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动力学与“发现新大陆”的殖民效应解剖
以下选自拙著草稿《发现文明》之第十章
3.1文明学动力学
文明学中应该有一个细分学科叫文明动力学，专门研究文明发展的动力。假如我们把人类文明的发展看作是一种连续跳跃，那么促使人类文明跳跃发展的动力其实是多方面的，比如气候与地理地缘，还有积累、传播，但对于农业文明时代以来的几次文明突变的观察，“发现新大陆”这样的高文明碾压低文明的殖民活动可能是一种可以给局部地区带来暴发式利益从而推动文明突变的动力。
在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时期，包含着奴隶制的殖民活动，是一种可以快速使部分人过上更富足更优雅文明生活的一种方式，所以“地理大发现”或尤其是“发现新大陆”这样的活动引发的殖民现象，就是宏观文明学中认定的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动力源泉之一，地理大发现就是几次文明大突变的发动机。并且，“发现”的地理范围越大，资源越丰厚，所产生的动力效能越高。
一万多年前气候推动的“发现中东”成就了安纳托利亚文明与西亚文明，“发现非洲”则可能成就了古埃及文明，中东沙漠化之后的“发现欧洲”成就了爱琴海文明。500年前“发现美洲”成就了大西洋两岸的文明。
从文明动力学角度看，环地中海、西亚与中亚，乃至印度河周边几处文化的突然繁荣，可能都与“发现新大陆”的财富效应有关。这种情况一般伴随着一些特殊情形或特殊技术的突破，形成了文明核心区域压倒性的文明优势，文明落差之下殖民活动就顺理成章了。不过，规模性的殖民活动可能只存在于成熟的农业时代，因为它需要复杂的组织活动，并且需要一定的交通工具与武器的配合。
展开世界地图，我们看到世界由几大洲组成。人类每次“发现”大洲的“意义”是由其后的“发展”高度确定的。甚至于可以说，没有“发展”就可以印证没有“发现”。这种发现、发展就是人类文明传播路径一次又一次的拓展。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近三千年内可以观察到的最大“地理大发现”有两次，而且都发生在欧洲：一次是爱琴海文明兴起，产生希腊文明，另外一个就是发现美洲引发西北欧的工业革命。欧洲文明的发展经过这两次叠加，可谓锦上添花。再加上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欧洲的辉煌，中西方之间到清末已是云泥之别，旧石器时代给欧洲带去的是包括建筑、音乐与绘画和造型在内的诸多艺术传统，希腊文明产生的是开放的海洋文化与多样的政治制度探索，英国则带来了工业革命。
3.2 殖民效应
“一山不容二虎”是一种文明发展规律。在海上霸权争夺战中，西班牙先是轻松击败了葡萄牙。但是1577年前后以德雷克为主要成员的海盗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1533年-1603年）的直接支持下全面展开了与西班牙的较量。德雷克不仅在抢劫西班牙货船时屡屡得手，而且还成为第一个被女王封爵的亲自指挥全程环球航海家（因为麦哲伦中途毙命于菲律宾了）。1588年英国舰队大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英国开始称霸世界。
最终英国与荷兰才是最大的两个殖民获益国。以1914年的数据，英国殖民地面积达335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全球陆地面积的1/4，占全球各殖民地总和的1/2，等于不列颠本土面积的100多倍，殖民期间全球只有22个国家没有被英国攻打过。英国殖民地人口近4亿，等于当时本国人口的10几倍，财富也突然增长了100倍。这就是英国乃至整个西北欧突然崛起的秘密，根本不是什么轻飘飘的一纸《大宪章》托起了英国民主社会，也不是什么黑黢黢的英格兰煤矿资源带来了工业革命，是广袤的殖民地资源剥削，甚至还有迅速产生的文明马太效应托起了英国与整个西北欧殖民国家。当然首先这还是个地缘效应。没有出海口的中东欧国家只能望洋兴叹。所以这个局势还迅速引起了正在内陆崛起的两个大国德国与俄罗斯的强烈愤懑，他们的怒吼一直到20世纪都没有停歇。
从17世纪开始，人类文明的暴风眼已彻底从地中海转移到了西北欧，转移到了北海沿岸国家。英格兰与荷兰是同纬度国家，这是人类文明核心第一次落脚于如此高纬度地区，这也是一次重大的文明突变。
荷兰几乎是一个水上之国，国土面积还没有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大，但大部分国土面积为拦坝填土而成，所以他们的海军成为第一霸主并不令人意外，大航海时期荷兰是无人可敌的“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以热爱自由闻名，不过他们热爱的是自己的自由，而非所有人的自由，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奴隶贸易网络。一个最大参与奴隶买卖的国家被称为热爱自由的国家，肯定是个国际玩笑。但是当海盗们的财富与文明积累达到一个阈值时，确实会发生一种所谓“国家财务自由”现象，从而产生一种提供给所有国民（奴隶除外）的民主与自由，至于黑奴们的自由，他们是不热爱的。这与当年的希腊民主是一样的。至于民主制度，是社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自动浮现的制度。
所有工业革命之前出现的民主自由都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局部宽松财富效应，包括希腊文明与罗马的三权分立制度，享受民主的人只能是“公民”，奴隶或隐蔽的奴隶并不享有民主，更没有自由。所以，那些没有经历过殖民贸易，没有从奴隶制经济中高效率获益的国家，就不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甚至他们在贫穷和专制中最终还成为诅咒的对象，这可能还将成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陷阱：发达国家以民主自由的名义到落后国家掀起动乱，以阻断实质的竞争。或许西方人没有这么聪明，否则法国就不会深受浪漫革命的困扰了。这其实是一种蒙昧，是文明发展规律揭示之前的一种政治学蒙昧。
发现美洲的殖民活动与当初发现欧洲的希腊殖民掠夺一样，瞬间在殖民宗主国发生经济井喷效应，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文化与科学技术大发展。因为科研与文化大发展都需要巨量资金投入，还需要大量有闲人才参与，充足的物质条件下就会培育出充足的知识分子投入到精神领域中去。希腊文明为何出现了那么密集的科学家与思想家，英国与北欧为何突然出现了那么多的科学家与知识分子，都是因为物质的突然充沛。本来欧洲的自然条件就优于其他地区，而且该地之前已经有希腊文明、文艺复兴等积淀，大航海殖民浪潮更是锦上添花，一场文明突变由此产生。
培根（1561年-1626年）、牛顿（1643年-1727年）、 瓦特（1736年-1819年）等一系列欧洲的科学思想成就，都是建立在殖民活动之上的间接成果。
法国的笛卡尔（1596年-1650年）也很有代表性，他出身于西部沿海的贵族家庭，不仅在法国受到最好的教育，而且到意大利游历了两年，最终长期在荷兰生活。而出生于1632年的斯宾诺莎，其父辈们正是从伊比利亚半岛逃亡到荷兰的犹太商人，他们家族巨大的获益就来自于大西洋进出口贸易。建造欧洲文明大厦的每一个金币上都有无数殖民地奴隶的血泪，假如没有文明学动力的研究挖掘，是不可能看到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的。
殖民地的血汗给当时的欧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教育和科学文化资源，使得这些既得利益者有闲进行深入的科研活动，这些科研成果又转化为生产力，加速度和马太效应叠加，全球的资源更是向欧洲最发达的西北欧再集中。这个利益链条至今都在发挥作用。工业革命转化的西方知识产权专利继续在现代社会的全球割第二茬“韭菜”，从而形成后殖民红利。这次殖民力量一直托举西方文明到今天，犹如希腊文明实际上也持续了上千年灿烂。这就是对于500年前“发现新大陆”的文明动力学解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