的地方，否则的话，以成周八师的军事力量将会让他们失去土地，受到惩罚。

成周城的营建，不是为了方便西周王朝分封的京畿周围王公贵族诸侯国，而是为了安抚新臣服的东方自治诸侯国，便于东方诸侯朝拜朝贡方便，“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因此，东都成周城的地理位置，不是相近宗周的洛邑，而是靠近淮夷诸侯的淮河中游地区的四方湖古城。

“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兮甲盘铭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成周与“四方”、南淮夷的同一关系。在周公在成周发布的《多士》中，“四方”一词出现三次，因“四国”与“四方”同义，方国是当时对地方政权形式的统称；“四方”一词也频繁出现在西周初期的各类文献中，显示了“四方”在西周初期的特殊地位。随着西周王朝的灭亡，东都成周城也随之衰亡，成为今天难以溯源的统称“古城”；但成周城旁的四方湖因非地名，不在历史文化的记忆中，才得以由世代生活于此的民族百姓口口相传，保留传承至今。

尹吉甫作为公认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采集者，因“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长期驻守在南淮夷地区，广泛接触南淮夷地区的民族群众，才征集南淮夷赋税的同时，广泛采集南淮夷地区的民族群众民歌民谣而成为《诗经》中的主要篇幅。同样，在“成周四方”的尹吉甫，生活于四方湖畔成周城的尹吉甫，在采集创作的《诗经》篇幅中，“四方”“四国”的大量出现与使用，正体现了“成周四方”与今天四方湖古城的同一关联性。

中国历史文化在民族人民群众中的传承，才是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原动力。不论是青铜器何尊铭文中出现的“成周”与“中国”一词的关联性，还是《诗经》篇幅中出现的最早“中国”一词；不论是青铜器兮甲盘铭文中的“成周”与“四方”的同一关联，还是尹吉甫与《诗经》诞生的唯一关联性；不论是“成周四方”与四方湖古城的排他性古遗址指向，还是四方湖古城与南淮夷的密切关系等，都向我们展现了中华历史与文化发展中一以贯之、延绵不绝的传承性：成周就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中国”，成周就是今天的四方湖古城，成周是地理上最早的中国，《诗经》中的“中国”就是文化上的“最早的中国”，四方湖古城承载着地理上的“中国”、文化上的“中国”、历史上的“中国”，四方之中即“中国”。（作者：赵辉 中国民族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