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黄牛(散文)

老黄牛(散文)

沈志荣

不知什么时候起,人们把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人民服务的人称为老黄牛。今天,我就是一台被动的摄相机, 开着快门只记录不思考,记录一位这样的老黄牛。

1968年盛夏,一天清晨,太阳还躲在东山背后羞羞答答不出来,万道霞光又呈慵懒状,慢腾腾洒向土坯房和与黄土高坡同色儿的窑洞上,洒向晨练的干部与准备下地的农民身上。

水滩镇大街小巷疯也似的传递着一个爆炸性新闻:人称“老黄牛”的水滩中学校长任建业也是走资派。

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窃窃私语,据说啊,红卫兵小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刨了他家祖宗八代的根底,查验了他家八代旁支的血缘,任建业的狐狸尾巴,于昨天太阳搭山畔的时候,总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啦!

小将们兴奋极啦,发扬连续作战不怕疲劳的精神,夜以继日,顺藤摸瓜,终于把他揪出来啦!“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啦!”

造反派司令部子夜召开紧急会议。朱司令提议,大家一致同意,趁热打铁,让任建业尽快接受革命群众历史性“审判”。所以,准备“口诛”的打腹稿,准备“笔伐”的写讲稿,昨晚一眼都没眨。

打腹稿的躺在床上,两眼望着房顶,一会儿直勾勾的傻想,一会儿云山雾罩的构思,身体疲劳还能得到部分缓解。写讲稿的爬在桌子上,搜肠刮肚,时而咬咬笔杆子,时而挠挠头皮子,不仅身体疲劳得不到缓解,脑袋如一辆高速运转的水车,轱辘轱辘反转了一晚上,眼下,实在木讷得跟木头差不多。

今天上午的批斗大会迫在眉睫。

十点整,四位走资派排着不大整齐的队列,一个个低着头,戴着一米多高的纸帽子,走在去大会主席台的街道上。远远看去,活像船儿上白色的帆,在大海上忽闪忽闪往前颠。他们胸前各挂着“走资派×××”的纸牌子。有的怀里抱着小鼓,边走边打边喊:“我是走资派×××”;有的手里拿着铜锣,边走边敲边喊:“我是走资派×××”;有的持拿钹儿,边走边拍击边喊:“我是走资派×××”。有的手里紧握唢呐,边走边吹边喊:“我是走资派×××”;鼓声铜锣声钹儿声唢呐声交相呼应,此起彼伏。尽管组织者声嘶力竭地吆喝,还是少不了乱七八糟的感觉。

远远看去,就像一支即将远航的帆船队,英勇而雄壮。走资派两边各是两竖行参加大会的干部、学生与社员群众。

从主席台右边到左边,依官阶大小排列,站立着张福团县长、王希宣传部长、李密组织部长、何建业校长。

大会开始,台上一个个发言的小将头戴黄军帽,身穿黄军便服,脚蹬黄胶鞋,扎着裹腿,束着腰带,胸前佩戴领袖像章,怀揣红宝书,义愤填膺,唾沫飞溅,深刻揭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丑恶嘴脸、反动行径与滔天罪行。台下不时高呼口号:“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金猴奋起千钧棒!”“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张县长是个乐天派。今日上午批斗会上站立了足足俩小时。张三推过来,李四搡过去,王五搡过来,陈六儿又推过去,推推搡搡了个没下数。这会,老伴儿买了只烧鸡,找到看守的红卫兵,好说歹说,转了进来。

看到烧鸡,张县长哈哈大笑,大手一挥:“有烧鸡吃了。”左右瞅瞅,又说,“可惜还缺老白干。喝着老白干,吃着烧鸡,那可才叫过瘾!”

王希部长说话有些结巴。这时,眉宇间还拧着一个肉疙瘩,直截了当说:“张……张县……长真是……不避斧钺啊!”

看守的红卫兵小将眼睛里闪烁着懵懂的光芒,瞧瞧这个,又瞧瞧那个。嘴两窝,硬是一个字没吐出来。

张县长脸上的皱纹欢乐地游动着:“老弟,既来之则安之嘛!”

“不安之,也没办法。”任校长一本正经说。

“小将,吃块鸡肉?”张县长撕下一块鸡肉来递向看守的红卫兵。

“不吃。”红卫兵小将胸脯一挺,鼻子一扬,高傲地说。

“别怕,没毒。”张县长戏谑说。

这位小将一米六上下的个头,圆圆的脸蛋,十二分的严肃,一副不被诱惑的架势。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吧,孩子,吃饱了才能干革命。” 说完,张县长苦笑着摇了摇头,又说,“不是封资修的货色。汪家烧鸡,咱们县的名小吃。”

红卫兵小将还是岿然不动的样子。

司令部为四位走资派特意安排了起居室——一间破旧教室。教室坐北朝南,土坯墙,废报纸糊的顶棚,木制门窗,红色瓦顶。窗户年久失修,有的玻璃破碎不堪,有的窗扇不见了踪影。顶棚也破了好几个洞,有风吹来,忽闪忽闪地,又像撑起的一张千疮百孔的旧帐篷在风中摇曳。北边九张崭新木板排列在一起,组成一个能睡十几号人的大通铺。北边六张崭新木板排列在一起,组成一个能睡十号人的大通铺。床板与简易三角支架都是紧急“根除”了公社门前那棵“罪榆”做成的。
        崇祯皇帝1644年自缢于地安门外煤山一棵槐树上。那棵槐树即被后人称为“罪槐”,戴上了铁镣,至今未解。
      水滩公社这棵榆树也于解放时吊死了一位原国民党保长。所以,当地人戏称其为“罪榆”。
       “罪榆”有几百圈年轮了,目睹了好几个朝代变迁了,算得上不是文物的文物了。现在,做成床板,做成三角支架,真是派上了用场。
        张县长、王李两位部长是县造反派司令部藏匿于此的,处于半保密状态。
        夜幕降临了,偌大的教室里点起了一盏煤油灯。豆大的灯芯扑闪扑闪的,发出昏黄摇曳的光芒。朱司令与四位走资派围在不足一米的光圈边沿。朱司令捧着红宝书,高扬着脑袋,两眼向红宝书不断地瞟着,一字一顿地念着,口若悬河地宣讲着。
        四位走资派挺直了腰板,细心聆听着。
        接着,又是讨论会。
        朱司令组织几个走资派讨论今晚的学习内容,讨论“炮打司令部”的意义,畅谈学习体会。
        讨论会刚刚结束,另一位红卫兵急急忙忙跑到门前:“朱司令,我拉肚子了。”
       “拉肚子就拉肚子了,又不是什么特大喜讯,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我是要去厕所,天黑路远不敢去。”
       “胆小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
       “那倒是。但厕所太远了。”他手指着宽阔操场的西北角,又说,“要经过大操场,足有一千米吧,又伸手不见五指。”
        “你们谁去?给他作伴儿去。”朱司令算是征求走资派意见。
       任建业主动说:“我去!”
      朱司令灵机一动,手一扬:“干脆都去,排上队,算作夜间操练。”
       将要拉肚子的红卫兵感到这想法新奇,于是,乐呵呵地高喊:“走资派,下床!”
       四位走资派从床上跳下来,迅速排成了一列队伍。
      朱司令像个蔫茄子歪在那里,但正儿八经喊起了口令:“立正——”“稍息——”“立正——”“跑步——走!”
      将要拉肚子的小将双手拎了裤子,头羊似的在前面猛跑,四位走资派排在中间拼了命的跟着,朱司令风风火火断后。向着西北角厕所挺进!
      所谓厕所,其实只是充分利用校园西北角上的两面墙,另外又垒了两面墙,构成了一个正方形。正方形里面南北向在地面上用铁锹挖了几排坑槽,就算是便坑了。那时男生大大多女生,给女生又专门在东北角隔了一堵低矮的土墙,东面墙上挖了两个拱形洞,算是男厕女厕隔开了。至于进入男生厕内还是女生厕内,就只能是顾了脸顾不了腚了。
       这会儿,到了厕所门上,朱司令喊了“立定”,忘记了“稍息”,命令道:“就在这里站着。”
        拉肚子的小将急撩撩跑进了厕所,拉会儿换个坑槽,拉会儿换个坑槽,一拉就是半个小时……
        回到起居室,朱司令铿锵命令:“睡觉。”
        张县长接口:“我可是鼾声如雷,咱们各睡一角吧!”,
        张县长睡在了东北角,王部长睡在了西北角,李部长睡在了东南角,任校长睡在了西南角。
        张县长头刚挨到枕头上,便似阵雨前的雷声呼噜呼噜,振聋发聩地响了起来。
        任校长成了张县长如雷鼾声的忠实听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右膝盖压到了左膝盖上,双手抱了头,斜了眼看出去,皎洁的月光如水般倾泻在寂静无垠的校园里。校园西边二十多亩小麦由外圈向里头逐渐熟透。此时,金黄色的麦穗闪耀着银灰色的光芒。微风送来一股股扑鼻麦香。
        “咳,'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老校长轻声吟诵道。
       自己生命历程中,几次饥馑之年,饥肠辘辘度日如年的情景不时在眼前闪现……
       老师们学生们都停课闹革命啦,大部分“大串联”去啦,上北京啦,接受检阅去啦!小部分也就地闹革命呢!忙啊,有时忙得没白天没黑夜的,哪能顾得上收麦子?
       那么,麦子谁收?去说服走资派?人家白天黑夜地遭批判挨批斗,哪有心情收麦子?动员造反派学生,他们能听你走资派的?哎,想都不敢想的事儿。
        千思思万想想,心里无主张。
        眼下又是雷雨天,隔三差五雷电交加,冰雹肆掠。真是虎口夺食啊!时间就是命令!
        想到这里,任校长一骨碌翻身下床,径直奔向麦地,悄悄蹲下去,拔起麦子来。
       天亮了,朱司令前去清点走资派人数。瞥了一眼,冷冷问:“任建业呢?”
     李密嘴一撅,指向校园西边。
     朱司令顺着李密嘴指的方向看过去,黄透了的麦子倒了一大圈。并且捆成了捆子,整整齐齐码成了码子。
        朱司令走上前去:“任建业,让你写的交代材料写好了没有?”
      任校长只顾码麦子,头都没抬:“早上写,不迟吧?”
       “你现在的任务不是拔麦子,而是规规矩矩交代问题。”
        任建业一声不吭。
        “别想蒙混过关!”朱司令拉下了脸。
        任建业还是一声不吭。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是党的一贯政策。”朱司令霹雳般的目光射向任校长。
         “该说的我都说了,信不信由你们。我这个人一辈子光明磊落,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尽管调查去吧!”
        从此,任校长白天接受批斗,晚上拔半夜麦子。
        第二天晚上,李密部长悄悄来了。
        “李部长,你来干什么?”任校长见是李密,带着责备的口气,直接了当问。
         “拔麦子啊!”
         “你年纪大了,站了一下午,太累了。去休息吧!”
          “你不也是吗?你是校长,我看你那学生也没优待你啊!”
         任校长摇摇头:“人家这是革命行为,不徇私情,一视同仁!”转眼,扫视了一下李部长疲态,“还是回去休息吧!李部长,身体是本钱。”
      . “只许你拔不许别人拔?是不是?”李密一边说,一边苦笑着蹲了下去,两手抓了麦子,拔了起来。
        “李部长,我即使不当这个校长了,也是本校职工。这是我的责任。”
       “呵呵,非本校职工不得拔,那为什么不告示?别争了,我看你一个人太吃力,帮帮你。拔不了多,少拔点,不添斤也添两啊!”
        第三天晚上,张县长和王部长也悄悄来了。四个走资派硬是悄悄把这二十几亩小麦用两只手,于朗朗明月下拔完了。他们个个两手血肉模糊,茧子迭起。他们想到了用镰刀割,但由于“监管严格”,根本无法找到镰刀。
         1973年暑假的一天,恢复正常工作的任校长在水滩街道碰到了本校毕业不久的高中部学生汪生财。
      “生财,你现在是水滩大队文书,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任校长开门见山问。
       “什么事?任老师。只要能帮上,学生一定帮。”汪生财一副谦恭态度,明确表态。
       “学校维修教室宿舍,需要两架子车麦荑麦草。我不知道哪个生产队荑草有长余。但我打听了,一般队上不买给的,因为牲口过冬的荑草都不宽裕。所以,想让你这大队文书走走后门。”任建业接着说。
        “嗷,这事儿。这事儿简单。再不宽裕,也不在乎两架子车。包在学生身上了。急用?”汪生财抬头挺胸,笑着,打保票说。
        “急用。脱落的墙皮已经铲掉了,再清理清理现场,就这两天,得上新泥皮了。”
        不几天,汪生财叫了三个社员,拉了两架子车麦荑麦草来到水滩中学。
        任校长就在维修工地上。他推来了磅秤,对汪生财说:“总务主任回家了,没人过秤,我来过吧!”
        任校长一边过秤一边记账,汪生财一边收拾麻袋麻绳。称过完了,麻袋麻绳也收拾好了,放进架子车车厢了。
       任校长一看麻袋麻绳不见了,转眼问:“麻袋麻绳呢?”
      汪生财没有反应过来,指着架子车厢,随口说:“在这儿。”
       任校长说:“还没过秤呢,你咋收拾了?”
        这麻袋麻绳还除皮啊!汪生财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但还是把五个麻袋和两根皮绳抱了下来,任校长一一过了称。
       任建业从总斤数中减去了麻袋麻绳斤数,1斤麦荑3分钱,1斤麦草2分钱。拿过算盘,仔细拨打了两遍,给汪生财开具了购物收据。
        汪生财仔细品味着任校长的每一个细微动作,打发其中一个社员拿了收据去找会计出纳办理了领款手续。
       走出校门,汪生财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息:“葛朗台啊葛朗台。”又朝前看了看,赞扬说:“好管家啊好管家!”
        1989年秋季,任校长办理了离休手续。
        “任校长,现在离休了,可以含饴弄孙了。”新任县委组织部火部长说。
       “我都四世同堂了,重孙子都三个了。含饴弄孙的时间过了。再说,谁生育谁抓养,这是我们家历来的原则。另外,这些事我也弄不来。”
      “你这老黄牛一辈子都奉献给国家了,离休了,对家庭发挥发挥余热也是对的。”火部长笑嘻嘻说。
      “我早都想好了,上山种树去。”任校长也是满面笑容,干脆道。
        “到哪个山上种树去?”
        “我家后山。”
        “你们那里我去过的,那可是标准的光岭秃山头啊!”
        “正因为光岭秃山头,我才去啊!”望了望窗外,他又说,“我这把老骨头,再也没多大用处了,栽树应当是好去处。”
         “你这人我太了解了,一旦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好吧,我让建设局教育局能帮的帮你一下。”
         “不不不,不麻烦了。孩子们各有各的事,就我和老伴俩上去,盖三间简易房,一间做客室,一间做卧室,一间当厨房。盖好半年了,这月月底就可以乔迁新居了。”
       “嗷,你真是未雨绸缪了!”
        一晃又是三十年过去了,任校长由六十变九十了,后山由光岭秃山头变成郁郁葱葱的树林了,变成果实累累的花果山了。漫山遍野的杏桃梨枣苹果核桃玉皇花椒,只要是适宜北方栽种的经济林木,要有尽有。眼下,仲春时节,粉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花蕾鲜艳,煞是好看!松树柏树柳树榆钱树香花槐,干云蔽日,枝繁叶茂。
       今天下午,我专程来到任校长后山半山腰的家门前。正欲敲门,一躯干瘦的身躯,扛着铁锹,从侧面山间小道缓缓走来。
        我急忙迎上前去。
        任校长精神矍铄,立下铁锹,一把攥住我的手,兴高采烈道:“不记录啦!太让你费心啦!我这一辈子就做了那么一点点好事,都被你夸到天上去啦!”老人家眯缝着眼睛,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我出生于十年内战时期,经历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时代。凭良心说,共产党和国民党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你看,共产党把天下治理得多好啊!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哪能比得上啊!现在,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好多都赶超欧美和前苏联啦!我都九十岁的人啦,享太平盛世之清福啦!手机啊,电脑啊,都进入我这耄耋之人生活啦!”
        我俩倾心交谈了好半天。无意提及到了当年的“朱司令”。老人家哈哈大笑,干枯的大手摆了摆:“呵呵,不怪他们。当年他们才是些娃娃。用现在时髦的话说,青葱岁月嘛,做点过头的事很正常。再说运动嘛,哪有不整人的?现在想起来,那帮孩子一个个灰头土脑的,倒是很可爱的。”歇了口气,任校长向山下望了望,又说,“前几年,小朱和他几个同学还到我家里来过,说什么登门谢罪!呵呵,成熟多了。”
         落日金光灿灿,像熔化的金水一般,暮云色彩波蓝,仿佛碧玉一样晶莹鲜艳。祝愿老人家快乐安康,福寿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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