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药痴狂，失踪成谜——深切缅怀民族药学专家杨竞生先生
杨竞生（左一）走在路上被偶然间碰到的“小花草”吸引，驻足端详。来源：云南日报网
紫薇科有一种草本植物，被称为“杨氏紫薇”。叶片极小，每当春天来临，它就开出淡淡的花，同许多不知名的野花在一起，点缀着春日的大地。
有一种毛莨科的植物，叫做“竞生翠雀花”，同样开着淡淡的花。还有“竞生乌头”......
这些植物，都是由发现它的主人公——杨竞生先生而命名的。
1952年，杨竞生参加筹建云南省药检所。数十年对民族药的痴迷，使他成为全国中草药、民族药和藏药界有名的“活药典”。一个让人感动的数字是，云南省药检所90％的标本都是杨竞生教授亲手采集的。
他精通英、日、俄、德等多种语言，翻译和编写了许多重要文献和专著，先后担任过《新华本草》（一、二、三卷）编委，《迪庆藏药》（上、下册）主编，《中国民族药志》（一、二、三、四卷）常务编委、副主编，《六省区藏药标准》编者之一。由他主编的《藏药植物物种考定》一书，收载植物3100多种、藏药植物彩照1100多幅、约200万字，业内人士无不为如此“大部头”出自一位8旬老人之手而惊叹。
2002年底，81岁高龄的杨竞生教授第六次自费前往西藏四川考察，不幸失踪，经过数次搜查至今未果。一代民族药巨匠去向成谜。
2021年6月,筑路工人在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修路时意外发现了杨竞生先生遗骸。
中药学界共同深切缅怀！
深切缅怀杨竞生先生
——抹不去的记忆
云南农业大学 杨永红
2021年6月29日下午偶然听闻，近日发现了杨竞生先生的遗骸。杨先生是2002年收集藏药标本和资料的途中意外失踪的原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检验研究院(曾经的云南省药品检验所)主任药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特聘客座研究员。当年事发后虽然多方屡次展开搜寻查找,但始终未果。时年81岁的老先生不辞而别，他的下落不明似乎成了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今年奇迹发生了：“2021年6月，筑路工人在香格里拉大雪山垭口(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东旺乡与格咱乡中间，海拔4500米 )修路中发现了杨竞生先生遗骸。”得知此讯息，我的第一反应便是该为他做点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二三十年前的诸多往事跃然浮现眼前，萦回脑际。自然而然急挥拙笔，叙述式泼洒成此文，权当奠祭，挂一漏万，以志哀悼纪念。
杨竞生先生2002年夏天进藏采样期间意外失踪至今，岁月已逝十九载，事发后痛失丈夫的殷老师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及其挚爱亲朋们，定然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亡人，痛彻心扉；杳无音讯，不见遗骨，胸中着实是千般无奈万种苦，无尽的哀思和无限的忆念。我坚信杨先生自己肯定始终抱定“忠骨何须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不然他不会为了他挚诚热爱的藏药、民族药和为之付诸全部身心血汗的民族医药事业，为了得到第一手的研究材料和标本一次次的进藏、转山……数十年间在人迹罕至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蛮荒之地天当房，地当床地露宿荒野、草地、山崖下、山洞中、树下……。
先生您累了，太累了，是时候该歇歇脚了，是时候该回家了。在这荷花飘香、幽兰吐蕊、荔果挂满枝头的季节，这是您不止一次讲给我听的您家乡广东省阳山县和您少年时生活过的梅县的当季之景……。值此您百年诞辰之际,人们找到了您。苍天有眼，冥冥之中似乎是为抚慰亲人，您回来了！！！
第一印象——初次见到杨竞生先生
我初次见到杨竞生先生是1987年10月的一个晚上，当时我正在兰州医学院药学系（现兰州大学药学院）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新学期开学不久，整天忙着修、习学位课，晚上通常是在药学系五楼的药用植物标本室里温习功课，该间屋子同时也是时任药学系系主任（现称为院长）的我国著名药用植物学家赵汝能教授的办公室以及我和学长的自习室，我们的书桌摆在先生办公桌的对面，所以在通讯不是十分方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点，因为我们办公室就有一部电话。
依稀记得是一个深秋的晚上，天气超常的冷凉，北风强劲，学校还没开始供暖气，我裹着厚厚的大衣正在标本室里写英语作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路，电话是导师打过来的，他让我即刻就到他家去。从实验室到学校教授楼先生家只需3~5分钟就走到，导师家我是时常出入，但晚上九、十点钟被电话召唤还是第一次，我不知为何，问都没问，放下手头的作业，锁上门，就飞快地去了导师家。
上到三楼，进得门来，才发现先生家客厅兼主卧室里灯火通明，客厅地上放着一堆业内人士一看便知是较长时间野外采集刚回来的行囊，不懂行的会误以为是丐帮的行头。餐桌兼书桌的桌边一面坐着一位客人，另一面坐着导师，客人面对着客厅门，导师背对着门。陌生人是一位面容清瘦的老者，他正端着个搪瓷碗在吃面条，桌上一如既往的摆着一盘先生家饭桌上永远都不缺席的油炸花生米，还放着一盘切成薄片的午餐肉，闻着就知道那是赵先生煮的西红柿鸡蛋面，香喷喷的。导师是个烹饪高手，做的饭很好吃!
简短的问好，打过招呼后，杨先生一边吃饭，一边看着导师和我，细听导师说话。我仔细端详老者，他须发长而凌乱，一看便知久未打理，导师看着我一脸疑惑的站在客厅门口，也许是看着我满脸懵懂，也许是看我留着一头女生中最短的运动头（因为我天生头发浓密而卷曲，稍微留长点，就如狮子王，着实不好处理，不得不被过度修剪），看着有点怪，风风火火闯进来的唐突，打断了两位先生的聊天，搅扰了长久野外采集归来正在安安稳稳享受食物的惬意。为了打破陌生人间的疑惑，赵先生赶紧介绍道：这位是云南省药检所的杨竞生先生，退休多年，这次从西藏采集完标本，准备回昆明，刚坐火车从西宁来，晚上才到兰州，他是特地绕道西北，在兰州会会故交，他俩是多年的老朋友……导师向先生如是介绍我：这是我今年新招的研究生，本校药学系的应届毕业生，在众多的考生中她拔得头筹……
趁杨先生饭后休息档口，赵老师让我帮着他从大木床底下拖出一个木头箱子，赵先生从中翻出几件他自己的未曾上过身的衣裤鞋袜，说是给杨先生沐浴后换洗。及等我们将箱子推回原位。杨先生站起身走到他的行囊边蹲下身来，解开外包，取出其中一包早就分好的捆的整整齐齐的标本，说是送给我们的，我赶紧转来蹲下帮忙。
取标本时，他慢条斯理地说他从王文采先生处得知，赵先生的大弟子，我们的大师兄胡兆勇先生在研究甘肃的Aconitum 属，因为青藏高原是Aconitum 属的分布中心，多样性丰富，他在野外格外关注，就特意采集了，赠送标本给我们以供研究时参考，顺道也来看看老朋友。在这过程中我再次打量老先生，发现他腰微微有些弯，背略略有点驼，但精神还算矍铄，一身褪色发旧的蓝色的卡中山装外套有些脏，脚上穿着的黄色军用胶鞋几乎快要破烂到穿不成。
由于时间已晚，第二天上午我还有课，看完标本我便告辞，这就是我和杨竞生先生的匆匆初次谋面。后来先生告诉我，他俩当晚抵足而眠，卧床畅谈几近天明，晨起，早餐后陪杨先生理过发，就送他去火车站乘坐返回昆明的火车了。
关于两位老先生的相知相识决不能空口鉴炒，三言两语。但我绝对可以负责任的一言以蔽之，他俩都是“学术权威”、皆为人“谦恭仁厚”、各有自己“剪不断理还乱的海外关系”、均属于历次政治事件中的“老运动员”……
忘年之交与参编
《中国本草彩色图鉴》（民族药篇）
我再次见到杨先生，是1993年我从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来云南工作后，原云南省药品检验所所长、主任药师曾育麟教授告诉了我杨先生家的电话号码和住址。曾育麟老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药学、民族药学家，被誉为民族药学科的奠基人。自从我们取得联系后，有时他到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办事，或者我进城办事，中午偶尔会要么我在他家吃殷老师煮的饭，要么他在我家吃我爸爸煮的饭。因为他和我爸爸，他俩太谈得拢了，杨先生年长家父5岁，新中国伊始家父在重庆读大学，走出校门后，支援国家建设，去了大西北工作直到离休，也是属于久经考验的“老运动员”……。他们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我有时笑他们，说他俩一旦“接上火”，就把我撂在旁边，让我不得不三缄吾口，只带耳朵，不得动嘴，成了他们谈话、聊天的最忠实的听众。
在那个年代，我算购书较多的年轻人了，读书期间和工作后都买了许多图书，家里两个大书架上码满了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书籍，我深知购书是我们收入最大的花销，书就是我们的财富，孜孜以求，其乐无穷。在我因学业、研究工作和业务往来需要，曾经去过的、求教过的和拜访过的许多学部委员、老专家和老教授们的家中，几乎家家都是立地书橱，左图右史，但只有杨先生家才是真正的书盈四壁，坐拥百城。
1995年暑期快结束，临近开学的一天，先生拿着三本厚厚的16开大的书，笑盈盈的来到我办公室。谈话间他才告诉我，他二女儿下个月要从加拿大回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为期十多天的“世界妇女大会”。他说她的这本《汉英词典》放在家里没人用，他做主将未曾谋过面的姐姐的书转送给我，作为鼓励和纪念。这是本197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汉英词典》编写组编的《汉英词典》；另一本纸质发黄，扉页上写着“杨1961年9月购于昆明”的1961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南京药学院药材学教研组集体编著的《药材学》；还有一本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韩金声主编的《中国药用植物病害》。他说这些书对我有用，就给我送过来了。
每每谈起陈年往事、过往岁月，尤其是谈及风华正茂年少时，当年的戎马倥偬以及与胞兄亲族的点点滴滴，先生都充满了真情实感，有叙述不完的故事和回忆，透着无尽的眷恋、相思和追忆；特别是谈起二女儿，老先生话语间充满了自豪、骄傲和慈爱；提及他自己，总是那么谦和，始终是卑以自牧。
在和先生交往相处中，往往会忘记年龄的差异，我们间全然没有所谓的代沟，真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信马由缰，信口随心。在与他的一次次接触、交往、共事和晤谈中，他都深深的感染着我，鞭策着我踏踏实实做事，认认真真为人！
追思杨竞生先生，在想发发声的思绪的翻滚和冲动下，还是忍不住要动笔，但由于近三十年间多次搬家、挪办公室和实验室，书籍、照片和资料等多有遗失和散落，苦思冥想，翻箱倒柜，才发现我手边还真没有杨先生的照片，只有零星的一些书籍。那全是他认为我该有而没有的，他来时就给我带过来的书籍，更多的还是岁月冲不掉、记忆抹不去的烙在脑海深处的印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段时间，曾育麟教授、杨竞生先生、袁文成先生和杨崇仁教授等受原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主编之聘，在组织编写《中国本草彩色图鉴》（民族药篇），我也是编委之一，1996年4月23日人民卫生出版社该书的主编钱部长发的聘书（增补）。我们每个人都详细分了工作，有具体任务，包括云南省药材公司的易老师、市药检所的何老师和张老师等……还有许多其他省的老师，大家的手稿完成后，交给我，我这边专门请了位操作计算机熟练的小姑娘进行文字录入。当时计算机不普及，我工作后买了一台当时最好的台湾宏碁Acer 286电脑，磁盘用3.5寸的，为了工作方便，易于归类和查找，当时光3.5寸的软盘我就买了十多盒。前前后后，整个团队忙碌了近八、九个月，我们录完后，全部彩图、材料及磁盘都交给来取东西的人。但令人气愤至极，万分悲哀的是，最后全部东西泥牛入海，不知所终。过后杨老师曾多次谈起过，他把材料全部交给了某位老师，据说在几次转交中，不幸遗失。所有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就此化作泡影，我简直愤怒到要发疯，气到要吐血，想顺着拉走东西时的交接路径找寻下去，但被两位老先生斩钉截铁的阻止了。
编书期间，我们团队集体会议几乎都在云南省药材公司的会议室召开。杨先生家住在书林街云南省药检所家属院内，离省药材公司较近，杨先生把他自己收藏的、编书能用到的所有参考书籍和资料都无私的提供了出来，编者们根据自己的需要，登记借阅，着实为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近日在追寻、翻找对杨先生的相关记忆材料时，无意中发现夹在一本书中的一份当年的“《中国本草彩色图鉴》民族药篇第二卷审稿会议纪要”，密密麻麻的两页纪要内容，如实地详述了所有情况，足见工作的细致和认真。
永恒的记忆
2000年前后，世纪更迭之际，杨先生曾多次给我提起过，他自己年事渐高，他觉得他家的众多藏书没有最大化的发挥作用，他已和家人商定，想把全部藏书无偿捐出，但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接受方，很长时间都在苦苦寻找和考察中。有一次先生有点认真地对我说，于他，捐书有点象嫁女儿一样，真有点舍不得，但还是不得不忍痛割爱，待字闺中的女儿终究是要出嫁的嘛！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权衡和思量，先生将一部分专业书籍捐献给了“云南省生物多样性和传统知识研究会。”
捐书前后有段时间，先生每次到植物所来都会先绕道农大来给我送几本书，《云南种子植物名录》（上、下册）、[美]欧文.华莱士 著《第二夫人》和《名人隐私录》（1999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美]陈燕妮 著《告诉你一个真美国》（1995北京 华夏出版社）、云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编《云南 可爱的地方》（1984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德意志民主共和国]W.普勒塞 主编《世界著名生物学家传记》（1985 北京 科学出版社）、李振澜等编《外国风俗事典》（1989 成都 四川辞书出版社）等等都是一位耋耄老人亲自背着送过来给我的，这份情愫又岂是能用语言表达的？！
世事难料，变化总比计划来得迅速。近几年不止一次地想过，计划等退休后，再仔细认认真真地将杨先生赠送的书籍和博士导师诚静容教授期颐之年驾鹤西去后，诚先生女儿小玉姐寄送给我的诚先生的藏书归并、整理览阅，但此次事发突然，让我手足无措，情急之下赶紧溜进老房子的书房中，在封存珍藏多年的诸多图书中凭记忆翻找、搜寻一番。依稀岁月再现。
2001年初，我休完产假上班后，杨先生来过几次农大找我。他曾告诉我，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已搬到官南路日新小区日农行3-2-101了，他捐的书籍和标本都在那里，电话是7165194，为了加快工作进度“研究会”派了两位学生做他的助手，但实际进展远非预期，由于工作枯燥、生活清贫，……他说估计其他人坚持不了多久。因为为了节约时间，他们粗茶淡饭，有时一电饭煲的饭吃要吃几顿，其他的事情先生再没有过多地说起。这次见面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精神状况远不如从前了。我当时只是默默地听着，劝他多多保重身体，不然殷老师他们不放心，会挂念。我曾经深刻反省，自己确实木讷，恨自己当时咋没有想办法找人出出主意、帮帮忙呢？过后的所有追悔都于事无补呀！
在缅怀杨先生时，我不得不提及《中国植物志》，杨先生的职业生涯中，数十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去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进行野外采集，并为许多编撰《中国植物志》的分类学家和植物学家无偿赠送过标本。诚静容教授在编著Celastraceae和Aristolochiaceae两个科的《中国植物志》时就曾收到过杨先生寄、送的标本，我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最初半年里，参与整理和编撰Euonymus L属时，就曾见过杨先生采集的标本。
在杨先生的藏书和捐赠书籍中，捐书前已出版的所有《中国植物志》，绝大多数是他自己花工资购买的，少数是作者或出版社赠送的。关于该书，编委会如是介绍：“《中国植物志》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型、种类最丰富的一部巨著，全书80卷126分册，5000多万字。记载了我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科学名称、形态特征、生态环境、地理分布、经济用途和物候期等。该书基于全国80余家科研教学单位的312位作者和164位绘图人员80年的工作积累、45年艰辛编撰于才得以全部出齐，是中国几代植物分类学家共同劳动、研究的成果。”
定格在我心中的记忆是2002年夏天，学校刚放暑假，有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杨先生来学校找我，他拿着一本从植物所借的《中国植物志》，让我帮他整本复印，并且告诉我，他不日就要去西藏采集标本了，这次回来估计就再不会进藏了，毕竟年事已高，如此外出家人也不放心，况且他体内安装的心脏起搏器也已工作届满，该换了！他还告诉我，已和吴征镒先生商定，准备回来后重点着手开始做些古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因为涉及到本草典籍、文言文、古汉语和繁体字等等，他想邀约我加盟，具体事宜等他回来再行商定……确实是伏枥之志，壮心不已！
他临行前还对我说，等他回来后要去把那些捐出去的有些志书和《中国植物志》全部借回来，等用完后再行归还。我始终不愿意相信这竟成了我们的诀别，锥心刺骨，太让人心痛了！所以这么多年间，我伤心至极，怕睹物思人。每当看到、用到任何一本《中国植物志》，我心中都会升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感觉，我怕触及心中的思念。
我的恩师们，我怀念你们！诚静容教授（见 艾铁明 黄璐琦 主编《诚静容先生百岁寿辰纪念文集》杨永红 撰文“旷世园丁”——为纪念中国药用植物奠基人诚静容先生百岁寿辰 -写在第二十八个教师节后）、赵汝能教授（兰州大学纪念该校著名教授征文活动 杨永红撰文 “亦师亦父” ）、杨竞生教授（这是我第三次梳理往事，又一次提笔缅怀我的恩师们），吴仁润教授、彭泽祥教授、楼之岑教授、王文采教授、刘媖心教授等等，……，大师、学者、专家和学部委员，你们当年的耳提面命，谆谆教诲让我受益匪浅，终身难忘！
深切
缅怀
我没有华丽的辞藻、生花的妙笔，写不出翰墨文章，做不到凤采鸾章，只能字拼句凑，用最朴素的语言，近乎白描地将杨先生与我之间的真实故事点点滴滴汇集成此，以志纪念，以示缅怀。
声 明
作者：杨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