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康派-新克莱因派对话：精神分析师的欲望和自恋性阻抗问题（下）
精神分析师的欲望和自恋性阻抗问题（下）
作者：米切尔威尔逊
Xu Yuancong译
(THE ANALYST S DESIRE AND THE PROBLEM OF NARCISSISTIC RESISTANCES)
自恋性阻抗问题的“处理方式”
正如我上述所言，精神分析师由其欲望主观强加给病人的移情/反 移情动力机制在日常的精神分析中是常见的，并非是罕见的。临床过程中的不同模式运用了不同的言语和概念，与在我看来相似的现象进行搏斗。对于新克莱茵派而言，投射性认同的核心位置描述并解释了我以上所述的主体间一或二元关系一阻抗。对于自体心 理学家而言，“共情失败”是分析师引起的自恋性阻抗的主要特征。对于那些主体间性方向的而言，分析师不可约化的主体性和反移情代入是阻抗的组成部分，也是成功的分析治疗的组成部分。尽管这些将临床工作概念化的方式肯定有重要的差异，我在此主张， 这些表面的概念化差异皆是分析师的尝试，尝试去解决我们的工作中普遍存在的自恋性阻抗，尝试去解决分析师的内心斗争，与这些斗争成功地谈判。分析师与自恋性阻抗进行斗争正是因为我们亲密地卷入了我们的病人的世界。
我相信上述不同的临床观都是为解决相同的基本临床问题进行 的尝试，我也相信，对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有很不一样的解决方式。这些不同的解决方式需要另文阐述。然而，我认为概述其中的一种解决之道将可以使本文的讨论更为深入。
最有理论分量的解决方式是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目前为止，可以说这个观点有着强有力的精神分析思想史的支撑。我想强调，这是对于一个理论问题的理论性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有着深远的临床意义。本质上，在分析设置中对二元关系的处理方式就是建立一个第三方。概念化上，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与俄狄浦斯关系（与二元结构相对的三元结构）是同型的。分析性第三者的说法是在弗洛伊德之后，与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同时出现的。拉康的象征性指称和“大他者”的概念（1988) pp.235-258)是对于温尼科特的有创造力的观点的发展。13 格林（Green) (1975)和奥格登（1994)结合克莱因的理论围绕此论题发表了不少文章。格林伯格(Greenberg) (1995)更为明确地从人际间精神分析角度支持了这个观点。这些精神分析思考者们都致力于为分析师的欲望的问题找到一条出路。对此他们共同的答案是，分析师和病人能否找到一种方式讨论病人， 以使他们的会话对于两人来说像是一个分享性的客体，而不是一 个争辩性的客体，这样分析性第三者就在场了。拉康的解决方式是避免分析师的逻辑性和与被分析者“建立意识”的干预方式。他强调了打断，对于病人的有意识的话语来说是“他者”的间断，例如 口误、重复、双关语、遗忘、矛盾和喜欢。准确来说这些无意识的组成就是分析性第三者。14
分析性第三者的概念及其影响的临床进程会错误地认为，分析师和病人在追求分析目标上容易达成合作。通常并不是这样的。如我上述，分析谈话是会更多争议性的，而非分享性的。当然，这可能意味着，有些时候，分析师必须以他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来面质病人而非放弃。这就意味着，有些时候，分析师必须将自己的想法、他的欲望强加给病人并且直接和病人谈及正在处理的临床情况。这是个重要的临床问题，对此问题的透彻讨论可能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值得指出的是，约瑟夫本人在这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尤其关于精神分析师如何可能处理自恋病人的全能感防御 (参阅马尔多纳多1999;约瑟夫2000;普塞尔2001)。
有时精神分析师必须不放弃一个特定的观点，尽管这是个临床事实，但可以说，许多临床文献都对自恋性阻抗提供了或描述了相反的解决方式。在过去十余年间，很多的精神分析研究者报告了这样的案例，当分析师设法理解他在此问题中的角色，并因此得以分析或支配自己走出了一个双方相互创造出的自恋性阻抗之时，分析从各种程度的治疗僵局转变为取得了明显的进步。通过这种理解，分析师放弃并因此脱离了争辩的战场。15 这使病人得以获得了一 种控制感和自主性，以及更弹性地思考的能力。
例如，斯坦纳（1993)在他的关于“分析师中心和病人中心的解释”的论文中，探索了投射性认同的动力的往复摆动。使用不同的理论语言，一但是清楚地与拉康所描述的相同临床主题进行斗争一斯坦纳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式以走出他和他的病人相互对彼此的投射。斯坦纳对此困境的部分解决方式与盖巴德无异，即自己承担起更多的进行解释的责任，着重于他自己的体验和病人对他的体验。与之相反的解释方式是，以一个更客观的方式评论病人的思考活动和评论“病人正在对分析师做什么"。其他对此临床问题提出过相似解决方式的人有：施瓦伯Schwaber (1983, 99,1);威德曼 Viederman(1991);雷尼科 Renik(1993b);霍夫曼 Hoffman (1983, 1994) ；坎特罗威茨Kantrowitz (1991);阿蒙德Almond (1995); H.F.史密斯 Smith(1995);褚塞德 Chused (1996);威斯 Weiss (1995);科恩 Coen (1998);格罗斯曼 Grossman(1999)。
此辩论的要点在于，精神分析师的放弃（争辩）是促进了一 个病人必要的（也是有益的）与分析师的压力和欲望的分离，抑或是加强了病人的全能幻想和其他狂躁性防御。当然，也许两者都有。要回答这是否是分析中有益的一步，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心智理论、临床过程以及什么算得上是临床依据。这一辩论，包括其中的任何案例，指出了临床精神分析工作的辩证性质。在一个精神分析性治疗的自然过程中，分析师的位置是移动着并改变着的。处理互动，从病人那里逐渐退后，面质病人，坚持与否一个观点一很多事情发生在一个治疗的进程中。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所言，我描述的仅是临床进程中一个常常不会被注意到的方面。
案例解析
这一简短的案例概要意图描述出我在此呈现的一些主要观点。我希望它能证实掩盖在惯有的技术理论之下的我自己的自恋性问题和未解决的冲突一简要地说，我的欲望一如何成为了分析中的阻抗部分的。某种程度上，我以下谈及的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我描述了我的反移情是如何以很传统的方式促进了代入。当然，我在此陈述的是一个更普遍的临床动力，而不仅局限于这一案例的特殊情况。
R.先生，一位四十出头的离异男人，在他分析的头一年里内心 很挣扎。他进入治疗是因为周期性地对未来感到绝望和无望。尽管在许多方面很有才能，他还是确信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彻底地不对劲。他担忧余生都会是孤单一人。他害怕有决定性地去计划未来。他难于思考他的职业生涯和他想要的下一个方向。他极度地想要再婚，但又无尽地担忧被拒绝。就像哈姆雷特或普鲁弗洛克，他无法做决定或让一个女人知道他喜欢她。他来自一个中产阶级之家，是 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在那个家庭中，情感很难被理解，冲突很少会发生。尽管他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和母亲很亲近，长期以来，看到他的父母他都感到窘迫和有些羞耻：父母看上去是不快乐的，担 惊受怕的，并且抑郁的。这些感受驱使他几十年前远离了他的家庭；每当要给他们打电话或拜访他们，他都很挣扎，害怕感受到与他们在一起时经常感受到的羞耻、愤怒和悲伤。R先生经常抱怨说：“我的父母看起来没兴趣了解我的生活，我在做什么或我有什么感受。”
在第一年的分析中，我对他的问题的处理是检视他的冲突， 特别是他构想的各种行为应该会有的负面结果。我们讨论了他的被动性，以及他与我及他的朋友们保持距离会感觉到的安全感。我们谈到了他通过抱怨所获得的满足。我们讨论了他关于父母是软弱而抑郁的看法，以及他对于超过他们或“超越”他们的担忧。他感到他的痛苦是“特别的"，他值得获得他的家庭和友人们的特别对待和关注。我们讨论了他是如何通过保持着与人们的距离而表达愤怒的。可能的时候，我使他注意到这些主题是如何在移情中呈现出来的。
尽管他对他的生活和世界的受虐立场有了很多“领悟”，都没有让我们取得大的进展。此外，我的处理加剧了他对分析的受虐的感受；很多时候他感觉到分析是一个繁重的负担。尽管我巧妙地 “开放地”引导R先生关注我们的互动一—特别是我们之间常有的争斗氛围一他还是将我的观察当作是批评，批评他没有让我帮助到他。
以本文中我所用的术语，分析的第一年左右感觉是争辩性的。此争辩有哪些是我促成的呢？对于这个病人，我的主体位置一一仅就内省所获的观点一可以被表述为以下几点：我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分析师，在期待积累个案量；我决定以一个明显降低的价格与R 先生一起工作；我没有督导。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我的一种夸大的治疗热忱。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职业情境中，我找到我自己，以很多重要的方式我认同了病人的内心挣扎，而那只是加剧了我想要某种程度上改变他或“治愈”他的欲望。比如：R先生定期地告诉自己对一些事情要“放松"，特别是对他正在约会的一个女人。他告诉 自己无论事情实现与否都不是一件大事。那时我作为一个年纪更轻的男性，对于自己深持的抱负，我也有相似思考方式的内心挣扎， 并且只在太迟的时候才会意识到我的自我欺骗。和R先生在一起，我想要重新调整我自己内在的冲突（更精确地说，一个未成功地哀悼过的丧失），我曾经很孤单地与之斗争，而今，我尝试使我的病人确信我在“那里”帮助他，帮助他避免我曾经经历过的自我欺骗。
对于这个思考模式以及随其而来的焦虑，我与R先生讨论的方式太过复杂，以致无法在此适当地描绘出来。然而最终结果是很容易描述的：R先生感到我在告诉他不要再那样思考。Ruthstein描述 的“施虐受虐型”的代入（1999’ p.544)精准地捕捉到了R先生和我围绕这一主题的互动。无疑地，鉴于他的受虐性格结构，他让自己感到是受害者，以此方式无意识地将我卷入其中。但是，在分析的那个时刻，这个觉察对他毫无用处。对我有用的是，有了一种感受，一种强烈的“我们又到这儿了”的感受：一旦他开始诉说绝望，或诉说他需要“放松下来并放慢一点”，我已经能感受到正在发 生的代入，我大多数的干预是，我提出他的谈话是“防御性的”，与焦虑和担忧相关，这使他根深蒂固地感到我是在告诉他如何做或如何思考。这种感受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是我的内疾感：我们之间的动力机制也有我的份儿，我在分析中相当早的阶段，感到被质疑， 被卡住了，以某种方式损害着他。16 我应该强调，我刚描述的是我如何主观感受在这部分分析中R先生与我的斗争方式。在R先生 这边，尽管他有些抱怨，但他表示他不关心分析是否以某种方式卡住了，是否对这困扰我也有责任。他持有典型的消极态度：“分析应该就是这样的。”
一段时间后，由于我无法完全地对自己解释，我决定不去解释他抱怨无望或他假装无事的防御性方面。我仅是让R先生告诉我更多他的感受。在下面一些治疗小节中他这么做了。他说话的方式慢慢地有了不同的特性。他谈说他的绝望而不揉捏它。有了一些时刻他真诚地质问自己，而非请求我立刻给他答案，或是遣责自己不知道答案。通过表述他是如何精心安排了人际情境，得以能感受到被忽略或“被羞辱”，他找到了他自己。他意识到，有时，他“补足” 了场景，“以使我能够感受到愤怒、苦痛和充满忿恨“， 他如是说。
我所理解的我们的互动是，当我停止解释他的抱怨具有防御性和满足性（来自妥协形成的观点）时，他感到我没有在暗暗告诉他停止感受他所感受到的；现在对他来说，他想要感受到有多糟糕，就可以感受有多糟糕，想要抱怨感受到多少，就可以抱怨多少。我的意思是，他首要的愿望是告诉我他感觉有多糟糕，又不会被我用掉一没有我的欲望（或他所洞察的我的欲望）来挡道。在这个案例中，我意识到的愿望是帮助他审视他的绝望的作用是什么。在分析的这个点上，他无法摆脱严苟超我的影响而来检视我们的互动和他对分析的感受。在我心目中，除了我停止推动它，没有别的方式能走出这一无止境的退行。如盖巴德（2000)和斯坦纳（1993)所 述，当我自己从争辩战场中走出来时，R先生感到更自由地思考他 自己了。这点表现在，也许我们工作以来第一次，他有能力分析自 己了。当他谈及有时他感觉多么糟糕的详情时，他开始注意到他正在感觉好一点了。他变得对自己的想法更加好奇，并且更自由地言说了。他感到更多地“能够掌控"，更少地不知所措了。
不久之后，在分析中第一次，他报告了一个梦：“我和三两个人在某种救生筏上，离了岸边，不完全在海上，但我害怕海浪会卷走我们。救生筏是混凝土做的，所有东西的。你会想它是不能漂浮的，但它漂浮得还好。我们在外边有个目的；我们有个任务要做或什么事情。那就是我记得的全部了。”他以他典型的犹豫方式报告 了这个梦。我们讨论了他告诉我这个梦时他的不自在。对于为什么会感觉不舒服，他没什么想法，他就是这样的。“这是我在这儿是怎么感受的，尽管不是在近期。”我没有注意到他说这些的时刻， 我说，“我想知道你是否担心，如果你放开对这个梦的想法，你会被卷进海里。”他短暂地想了一下，然后说我不这样想。“尽管有可能我们会被大海卷走，"他用舒服了些的声调说，“我不是担心 这个的所有人。”他沉默了，而且更加犹豫了些，过了一会儿他说他关于这个梦没什么想法了。于是我问起他漂浮的混凝土的部分。“啊，奇怪吗？”他又沉默了一会儿。“它是这个躺椅的大 小。”我说：“这个梦听起来像是与你在这里的想法有关。”他的回应是“现实的”：“噢，因为我躺在这东西上，它看上去像是很容易进行比较的来源…….但是我最近感受更强烈了些，更有希望 了些。某种程度上混凝土与那种感受相关，我不得不说，我对此有怀疑，因为它对我是如此的一个异物。我的绝望就像大海，某种程度上我感到更有自信能在我的抑郁中游泳，并且应对它，不会被淹没。”于是我问到也在这混凝土救生筏上的其他人。“哦，我想其他人只有一个人，不是两个。他是个男人，我们在那儿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被要求待在那儿，关于一个什么任务…….我猜是，" 他惊讶地对我说，“那另一个人听起来像你。对我来说很难认识到，这也许是在帮助我，感觉上更像是我们两个在一起。”
回到弗里德曼
显然R先生在与我的系列互动中是犹豫畴瞎的，躲在他的（施）受虐的存在方式背后窥视着，也开始看到并体验到了一些其他东西，其他的一些不那么受虐的存在方式。他的主体位置一作为被击败的、无助的受虐狂一开始有了改变。R先生对我说话的方式不一样了，既更多地有了 “他自己的”方式，也有了“我们自己的”方式。现在有了一个“第三方”的感觉，梦和我们的谈话，尽管是脆弱而短暂的。当我将我的意识化的处理及我的技术放在一边，他开始找到他自己的迟疑的声音。我曾想要与R先生有某种体验，即带有一个技术理论（防御分析）和我自己的自恋性关注的特点的体验。因为看到我的方法不起作用，我先是抓住技术的运用，作为我 自己的防御性的表达。经过进一步的反思，我意识到这主要是由我 自己过去的内心争斗所驱动着的。然后，通过我自己的防御性， 我看到了一种防御性使我不愿听到他的言说所反映的他的思想。谁正在防御呢？谁正在阻抗呢？我们俩都是，尽管我在一个要对此做些什么的位置上。然后浮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少争辩性而更多分享性的临床过程：我们更多地是“共同在此中"。我的欲望转换到不同的一面，在此刻更多地与病人的利益结盟。我再次想知道，对于R 先生所体验到阻抗的程度，这是否带来了一些不同，什么因素使我起到作用。仍然可能是，我以解释焦虑和防御的全部方法促进了强烈的阻抗氛围。
从与R先生的系列互动中我感到的满足是实质性的。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我到达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我的满足的感受还不是建立在对R先生任何有意识的一致或赞成上的。我也没有要求他思考为什么他感到更加有希望了。在我看来，那会是在他刚刚开始感到他有权利有自己的一些东西之时，我以另一种尝试为自己去要求一些治疗性领域。我只是感到不错，因为我能够从他的方式中足够地脱离出来，以使他能够开始看到他自己。
在临床分析中没有舒适的休息之处。在随后几个月与R先生的 工作中，我的更加开放的和询问性的姿态一对此我变得很依赖一本身成为了一种阻抗来源。R先生再次后退了，尽管或许不像我担心的那么厉害。治疗时间变得费劲和无聊。我感到需要更直接地指出他的后退，我也这么做了。这一次，好像在精神分析的银行里我还有足够的信用，他能更好地谈到他怕我以及怕他所亲近的其他人，说时没有了早先伴随这样的互动时的那么多的痛苦。
尽管R先生现在不那么脆弱了，我过于频繁地聚焦在他的焦虑一无论多么机智巧妙地一还是经常会引向一个更加争辩性的氛围。最后，我保持一个相当弹性的姿态以及没有束缚于与R先生 相处的任一方式，似乎成为了我成功与他工作的最重要的方面。正如肯尼迪Kennedy (2000)在他关于精神分析中主体性浮现的富有启发性的文章中所写的：“我认为，事情发生在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各种各样的不断移动的位置上，主体在那里开放或关闭。这种移动成为人类主体性的基础。成为一个主体包含了某种开放，但关闭也不能被忽视。”（:p.884)很清楚，在R先生的案例中，他和我两人都是浮现中的主体。我的任何特别的位置，虽然在某时的一点上可能是有助于开放的，可能在另一点上会是有助于一个关闭与停滞的。
然而弗里德曼（1993)正确地强调了在精神分析中有一个“对工 作的请求……一个目标的弯曲，（以及）一个愿望的冲突”（p.13)’ 我们亦可以说分析师识别出他对病人的要求，识别出在分析性努力中的内在的欲望和决心，是朝向走出二元关系的第一步。这样的识别经常是至关重要的，在为“其他一些东西"，一个“第三方”浮现创造空间，这样的空间产生于分析互动，但又轻微地与参与的个体分离，产生于一个更少争辩性而更多分享性的谈话。
附注：
13 拉康的象征性指称理论除了温尼科特的理论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列维-斯特劳斯 （1963)的理论。但是可以说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的开创性思想与拉康的象征性指称理论和三元结构的特点极为相似。
14 类似的关于“他者”的例子请参阅威尔逊Wilson (1998)，拉普 朗什Laplanche (2000)，和拍兰Poland (2000)。
15 皮泽pizer (1992)描述过我想要表达的一面：“当精神分析师走出其熟悉的身份，就有种与患者同感的品质”（p.218;加注）。
16 R先生，像许多受虐狂病人一样，想要我为“做我的工作”感到 内疾（正如他以此防御他朝向我的施虐性）。这是对于我在此呈报的案例的另一种补充解读。然而，在我看来，向他指出这一 点，可能会加剧我所描述的二元关系阻抗。我仅是“做我的工 作”，或是“行使分析职责”这样的想法，正是掩藏了我的“做我的工作”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