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吕雅：萨德侯爵

 [法]保尔·艾吕雅

lightwhite 译

        “在本质上，我们当下的全部渴望都是萨德构想的。他第一个把人之性存在的整体设定为生命

        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既是感官上的，也是理智上的……在他的生命和作品中，萨德一直忠于这

        些我们所珍视的，决心为之牺牲一切的原则。”

        ——罗贝尔·德斯诺（Robert Desnos），1923年

达利，无望

        萨德回到了他所从来的

        喷涌的火山内部

        带着他美丽的、饰穗的双手

        他少女般的眼睛

        还有他独有的

        那惊恐的理性

        磷光闪闪的客厅，内脏的灯下

        他不断地下达神秘的口令

        在道德的夜晚，撕开一道裂口

        透过这道裂口，我看见

        巨大的破碎的阴影，古老的挖空的壳层

        正在消融

        让我爱你

        如第一个男人爱第一个女人

        凭全然的自由

        为这自由

        火焰化身为人

        为这自由

        萨德用紧抓着欲望细丝的

        悲剧的杂耍演员构成的

        庞大而抽象的丛林

        挑衅着多少个世纪

        ——安德烈·布列东（André Breton），《水的空气》（L'Air de L'Eau），1934年

        神圣的侯爵，

        傲慢的象征，

        燃烧的冰山，

        天堂的飞鸟……

        ——马克斯·恩斯特（Marx Ernst），《帕拉神话》（Paramyths），1948年

        一个人可以在萨德的作品中徒劳地寻找一个非理性脚步的例子。萨德的女性——劳拉的后代

        ——仅仅致力于重新寻找情欲的法则，当她们——怀着某种谨慎——被推向一个完美地典型的

        结论时，从不在她们无法理解的东西上止步。狂热，几乎微不足道，偶尔闯入了《一百二十

        天》的一页。当然，它会继续，直到引发欲望对象的死亡。但首先，理性和科学取得了胜利，

        因为通过他们的行动，这些人物解决了问题——欲望的被完美描述了的问题。在《茱丝蒂娜》

        里，一群僧侣共享了她：她在主角中间被分配。“风格”照亮了一个人在个体身上频频遇到的怪

        异性：不管那是你的近亲，你的兄弟，甚至是你自己。但这一切是非常高级的；它通过一

        道“戏剧化”之光展现出来，在那里，庆典，仪式和秘仪出现了——就在诗歌的边缘。

        ——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关于萨德想象力的笔记》，1947年

萨德侯爵：一个革命知识分子

没有比我们所知的神圣侯爵更被畏惧，更被鄙视，更被仇恨的人了。他曾经并且一直是最可怕的哲学家。因为他从不承认他对自由的欲望有任何的阻碍；因为他的天赋毫不羞耻地揭露了一切人性的本能；因为他公然谴责人与周围同伴的虚伪关系；因为他发展了一套体系，把本性的自由赋予男人和女人，并允许他们一起过上真实的生活，萨德终生遭受迫害，一个多世纪来，他的真诚、果敢的作品被判非法并遭封杀。

把萨德的真正生命从他所屈从的错误指控的网络中解放出来是极其困难的。整个社会似乎不停地联合起来反对他。人们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证明，致使他在万塞讷、索米尔、里昂、米奥兰、埃克斯、拉科斯特和巴士底接连身陷囹圄（他在监狱里呆了二十七年）的冒犯行为有何严重性。1772年，他因著名的“马赛案”被判死刑，他的无辜由此可证。判决于1778年被撤消，但他的岳母并未试图动用她的权力来实现他的出狱。（在这里，我们必须公正地看待这一说法，即萨德在1793年试图为他的岳母求情后被逮捕并投进监狱。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表明，他们受到了直接的或严重的威胁。当时，萨德的声名并不大。最终，一切都暗示了，这个贵族家庭尽其所能地不让侯爵回忆起——在其他所有人看来——更加严重的指控，即怀有一种真诚且无情的革命意志。余下的指控被认为是十八世纪普遍流行、无伤大雅的放荡。不可能的事情，真正极其不道德的事情，是允许那些不理解其暴动原则的人继续否认他的名字。此外，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萨德的精神，无法假定他能够以德报怨，能够替那些用一纸逮捕令把他在监狱里关了二十年的人辩护。）

1789年，萨德侯爵已在巴士底狱关了五年。1788年，他曾写道：“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在我们国家酝酿：法兰西厌倦了我们统治者的罪行，厌倦了他们的冷酷，他们的堕落，他们的愚蠢。她厌倦了专制，她将打破束缚。”在狱中，他发展了他的革命原则。他——怀着极度的野蛮——用写作来攻击君主政体和神职人员；他试图摧毁上帝的观念并表明基督教的道德总迫使人们顺从地接受一种压抑的状态，成为最白痴的主宰者的奴隶。

1789年7月2日，他成功地制作了一个扩音器，并用它对行人们大喊：囚徒正遭杀害，而看守正把他们吊在巴士底狱的塔上。他从窗户里扔出小册子，煽动人们解救同狱的犯人，并且他成功地引起了大街上如此强烈的反应，以至于巴士底狱的主管在7月4日将他转移到沙朗通。

立法议会最终奖励他于1790年3月23日获得自由。他立刻积极地投身大革命并成为了的皮克普区的书记官。他是罗伯斯庇尔和马拉的热情歌颂者，但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他遭受怀疑，并于1793年12月6日被拘捕。由于独一命运的安排，他于热月二日（1794年7月27日）被释放，那正是其英雄们垮台的日子。

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萨德相信“人未被授予毁灭的权力：他最多有改变形式的能力，但他无权毁灭它们。”死刑，根据他的说法，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因为法律，和人相反，无情地运转：“人从大自然接受印象，大自然能够原谅他们这种（谋杀）行为。相反的，法律总是与大自然对立，没有从大自然接受什么，所以没有权利表现这种过度的行为。”（《卧房里的哲学》）

花甲之年，萨德貌似可以安详地结束他饱受争议的一生。但他不能容忍波拿巴的权力，不能容忍正在萌芽的暴政。萨德写下《佐洛埃和他的两个侍从》，一份前所未有地野蛮的讽刺性的小册子，矛头直指第一执政官，约瑟芬，塔利安·巴拉斯和维斯孔蒂。由于没有一个出版商愿意接下这件作品，他被迫自己刊印。1801年在圣佩拉杰被逮捕并囚禁后不久，他被转移到比塞特，然后是沙朗通。1814年12月1日，他最终在这个精神病院里，头脑清醒地死去。作为蒲鲁东、傅立叶、达尔文、马尔萨斯、斯宾塞以及所有现代精神病学的先驱，这位绝对自由的使徒只是渴望：所有人都追随自身之本能和思想的进程，并有勇气将他们自己视为他们所是的人，仅仅听从他们的真实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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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Sade: Sex and Death,The Divine Marquis and the Surrealists, ed. Candice Black, Solar Books,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