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教育的变革与改进

本文作者：太子爷

录音：太子爷

编辑：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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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末到解放战争，近代中医的教育之路坎坷了半个世纪。

中医前辈们一边要实践认知、一边要抵抗压制和歧视，还要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废止中医思想作斗争。在这种环境下，近代中医教育要继续走下去，就得不断推陈出新，吸取近代医学和教育学知识，和历史背景相适应。

从清朝末期、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三个时代的政府都没有为中医教育提供支持，到后期近乎处于打压状态。即便是在夹缝中生存，中医教育事业在近代的发展依旧是显著卓越的。

甲午战争以前，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提出过中医教育需要改进。但清政府当时已无暇顾及，民间思想也尚未打开。百日维新期间，改良派被准奏在大学堂里设一个医学堂，但并未实施。

辛丑年之后，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在洋务派的主持下，科举废盛兴学盛，中医界随着这股思想大潮试办过中医教育事业。但在洋务派的论述中却没有明确提到中医教育，当时朝野上的思想和意识都集中在引进西学上，对中医的态度大多是批评。

民间一些有远见的中医意识到正在被边缘化，开始提出兴办中医教育以改进、发展中医学。

清朝末期，一些民办中医教育机构已经出现：中等医学堂、女子中西医学院、南阳中西医学堂、以及丁福保在1910年创立的函授新医学讲习所等等，这些教育机构主要是系统的向中医介绍西医知识，大体还停留在科普和摸索的状态。

到了北洋政府时代，中医界第一次真正感到危机，开始迅速作出反应。

民国元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临时教育会议。各种学校令在此后一年内陆续颁布，但唯独没有中医学的内容。北洋政府并未明令禁止中医开立学校，教育法中却也不包含中医学。“寓消灭于放任之中，迫使中医界觉醒。”

1913年底，全国19个省市响应“医药救亡请愿团”，向北洋政府请愿，要求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允许中医办学校。当时的教育总长是汪大燮，在此次中医界群体情愿之前，汪大燮就有过废除中医的言论。

这次请愿让北洋教育部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1928年第20、21《医界春秋》上刊登的国务院批示中说了不少肯定中医的话，承认生活中需要中医。上海最早办的中医学校，也得到了北洋政府的承认。

对于近代中医学校来说，维持其命脉的是经济来源。

当时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大部分也不能靠学费维持。早期创办的浙江中医专门学校和兰溪中医专门学校维持到了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其原因是得到了当地中药界的长期支持。

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创办的医学专门学校得到了军阀阎锡山的支持。

这所学校在建立之初就拿到了15万元的建设投资，常年开支靠20万元的基金利息支持。属于资本主义化的经营方式，在当时很少见，也保证了学校不大可能遇到财政危机。

没过几年，随着中国政局的突变，北伐战争取得胜利，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把希望寄托在南京政府之上。积极编撰教材、统一教材，以获取南京政府的支持。

1929年，南京政府的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一举通过了废止中医案，重点要废的还是中医教育。此事一出，反而让中医界空前团结，迅速开始了反废止运动。

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加强了各个中医院校之间的联系，在1928年和1929年分别举办了两次编辑会议，近代中医教育在此时前进了一大步，中医教育开始趋向统一。

从隋朝的太医署开始，太医院式的中医教育传承了千年。

中医教育在近代的变革和发展不是随着近代史走的，而是和近代教育的前进步伐适应。毕竟接纳新事物，教育是一条必经路。

近代科学教育的特点是教育社会化，教学内容统一、系统、严密，学校组织分工精细。中医教育在改革的过程中汲取，就得整体系统的梳理中医体系，再规范、标准、严密的编撰教材。

所以即便是中医学在近代的研究成果不甚理想，但经过多次的文化碰撞，中医界大规模的学术交流中已经不乏西医文化的影响和启发。

参考文献：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十四.“医道”

周雪樵.论宜编辑医书.载《医学报》1906年第54期

林乾良.我国近代早期的中医学校.《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第2期

赵洪钧著.《近代中西医论争史》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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