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多元文化政策下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困境

　　四、澳洲华人的文化融入

　　在移民社会，外来族裔与本土居民天然地处在一个不平等的地位，族际关系紧张成为普遍现象。如何处理少数族裔与主流群体的关系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反思，希望通过一套理论体系解释移民社会中少数族裔的文化际遇。在诸多学术观点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同化”论，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罗伯特·派克(Robert E.Park)，他引入达尔文进化论观点，以“竞争-冲突-适应-同化”的范式解释外来移民在美国的文化遭遇，认为外来移民的最终归宿是被主流群体同化。(21)“同化论”得到诸多学者响应，社会学家弥尔顿·戈登(Milton M.Gordon)则在此基础上具体描述了外来移民在美国被同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盎格鲁一统化(Anglo-conformity)；第二阶段称为“熔炉”阶段(the melting pot)；第三阶段是多元主义化(cultural pluralism)。(22)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外来移民文化中形成了强大的美国价值内核，族裔文化只是繁荣的枝条，“美利坚”才是粗壮的树干。戈登的理论为后来的多元文化理论的兴起奠定了分析基础。

　　图1：贝里教授二维模型示意图

　　加拿大国王大学的贝里教授(John W.Berry)提出了一个分析移民与主流文化关系的二维模式，他把少数民族文化对主流文化的态度细分为四种(见图1)：同化(assimilation)、孤立(separation)、融合(integ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并分析了各种态度可能造成的结果。(23)与“同化论”相比，贝里的理论虽然仍以主流群体的文化优势为分析前提，但是已经不再把少数族裔的被同化和文化消亡作为移民社会族裔融合的唯一结果，而是出现了“融合”这个新选项，贝里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支持。

　　就海外华人而言，学者们日益倾向于用更开放的态度和新的思维方式审视海外华人的文化生活。王赓武教授解释道：“'同化’并不是西方化，而是接受共同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些现代的、先进的、进步的思想、进步的价值观。”(24)有学者开始用“混杂性”(hybridity)而不是“同化”来描述海外华人的文化体验，并且坚信：“在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复杂的种族文化多样性的综合体，带来两种或更多的族群文化的联合，但这不一定导致文化同质化。这个文化冲突的过程导致新的认同和归属的可能。”(25)马来西亚籍华人人类学家陈志明教授(Tan Chee-Beng)则主张用涵化(acculturation)来形容这一进程。(26)理论上的不断完善为我们分析澳大利亚华人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指导，而在澳华人的文化实践更有助于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的文化融合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白澳政策”的影响，澳大利亚华人备受歧视，谈不上文化融入问题，直到多元文化政策实施之后，如何处理与主流文化的关系才日益成为华人面临的主要文化挑战。总结澳洲华人多年的文化实践，笔者认为当代华人在文化融入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第一，处理好文化传承和文化忠诚的关系。海外华人普遍存在一种文化警觉，这是由族裔文化经历造成的。澳大利亚华人经历过被孤立、被排斥、被迫害，也曾经面临着被同化的危机，甚至多元文化政策实行后，对华人的歧视也时时发生，种族偏见对华人的威胁始终挥之不去。这种族裔经历促使华人认为：在海外生存，族裔团结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族性的传承和发扬至关重要。虽然当代华人的生存环境不断改善，很多人“落地生根”，但华人的文化心理是警觉的，其表现是一遍遍地强调族裔认同，强调“华人性”(Chineseness)。王赓武教授还提出：“海外华人对华人性的强调也是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变化和华人海外影响的增大而逐渐加强的，并把华人性作为海外华人的一种凝聚方式和安全保障。”(27)随着近年来澳洲华人实力增强，有关“华人性”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华人在提出族裔文化传承时往往忽视文化忠诚问题，这使得一些人对华人的文化忠诚产生疑惑，把它看成一种具有孤立甚至分离倾向的群体主义(groupism)，这反而使得“华人性”成为横亘在华人与其他族裔，特别是澳大利亚主流社会之间的一种文化藩篱，给华人融入带来诸多现实困难。

　　著名文化学者洪美恩(Ien Ang)女士以2011年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议会(Chinese Community Council of Australia)的开会情景为例评价了这种族裔观念，认为：“由于这种(华人性)推理的广泛流传，会议组织者没有就他们面临的问题给出中肯的答案。……我认为前进的决定步骤应是对这种群体主义的批判，它使得'中国人’作为一个'族群’被固定下来。”(28)她甚至认为“坚持以'中国人’称呼自己的'华人’把他们与'澳大利亚人’(基本可以说就是白人)对立起来，把他们自己排除在澳大利亚国民形象之外。”(29)更有学者指出这种群体主义“把保持鲜明特性、对内团结一致和对外界限分明的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要素、社会冲突的首要因子和社会分析的基本单位。”(30)陈志明教授也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华人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都已远离大中华的种族认同。他们可能仍旧是华人，但只是作为国家社会中的一个族群，而不是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的一部分。”(31)如果忽视了对文化忠诚的表述，华人族群文化的自我强化对民族融合并不有利，这与白人强化自身文化的主导作用不利于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是一个道理。

　　第二，处理好反种族主义与融入主流社会的关系。社会调查表明，澳大利亚社会依然存在着顽固的种族歧视观念，1996年和2007年两次“一族党”运动搅起了澳大利亚种族主义的沉渣，2014年以来，围绕《反种族歧视法》第18C条款的争议再次牵动包括华人在内的少数族裔的政治神经。在反种族歧视方面华人向来态度坚定，但我们发现其路径选择也需不断改进，方能保证持续的战斗力。如1997年，华人领袖黄肇强集合了印度人、马来西亚人、印尼人、希腊人等族裔，组成团结党，应对“一族党”的挑战。团结党并非单一族裔政党，而是为应对单一文化运动而组成的少数族裔联合政党。华人把种族主义与主流社会区别开来，既反对了种族主义又展现了维护多元文化主义等主流价值观念的决心，其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多元文化政策存在制度缺陷，华人捍卫的是文化共存和平等权，华人与主流群体间的文化裂痕依然存在，团结党的活动是一种“挑战-应战”模式，是对固有原则的坚守和维护。虽然团结党实现了部分族裔的团结，但是这种团结是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之下的短暂团结，在危机消除之后，团结的动力消失，各族裔依然是独立性甚强的群体单元，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文化融合。而2014年以来在《反种族歧视法》第18C条款的修订问题上，华人不仅再次与土著及其他少数族裔联合起来，而且积极参与此政治议程的讨论，并与主流群体中的大量支持者达成共识，前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主席黄向墨先生甚至以“澳大利亚社会的基石”定位第18C条款，当代华人不仅没有因反对种族主义而与主流群体关系激化，而且展现了进一步完善澳大利亚主流价值观的意愿和能力，这是近年华人文化成功的有益趋势。

　　第三，处理好少数族裔身份和国家/民族认同的关系。如果说“白澳”时期华人可以通过抱团方式维护华人的族性传承的话，那么在当今澳洲，随着传统同化危机的消除，各族裔平等共存，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如何真正融入澳洲主流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则考验着华人的文化融合的水准与深度。2007年和2010年在华人社区本尼朗(Bennelong)的竞选经历充分说明了这点。(32)2007年该社区华人义无反顾地支持“中国通”、工党候选人陆克文，但2010年却转投给了联盟党。原因是在2007年大选时，陆克文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知华”表现着实笼络了大批华人选民的心，大家愿意投票给他，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与中华文化的亲密关系，这是族裔文化心理的外在表现。但是陆克文的施政实践给这种虚幻的文化心理上了生动一课，华人利益并没有因为拥戴一位“知华”领导人而得到维护，反而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2010年本尼朗华人选民意识到问题所在，开始走出族裔藩篱，以澳大利亚的政治标准理性地看待政治候选人，行使自己的投票权。本尼朗华人政治思维的飞跃也给陆克文以教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竞选活动。2013年，陆克文派出了华人李逸仙(Jason Yat-sen Li)在该区竞选以图争取华人支持。《澳大利亚人》评论道：“任何政治观察家都只需要看看本尼朗候选人的最终结果……本尼朗已经成为工党的政治象征。”(33)李逸仙是华人富商，并曾于1998年代表团结党参选，作为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华人，在回忆了自己的成长遭遇后，李逸仙说：“我的理念是我们需要一个有包容性的澳大利亚认同，是否是澳大利亚人与你从哪里来无关，与你的肤色无关，而是与你对澳大利亚的贡献和承诺密切相关。”(34)如此经历的竞选者正与华人政治思维的变化相契合。作为外来移民，华人从维护本族裔的传统和权益，到超越族裔藩篱，追求深层融入，再到参与建构包含所有澳大利亚人的民族认同，这种主动性代表着澳大利亚华人认同观念的未来方向。

　　种族主义的长期存在阻碍了澳大利亚各族裔间的文化融合，实际存在着主流群体文化与各少数族裔的边缘文化的等级差别。白人的文化霸权心理是种族主义的生存基础，并在地缘、经济、政治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演变为“新种族主义”，成为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建构的主要威胁。

　　澳大利亚是多族裔国家，多元文化政策为各族裔的平等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族裔壁垒却是多元文化政策难以突破的结构性问题，它广泛存在于各族裔中，不仅白人族裔存在，其他族裔也存在。民族自觉是民族融合的关键，关系到民族认同的再建构问题，只有建立在民族自觉基础上的澳大利亚才能摆脱种族主义困扰，澳大利亚的民族认同需要各族裔超越群体主义。

　　华人在维护自身族群利益的同时，应精确把握各种文化关系，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共同民族观念的建设中。华人团体在促进本族团结的同时，在社群职能上需要更大突破，超越群体主义，与其他族裔深度融合，从“华人性”向现代意义的“民族性/国家性”转型。这是华人文化融入的重要方面，也是澳大利亚建构民族认同的发展方向。

　　本文所指的“民族认同”并非指传统的单一民族认同，而是指在充分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基于澳大利亚各族共同价值观念的认同，并认为这种认同是澳大利亚国家稳定和种族和睦的基石，它仍然处在建构过程中。关于“华人”，按照学术界通常定义，华人指获得外国国籍的祖籍中国的所在国公民，华侨指常居海外但未加入外籍的中国人，然而由于跨国移民群体的复杂性，老一辈华侨、华侨后裔以及人数不容小觑的持永久居留证、跨国流动居住的“候鸟式”移民都构成了华人群体难以区分的组成部分。因此，本文所指华人是从文化而非法律角度考虑的，是对常居海外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群体的统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