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雷：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

作者：丁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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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张太雷

李大钊叮嘱他：“路上要小心”

1921年1月，张太雷第一次受命秘密出国，前往苏俄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第一个红色外交使者，登上共产国际大舞台。

张太雷接到通知时已临近春节，只好取消准备回家探亲的计划。李大钊把一封信交给张太雷说：“你到哈尔滨后，去找一位邓先生，他会帮你安排出境。”并仔细叮嘱：“路上要小心。”张太雷使劲点点头，兴奋地握住李大钊温暖的手。门外寒风呼啸，李大钊目送张太雷背影远去。

张太雷交代了天津团组织等工作，踏上北上的火车。到了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这里比京津地区更寒冷，张太雷裹紧长袍棉衣，使劲甩开步子，拐弯抹角地寻找东华学校。李大钊介绍的邓洁民先生，在1918年4月创办了东华学校（哈尔滨第一所中学），先设在道外滨江公园前二十道街路南，后迁至大水晶街滨江医院东侧，成为早期中国革命志士前往苏俄的“红色丝绸之路”秘密联络点之一。

张太雷乔装打扮出境后，乘上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行驶在漫天风雪里。谁知车厢里热气管逐渐不烧了，窗上积着厚冰，即使裹紧长袍棉衣，寒气依然逼人，根本无法入睡。由于苏俄严重缺煤，火车头烧的是木材，火力远远跟不上，所以行驶速度很慢。一阵狂风卷起雪片，裹着火车头冒出的烟尘，飞舞起来，掠过车窗。离开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后，经过凄清冰冷的贝加湖，前方就是第一个苏俄城市伊尔库茨克，它是西伯利亚版图上的交通枢纽。

这天奇冷，气温零下30多度，寒风似刀刮，令张太雷有点受不了。贯穿市区的安加拉河一半已结冰，张太雷随着旅客小心地走上架着木板的码头，脚下踩着冰雪，然后乘上“苏维埃渡船”小火轮进城。船舱里污泥痰秽，烟气混浊，他只得站在船头，任凭寒风扑面刮来，熬了约20分钟，才得以上岸。

伊尔库茨克是一座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远东古城。17世纪曾是东西伯利亚的首府，19世纪成为沙俄同中国贸易的重要转运点。半年前，这里刚被苏俄红军占领，还留下战火余烬，一切都在恢复过程中，因此街上店铺虚掩，行人稀少。

担任远东书记处中国部临时书记

张太雷走进烧着火炉的屋子，引来筹办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的惊奇眼光：啊，这就是第一个跨进远东书记处办公室的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

第一次吃黑面包，又苦又酸，夹着泥草臭味，哪里能同国内刚出笼的香喷喷的馒头相比，但能咀嚼出苏俄革命的艰辛。这里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工作人员和民众的一切生活必需品都由政府配给，口粮分为几等，每月15斤至45斤黑面包（俄1斤相当于中国1斤的四分之三），月薪最多为8000卢布，仅相当于中国的8毛钱，生活水平之低，让张太雷难以置信。

西伯利亚的3月，早春悄悄来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正式成立了。远东书记处由俄共（布）远东局委员、苏俄红军第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负责，他的副手是明斯克尔。在中国工作的维经斯基赶回来，担任秘书（责任书记）。因舒米亚茨基兼职很多，书记处日常工作由维经斯基负责处理。另外还有办公室主任布卡特、情报科长斯列帕克，以及青年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达林、国际妇女书记处代表勒柏辛斯卡娅等。

新组建的共产国际远东处设有地区科，即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等。张太雷参加了最初组建中国科的工作，从而建立起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直接联系。舒米亚茨基等人向上级递交报告时，明确建议张太雷担任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

1921年3月23日，共产国际给远东书记处41号命令：从3月23日起录用张太雷同志为书记处中国科［临时］书记，工资3级，每月6160卢布，由第五军政治部核发。（远东书记处1921年3月［22日］会议记录）

原档案或有缺漏，故在以上引文中加括号添上“临时”“22日”；“书记”，即秘书。“每月6160卢布”，相当高了，与舒米亚茨基的工资差不多，并且张太雷还享受领取军大衣等待遇，这真是“雪中送炭”。

张太雷的工作很忙。白天他全力以赴，撰写通报，寄给苏俄各家报刊，介绍中国情况。晚上，他熬夜起草各种报告，分别向国内和远东书记处汇报。第二天上午10点吃早饭，接着开会讨论、处理各种事务，其中包括接手原东方民族处留下的工作，筹备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等。

1921年5月4日，在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张太雷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代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致辞。大家建议他作《日本无产阶级与朝鲜贫民》的专题报告，进一步阐述他的开幕致辞的重要观点，张太雷欣然接受。为此，他查找了许多资料，并征求远东书记处负责人的意见，连夜动笔起草。5月7日，他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这是张太雷第一次在国际性会议上作专题报告，把日本、朝鲜和中国、俄国远东地区的历史和斗争结合起来，着重阐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主旨，提出朝鲜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根据张太雷的建议，大会决定以他的论题为基础，用日文发表对日本工人的宣言。

其后，张太雷还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三大”会议。事前，张太雷与舒米亚茨基完成了《致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书面报告》初稿，这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向共产国际所作的介绍中国国内有关情况的长篇报告。因时间紧迫，难以与国内陈独秀等人及时联系，远东书记处特地签发一张委任状，证明张太雷的身份。

美术作品：日共领导人片山潜（右）、张太雷（中）、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左）

质疑江亢虎的共产国际“三大”代表资格

孰料，就在共产国际“三大”召开之前，张太雷遇上了一件棘手的事情。那天，中国社会党首领江亢虎主动来拜访了张太雷。

江亢虎早年游历海外时，接触到西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便鼓吹“三无”（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把实现“大同”作为理想境界。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发表社会主义的演说，并把“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其实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政党。1913年8月上旬，中国社会党全国各支部除了上海，大部分都被袁世凯下令强行解散，江亢虎远赴美国，继续鼓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

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党（团）人提出成立中央机构即“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俄国共产华员局），得到联共（布）批准。7月28日，该机构负责人刘谦写信给国内“共产主义者”，介绍江亢虎的情况，并称其在近期前往国内，“如果见到你们，希望能接待他们”。9月，江亢虎离开美国回国，住在北京前门外海北寺街33号。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在北大红楼底层李大钊的办公室开会欢迎江亢虎造访。江亢虎发表了演说，表示要到苏俄和欧洲去考察一番，然后再定实际活动的方针。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李大钊等人放弃了和他联合的想法。李大钊表示：“我们总希望中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都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现在像江亢虎这样的人既不感兴趣，那末，只有我们这些后起者勇往直前的干下去。”

张太雷作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自然知道江亢虎的有关情况，因此在共产国际“三大”之前见到江亢虎时，他并不感到很吃惊。江亢虎向张太雷出示的会议俄文证件上写道（译文大意）：“证书第二百四十四号，给予中国代表江亢虎君参加第三国际大会，有发言权。”证书上落款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负责人科别茨基的签字。江亢虎进入苏俄时，还持有“国宾待遇”证书，上面有苏俄政府外交部部长齐契林、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杜荷夫的亲笔签字，俄文证书写道（译文大意）：“中国同志、新闻通信员江亢虎教授游历来俄，为兵工农政府之贵宾。现在调查、参考并搜集资料，拟编译专书。各机关应予以敬礼及便宜，用示尊重优待之意。”

张太雷感到必须要妥善处理好江亢虎的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和名誉（即唯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但是，江亢虎的列席证件已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批准，如何解决此难题呢？张太雷马上与俞秀松紧急商谈。

俞秀松

俞秀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又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也了解江亢虎的复杂背景，同样觉得问题很严重。他俩商谈后立马用英文起草信件，接连两次向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起申诉，质疑江亢虎的大会“代表”资格。但是，江亢虎依然出现在会场里。张太雷、俞秀松决定第三次提出申诉，并且请舒米亚茨基和日本代表太郎一起签名，由张太雷直接寄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提出三点理由：

1、他（江亢虎）并不代表任何一个中国政党。他自称代表的社会党在中国并不存在。他是中国反动的北京政府总统的私人顾问。

2、中国青年对他并不尊重，也不信任。如果他以青年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那么肯定会妨碍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破坏他们的声誉。

3、他是十足的政客，他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会利用他是共产国际承认的代表这一事实，在中国从事卑鄙的勾当，从而损害中国共产党。

江亢虎

之后，张太雷、俞秀松又进行了一番调查，再次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季诺维也夫，除了重申以上三点理由之外，还介绍了江亢虎及其社会党，以及他如何不择手段拿到护照的情况。

这次申述产生了效果，江亢虎的会议证件被收回，而且大会记录中始终未曾出现“左派社会主义党”（中国社会党）的名称。

列宁的报告给他以很大启发

1921年6月22日晚上，张太雷走进气势宏伟的莫斯科大剧院，参加共产国际“三大”开幕式，大家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色。主席台上的共产国际负责人季诺维也夫大声宣布开会，全场立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不一会儿全场再次响起热烈掌声，夹着一阵阵欢呼声，张太雷踮起脚，看见大会名誉主席列宁走上主席台。代表们不由得纷纷站起来，许多人干脆站在椅子上，全场一片欢腾，然后唱起了雄壮激昂的《国际歌》……

随后，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安德莱厅举行，聚集了52个国家100多个政党和组织的600多名代表。张太雷、俞秀松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第一次参加共产国际大会，瞿秋白以中国记者身份列席，并进行采访。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聆听列宁用德语演讲《俄共策略》。列宁指出，殖民地国家的运动从20世纪初开始，发生了很大变化，亿万人民——实际上是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积极的革命因素。在未来的世界革命的决战中，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原先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必将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它所起的革命作用也许比我们所预期的要大得多。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农民，虽然现在还很落后，但一定会在世界革命的以后各个阶段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

列宁（左二）在共产国际会议上讲话

大会主席台前拥挤不堪，“电气照相灯”不时闪烁，将列宁的头影投射在后墙红色标语上。张太雷当时听不懂，事后设法找来大会英文译稿，认真学习。列宁提出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革命密切关系的重大课题，使年轻的张太雷感到很振奋，促使他联想到灾难深重的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肩上承担的神圣责任。

为了探讨东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有关部门指示各国代表团分别推荐一名成员，组成“东方问题委员会”，张太雷亦在其中。部分代表不顾各国不同国情，要求制订统一的共同行动纲领。对此，张太雷进行反驳，认为根据各国国情决不能搞“一刀切”，应分为三种类型：先进与落后，以及两者之间的。

总结各方讨论意见，理清思路，张太雷提出了《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其中一些思路和观点都具有前瞻性，牵涉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对于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

大会最后一天（7月12日）下午1时，专门讨论了东方问题。美国、希腊、保加利亚等共产党代表发言后，会议主席柯拉罗夫插话，认为申请发言的名单中还有东方各国代表，为了抓紧时间，大会主席团决定对后面发言者说的内容不再翻译，并且限时每人5分钟发言。印度代表罗易马上表示不满，认为东方问题虽然被列入大会议事日程，但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张太雷看看这位直言不讳的罗易，还是服从大会纪律，没有宣读精心准备的长篇报告，只作了简短发言。他延续原来在旅俄朝鲜共产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思路，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远东各国的危害性，特别是对于中国，他希望“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他还介绍中国青年学生反对旧的社会制度，工人开始觉醒，多次举行罢工，指出共产党人还要继续努力工作和奋斗。

共产国际“三大”制定“争取大多数群众”的新策略方针，提出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参加反帝运动。张太雷回国后，担任马林的翻译，直接参与筹备和推动国共第一次合作，逐渐体会到“争取大多数群众”的深刻含义，以及实践过程中的复杂性、尖锐性。

共产国际“三大”还未结束，张太雷又于7月9日至23日参加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张太雷等人和其他国家代表积极发言。随后大会专门起草《在殖民地青年中工作的提纲》，坚决支持这些国家青年组织所进行的民族解放事业，帮助他们与国际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相结合。这些都成为张太雷接受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委托，回国整顿团组织、召开青年团“一大”的重要依据。

张太雷第一次莫斯科之行，在共产国际大舞台上精彩亮相，显示了中国年轻革命者的出众才华和政治素养，不仅赢得了两次大会代表特别是远东地区各国代表的信任和赞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和青年团的影响，而且在俄共（布）、共产国际档案上留下了崭新的一页，这对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