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当皇太后时，徐敬业和骆宾王叛乱，真的是为匡复社稷吗？
从皇后到皇太后，武则天的地位更高了，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高宗在世时，她参预朝政，遇事尚可与皇帝商量，只要处理称旨，她就感到惬意；现在一切重要政务都要由她亲自决定。不过这在她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最使她担心的，是她的政敌正在汇集力量，窥视方向，等待时机。他们对中宗被废，睿宗无权和武则天的临朝称制极为不满。这一点瞒不过武则天。她预感到一场更大的风暴就要来临。
文明元年（684）八月下旬高宗的丧事办完以后，武则天打算让睿宗临朝理政，试试他的才干，自己居后台辅佐。但是，一方面睿宗一味退让，说自己眼下缺乏能力，难以应付局面。另一方面，武则天长期参预朝政和独揽大权的经历，也增长了她的权势欲和战胜政敌的信心。因而，当睿宗表示退让时，她便决定继续临朝称制， “励精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也就是说，她准备用自己的全部才能治理国家，使国泰民安，以酬答高宗的顾托之重和睿宗的推戴之诚。为此，她决定首先刷新朝廷上下的面貌。
九月六日，武则天大赦天下，改元“光宅”，奖励在埋葬高宗时立下功劳的官吏，同时改变旗帜、服装的颜色和百官的称谓。旗帜由红色改为“金色”（白色），“仍饰以紫，画以杂文”，《唐会要》记载，官服由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八晶服深青，九品服浅青，改为八品以下服碧。
官名改名也很多，如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吏部为天官，户部为地官，礼部为春官，兵部为夏官，刑部为秋官，工部为冬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为内史。改太常为司礼，鸿胪为司宾，宗正为司属，光禄为司膳，太府为司府，太仆为司仆，卫尉为司卫，大理为司刑。改左右骁卫为左右武卫，左右武卫为左右鹰扬卫，左右威卫为左右豹韬卫，左右领军卫为左右玉钤卫。改御史台为左肃政台，专知在京百官及监察军旅，承诏出使；另置右肃政台，“专知诸州案察”。此外，还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以提高其政治地位。
这些改革，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只是显示了武则天准备“从头开始”，大干一场的雄心。可是对于这些变化，李唐宗室和官僚士族瞠目结舌，大惊失色。在他们看来，睿宗居丧之日，武则天代理朝政就不合“法”，但还勉强说得过去。如今高宗既已安然入土，武则天就应当立即归政睿宗，退出政坛，去安心当皇太后；不归政睿宗而继续临朝，且改变先皇遗规，这分明是包藏祸心！因而对武则天更加不满。就连原来支持武则天临朝称制，主张废黜中宗的裴炎，也走向了她的对立面。
光宅元年（684）九月中旬，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上书请武则天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庙。按照传统礼制，只有天子才能建立七庙：始祖居中，三昭三穆。武则天虽独揽大权，但毕竟只是临朝称制。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武氏七庙是不合“法”的，会招来僭越的罪名。因此，武则天没有采纳武承嗣建立七庙的建议。但她认为自己即已贵为太后，临朝称制，就应当进一步提高祖宗的地位，所以决定追封自己的祖先为王。裴炎知道这件事后，马上表示反对。用十分强硬的口气说：
“太后母临天下，当示以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之败乎！”武则天不为所动，回答说：“吕后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今吾追尊亡者，何伤乎！”裴炎又说： “事当防微杜渐，不可长耳。”
武则天不予理睬。
二十一日，武则天下诏追尊其五代祖克己为鲁国公，妣裴氏为鲁国夫人；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郡王，妣刘氏为王妃；曾祖俭为太尉、金城郡王，妣宋氏为王妃；祖华为太尉，太原郡王，妣赵氏为王妃；考士彟为太师，魏王，妣杨氏为王妃。又在故乡文水作五代祠堂，谥鲁国公日靖，北乎郡王曰恭肃，金城郡王曰义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妣谥皆从其夫。
这一事件，成了矛盾的催化剂。部分宗室成员和“大唐旧臣”不胜“愤惋”，暗中联络，准备反击。就在这时，徐敬业“据扬州起兵，自称上将，以匡复为辞”，率先打起了反对武则天的旗帜。
从表面上看，徐敬业的起兵是“疾太后胁逐天子，不胜愤”，欲顺“民情”而匡复社稷的正义行动。实际上却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有野心的武装叛乱。这一点，只要我们看一看起兵的前前后后就会明白。
根据历史记载，这次起兵的策划者和领导人主要是徐敬业和骆宾王，此外，还有唐之奇、杜求仁、徐敬猷等。
徐敬业是曾经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战将、功臣李积（徐懋功）的孙子。本姓徐，因其祖徐懋功被唐廷赐姓为李，所以当时称作“李敬业”。敬业少时，身强力壮，“射必溢镝，走马若飞”，练有一身豪胆和智慧，武艺比较高超，曾随李积征伐，以勇敢著称。历任太仆少卿，眉州刺史等职，袭爵英国公。从任职情况看，确有一定的才能。但为人狂妄。据说李积早已看出，曾担心地说：“破我家者必此儿”。不仅如此，此人还很贪财，有极强的权势欲。
骆宾王，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祖上没有什么大官，父亲曾当过博昌县令。宾王自幼好学，聪敏过人。七岁能赋诗，有“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等佳句传世。长大后，文思泉涌，在武功与富嘉谟并称，在长安与李峤并列。又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列，成为著名的“初唐四杰”之一。所作《帝京篇》，清新俊逸，时人以为绝唱。从学术上讲，诗、文造诣极深，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政治上却很不得意。
初为道王府属，乾封初拜奉礼郎、东台详正学土，历任武功主簿。上元中，吐蕃侵扰部、廓、河、芳等州，吏部侍郎裴行俭将率军击之，聘为记室；他辞以母老，拒不应聘。不久调明堂主簿，转长安主簿。仪凤三年，迁侍御史，坐赃入狱。次年六月遇赦。调露二年，拜临海（今浙江临海）县丞。郁郁失志，弃官而去。仕途不达，恐怕与他自恃才高，孤芳自赏，被上级认为“华而不实”有关，与他“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也不无关系。由于仕途坎坷，他常有怀才不遇之慨。《帝京篇》所谓“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遭回”，“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在狱咏蝉》所谓“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等，都是他自负、哀怨、怀才不遇思想的流露。
嗣圣元年（684)），李敬业（即徐敬业）坐赃被贬为柳州司马，其弟李敬猷受到牵连，亦被免官。兄弟二人与前周至尉魏思温偕行南下。当时，给事中唐之奇坐事被贬为括苍令，詹事府司直杜求仁被贬为黟令，也在南行之中，与李敬业等在扬州相遇。骆宾王自临海弃官之后，也来到扬州，正好碰上了李敬业一行人。熟人相见，同病相怜，“各以失职怨望”。他们回忆昔日的经历，感叹前程的渺茫，越说越伤心，越谈越气愤，越聊越投机。
在他们看来，像他们这样有才华的人，应当出将人相。如今沦落到这种境地，完全是由于君王昏庸，有眼无珠。如果按照朝廷的处分，身赴穷荒，那么高官厚禄，功名富贵，一切都完了；如果不去赴任，结果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们认为当今唐廷外疲于戎狄，内困于天灾，加以高宗新丧，易于摇动；而武氏以母后临朝，废黜中宗，冷落睿宗，独揽大权，已引起了许多宗室大臣的不满，这正是起兵的大好时机。
徐敬业和骆宾王自以为只要他们打出匡复的旗帜，登高一呼，就会得到很多人的响应。武则天一倒台，天下就是他们的了。纵或得不到天下，仍不失为匡复功臣，也不算白活一世。于是便不再南行，就以扬州为据点，乘武则天为扭转危局、埋葬高宗日夜忙碌之机，密谋策划起兵。
武则天得知后，剥夺了徐敬业的赐姓和爵位，派遣李孝逸、魏元忠统兵征讨。徐敬业兵败被部下所杀。而骆宾王结局不明，有的说被乱军所杀，有的说他遁入空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