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开启中国考古学之门

彩陶遗存是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调查时发现的，时至今日已接近百年。彩陶遗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伴随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对中国史前文化乃至文明起源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彩陶与中国考古学

彩陶遗存揭开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序幕，是已被认识的最早的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一。中国考古学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研究古老物质遗存并揭示历史演进规律的科学。它与中国古代的金石著录传统和北宋以来产生与发展的金石学渊源颇深，吸收了金石学研究的优秀成果。

■花瓣纹彩陶盆 作者/供图

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在来到中国之前，就已享誉国际。当时，中国政府需要他来寻找煤矿和铁矿，而他本人也对古老的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在多次前往河南寻找古生物化石和石器的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仰韶村石器与彩陶片共存的现象，很是疑惑。后来，他了解到中亚安诺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便对这类遗址相当重视，并于1921年10月赴仰韶村进行正式发掘。

这次发掘有明确的学术动机，而且在发掘方法上，采用了在当时看来较为科学的手段。最重要的是，其所得的遗物及相关认识，开启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多个学术话题，贯穿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因此，有学者将之视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

彩陶与地层学

考古地层学也叫“层位学”，借鉴自地质学的相关概念，是获取考古资料的基本方法。它区分遗迹诸堆积并确定其先后次序，认为遗址是由不同层次且按由早到晚渐次堆积而成，而不是无规律、杂乱无章的。我们只有按照由晚到早的次序逐一揭露这些堆积，才能弄清与其相关联的遗迹、遗物的相对早晚关系，据之以重建各时期古代人类的生活图景。

地层学发展成熟经历过一次重要的转变，即由水平层发掘法发展为文化层发掘法，这也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转折。而这个转折，是从梁思永主导殷墟发掘开始的，与彩陶密不可分。

梁思永在美国取得本科与硕士学位，在本科阶段研习的便是考古学，是中国留学生中选择现代考古学（田野考古）作为专业的第一人。他接受了现代考古学的正规训练，参与了美国西部印第安文化遗址和中国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发掘。1930年学成归国的梁思永，在次年主持的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掘中，摒弃了以往人为水平层位的发掘方式，开辟了以文化层为发掘单位的新历史。

在后岗遗址发掘工作中，梁思永根据遗物特征，将数种不同的自然地层归入三大文化层中，代表其包含三种不同文化的遗物。他在《后岗发掘小记》中写道：“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虽然只是寥寥数语，但与此前发掘者把数种不同的自然地层划入一米为单位的大层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按照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方法，意味着人们在“繁杂的堆积状态中排除那些无关宏旨的现象，归纳出有规律的人类文化埋藏情况”。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彩陶遗存与黑陶和白陶等重要遗物一起被区别出来，使纷繁复杂的堆积层次有了人文意义。至此，中国的地层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彩陶与类型学

类型学又称“标型学”或“形态学”，从生物形态分类学理论借鉴而来，是考古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论。它通过研究考古遗存外在形态分类、变化的逻辑序列，判断遗存的相对年代早晚，建立遗址的相对年代序列，对不同文化遗存类型进行比较，还可以判定文化之间的承继或相互关系，确立考古学文化谱系。类型学使考古材料经分类而系统化，是考古学研究的一种基础手段。

提起类型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苏秉琦，正是他的瓦鬲研究，标志着中国类型学的成熟。但是，从瑞典人蒙特留斯归纳总结出类型学理论以来，其首次系统应用于中国的考古实践，则是从彩陶开始。

在早期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安特生运用类型学原则，对器类做了正确划分，对包括彩陶在内的陶器，按照其质地、色彩和纹饰做了分析，并以仰韶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彩陶纹饰进行对比分析，试图说明中国彩陶的西来假说。瑞典考古学家阿尔纳针对仰韶彩陶做了专门的类型学划分，将之按照形状、质料、火候、颜色、纹饰、装饰等项目，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还把仰韶彩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彩陶做了更为详细的对比。李济也运用类型学的原理，分析了西阴村出土的包括彩陶在内的陶片，并以此为基础比较了西阴村和仰韶及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异同。

■人头形器口彩陶瓶 作者/供图

梁思永在结束本科学习之后曾回到国内，用一年的时间整理了西阴村的出土材料，这些材料多是包含彩陶在内的破碎陶片，并且用英文撰写了《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在他对陶片的分类统计中，首先统计了“无彩陶”和“彩陶”两大类，并从上万块陶片中，精选了“1356块彩陶片”进行了更深入的分类研究。他发现其中1349块为单彩陶，色彩为黑、红及白色；其余7块为多彩陶，色彩组合为红黑及黄黑。对于这些丰富多彩的彩陶，他还用列表的方式，按颜色和花纹分别加以计算。

梁思永从这些陶片的类型学分析中，得到了对西阴村彩陶十分具体和直观的认识，虽然缺乏地层学的相关依据，但他的分类原则却是相当精准，以至于我们现在还在沿用。类型学的基础是承认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规律性。在瓦鬲研究前，早期学者以彩陶为载体对中国类型学的探索，步履蹒跚却弥足珍贵。

彩陶与中国文化和文明起源

文化与文明，是近代人文学科诞生以来经久不衰的话题，而有关中国的文化起源的探索，就是从彩陶开始的。20世纪20年代，国人在求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同时，也不断反思，为什么几千年的文明古国落后了？中西文化孰优孰劣？这些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

就考古学而言，对这一问题率先发表见解的是安特生。他将仰韶村出土的彩陶与中亚的彩陶相对比，并征求西方考古学家的意见，提出了中国文化西来假说。他将彩陶看作中国史前文化的突出特征，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来自西方以彩陶为表现形式的先进农业文化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史前文化的一部分。这个说法有彩陶实物为依托，加之安特生的特殊学术地位，在当时颇为流行。

但是对于这种说法，中国学者始终持有审慎的态度。从学术角度而言，仅凭中外彩陶纹饰的对比，就说中国古代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并不能令人信服。从情感角度而言，说中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源于西方，也是不可接受的。再加上安特生发现的仰韶遗物与发现于安阳的商代遗物之间，的确存在缺环。因此，为了证明各自观点，安特生向西寻找彩陶传播的路径，中国学者则向东追寻商文明的源头。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发现了龙山文化。这个古老文化一经发现就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与已知的仰韶文化迥然不同，制作技术明显较高的黑色陶器与卜骨等，显示出其与殷商文化的紧密联系，这是彩陶文化不能比拟的。但是，囿于已有的学术框架和战乱时局而无法开展大规模田野活动等主客观因素，虽然当时已发现两者相互叠压的地层关系，但人们对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关系并没有得出正确的认识。二者被当作同时期东西对峙的两大文化，它们各有起源而在河南交汇，中国史前仰韶―龙山文化二元论就此形成。

1949年后，随着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建设，许多考古遗址涌现出来。在河南陕县境内，距离渑池县仰韶村很近的地方，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它的陶器和仰韶文化的一样，流行手制，还没有达到龙山文化普遍轮制的条件，一定数量的彩陶显示出其与仰韶传统的密切联系。同时，类似蛋壳陶的陶片大量出现，斝、鼎、豆等陶器萌芽，开启了龙山文化典型陶器的先河，整个文化显示出浓厚的过渡风格。

更为重要的是，这里还发现了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三者连续发展的科学地层，证明了中原地区从远古时代经过仰韶、龙山直到殷周连续不断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原中心说。

随着全国各地考古遗存的大量发现，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交互作用圈、满天星斗说、重瓣花朵说等相继出现。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庙底沟时代的相关概念，并认为这一时期三个层次的文化共同体开启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先河，而针对彩陶的分析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在这三个层次中，晋西南豫西及关中东部的核心区拥有典型流畅的花瓣纹彩陶，向外的黄河中游主体区的花瓣纹饰略显稚嫩迟滞，再向外的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边缘区则出现变体的花瓣纹装饰。

时至今日，对彩陶遗存所代表的独特内涵以及它在中国文化与文明起源中所起重要作用的探索，仍在不断深化。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