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墨水瓶事件” ——项骧与震旦大学

项骧资料图片

许多真相往往被掩埋在浩如烟云般的历史皱褶里，如果不仔细发掘，可能永远也没人知道了。

一百多年前的1902年11月16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全校200余位学生为反抗校方的专制而集体退学，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学潮。事情的起因是：11月5日下午，中院五班第一节课，国文教习郭镇瀛来到教室，看到他的座位上摆着一只装满清水的墨水瓶，认定是学生故意讽刺他，遂勃然大怒，责骂学生不敬师长。三天后校方决定开除三名学生，此举引发五班学生的激烈反抗，而校方又鲁莽地决定开除五班全班学生。其他各班同学闻此消息，非常愤慨，以民主思想浓厚的“特班”学生最为激烈，特班有瑞安籍学生项骧、林文潜、郭弼及林祖同（后改名林大同）。

“墨水瓶事件”发生后，督办盛宣怀大为震惊，数年来苦心经营的南洋公学，竟然在一日之间人去楼空，而他寄予厚望的特班，居然还带头闹事。11月23日，盛宣怀以督办名义发布告：劝导除特班、五班之外的学生限期回校肄业，“惟结伴闹学各生，断不准再行入学，以示区别。”这就相当于把特班生也开除了。如盛公所愿，其余的学生大部分都返回了学校。这一事件在《上海交通大学史》第一卷1896-1905里有详尽记载。

早在1902年正月，蔡元培自己和同时选派的24名南洋公学学生曾一同跟随马相伯学习拉丁文。马相伯著《一日一谈》中记载：“孑民（蔡元培字）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这24名学生中就有项骧，退学风潮后，项骧萌生了自己办学的念头。

1902年底，《新民丛报》第二十一号上刊登了署名项骧、谢无量、林洲髓，标题为《筹同学善后策》的文章。文中提到：“夫南洋公学与吾辈理想之学校，其相去诚不可以道里计，然其干涉之度，于我国各学校中为最低。”尽管项骧对于南洋公学颇为留恋，但毕竟是回不去了，于是，他接下来在这篇文章中又说：“兹不揣狂瞽，为吾同学诸君陈建设之策，拟名之以告学界，而分之为共和学校、共和营业之两部。”此共和是取民主、平等之意，这是项骧对于今后办学的一个设想。

1903年2月14日的《大公报》第四版刊登消息：“项渭臣（项骧字）所拟上海震旦书院，请马君相伯主之，暂借徐文定公之徐家汇老天文台……”很容易就看出，中国第一所私立民营大学，是项骧发起成立的，但他请自己的老师马相伯出来主持。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彼时，项骧还未满24周岁，但其心智已是非常成熟，并且志向高远！

1903年3月22日，《大公报》第四版刊登题为《震旦学院开学记》的报道：“二月朔，上海震旦学院开学，其师即南徐马相伯先生也……此震旦之设，实东瓯项君渭臣发起之……”这就更为清晰地指出，震旦学院的设立，是项骧发起的，“其师”为马相伯，也就是总管教学，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了。

190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第六期第八页，标题为《记震旦学院》的文章，其全文如下：“吾国向来习英国学者，读几本通用书，学数句外国语，即昂昂以通达西学名。坐是之故，凡关涉学问书，罕能读者。其言为奴言，其才为奴才，其译书亦为奴书，若是，于学何益？瑞安项君骧有鉴于此，去岁在上海设立震旦学院，其学课以读拉丁文为读各种文之总干，而参用法国哲学大家笛卡耳之教授法，以国语都讲，随授随译。其学科分为文学、质学二种，条缕分析秩秩有序。自中国开立学校以来，吾未见其匹也，敢为中国学界前运贺。”请注意，此全文均未提马相伯先生。

项骧所拟《震旦学院章程》，最早刊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一（1902年12月30日）出版的《翻译世界》第二期上。25年后的1928年11月9日《申报》第10版《震旦大学二十五年之概况》也记载：“项骧君所定震旦学院章程。”

1944年4月出版的《万象》第六期刊登了署名“宛序”的文章《马相伯与震旦复旦》，其中写道：“老人（指马相伯）的学问，也渐为一般文化界所认识。康梁二人，首先推重老人……后蔡元培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时，亦竭力提倡研究西方学问，此时或已有少数特班生赴老人处问学。及光绪二十八年南洋公学因风潮散学，有特班生瑞安人项骧（号伟臣后改微尘）者，初与谢无量、马一浮等，办翻译杂志，颇好谈哲学，故项君等时有访老人讨论哲学之事。后来更进一步，议办学校。老人允为学校向徐家汇天主堂借地址，并央请教士担任义务教授。其他一切，则由项君任之。此为震旦学校之权舆也……震旦一切课外行政之事，俱由项伟臣君担任。”项骧时任总干事，聘请马相伯为总教习。

《协和报》1911年第十六期题为《震旦学院流源考》的文章写道：“瑞安项君伟臣因于癸卯春，纠合同志负笈造庐，愿为门下士，马公遂为之擘画经营，手定课程，首重拉丁文及哲学……借徐家汇老天文台为校舍，定名为震旦学院。”

1939年出版的《复旦同学会会刊》第二期第八卷，署名赵云浦，标题《马相伯师百龄寿言》的文章写道：“震旦学院设在徐汇天文台东边……项君微臣任事独劳。”

我们现在百度“震旦大学”，其所言创办人均为马相伯，只字未提项骧。我认真阅读了马相伯所著《一日一谈》，其中一篇《从震旦到复旦》写道：“我教了二十四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阔而大之的必要，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Akademie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

文中所述震旦学院之创办较为模糊，所谓“我们”指的是谁呢？其中包括了项骧吗？

我深信当年大公报之“所拟”以及“发起”之说，因为当时客观事实的新闻报道，比事后的主观回忆更可信。项骧所撰《内子黄夫人六十寿序》言及：“癸卯、甲辰，与丹徒马相伯同办震旦学院，其冬赴日本视学。”项骧写作此文已是30多年后的1937年，时过境迁，他称为“同办”。

项骧的儿女亲家黄公略（菊裳）将军所撰《瑞安项微尘先生传略》有记：“癸卯、甲辰间，与丹徒马相伯先生创立震旦书院。马氏年事长，夙负物望，顾雅重先生，多所倚办。”

前面已经说了，创办震旦学院之时，项骧23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震旦学院后续的运作，在财力物力方面，德高望重的马相伯付出巨大，其作用他人无法替代。可是，我们还原历史记载，不难发现，中国第一所私立民营大学）——震旦大学，确实是瑞安名士项骧所发起创办的。后来，震旦大学又衍变成了今日的复旦大学。

项骧先生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