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进士群体的特点，他们的共同利益，价值取向是怎样的？

金朝自 1115 年建国后，历经大约 20 年时间迅速占领了中国北方广大领土。为了维护占领区域统治秩序，选拔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阶层是必然之举。

金初科举考试是作为单纯以选拔占领区域官员为目的的权宜之计，直到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定贡举程试条理格法”最终形成制度化科举取士之制。

直至金亡国前夕，科举取士从未中断。女真进士科的出现，提升女真子弟的文治能力，使金朝科举制度具有女真民族特色。

历史学视域中的“群体”

群体作为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生存与发展的构成形式，形成了自身的内涵。

从汉字结构来看“羣”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可理解为“群体”由“君”、“羊”组成，即群体包括首领——指挥者，与群众——追随者。

近代以来，“群体”概念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在各个学科中具有特性，但核心内涵基本沿用社会学的概念界定。

社会学理论常把“群体”和“社会群体”作为同一范畴概念使用。早期功能主义社会学家涂尔干在“有机体论”的基本假设下，从社会事实入手，分析个人加入群体的机制，提出了著名的“群体意识”概念。

任何社会独有的特征，都主要取决于它包含群体的性质和活动。

社会整体对这种身份归属有基本的共识，即社会中其他群体对其表示认可。社会学领域从时空关系到行为方式对社会群体的界定非常明确。

共同的群体意识使得成员在群体活动中具有一致性，并把本群体视为整体，这是群体成员与群体外成员相区分的标志。

从社会学群体特征来看，考查社会群体的基本标准，就是群体成员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下形成直接关系。

社会学兴起于近代，关于社会群体的主要理论模型基本是以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为观察对象所获得的。

中国古代社会遵循自身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与西方文明发展路径大相径庭，中国史研究中的社会群体大多不符合“在一定时空下形成直接关系”的标准和特征。

在概念与内涵上，史学研究中的社会群体与社会学学术传统意义上的各类社会群体既有共同特质，又有较大差别。

历史学视域中的社会群体，既是基于社会学一般理解，又具有历史学学科的独特性质。

历史学研究通常在较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进行，在宏大历史场景之下，社会群体不必要以直接的交往联系作为判断群体的身份特征。对于社会群体形成而言，相同的身份特征和身份一致感更为重要。

这使得群体成员更容易形成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利益目标不能保证时刻一致，但在宏大历史叙事场景中不会有超越群体价值标准的利益目标差异。

在明清社会研究中，社会群体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研究者重视。从群体视角出发，对明代阁臣群体、明中后期儒学教官群体、中间群体等开展广泛深入的研究。

因此，作为历史学研究对象的社会群体遵循社会学群体划分理念，也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狭义社会群体，也可以冠之以“小群体”概念，即能够直接而持续交往的有共同利益诉求，身份认同强烈的人群。

广义社会群体在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中，具备一致身份特征与身份认同感，成员由具有共同利益和价值伦理取向的个体组成。

近年来关于辽金史研究中的群体研究逐渐增多，诸如武将群体、妇女群体、士人群体、吏员群体等，将具有某种特殊身份或特质者作为一个整体考查。

这些人能否能够作为“群体”来研究，却缺乏相应的辨析和思考。

辽金史研究趋势正从主要关注政治史和制度史，朝向借鉴多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注重社会史、区域史研究方向发展。

在此基础上对各类群体研究设定是客观科学的。辽金史学领域中大多数群体研究均可归为此类，本文研究对象金朝进士群体也是在广义社会群体的基础上进行关照和讨论。

金朝进士群体构成要素

金朝进士能够作为群体进行研究，取决于是否具备以上三个构成要素。

金朝进士群体存在的历史时间和空间

金朝自 1115 年立国，至 1234 年灭亡，立国 120 年。金朝进士称谓随之消失，成为蒙元

史籍文献中的“前进士”。由此可知，金朝进士出现在特定的历史时间范围之内，与科举制存在其他时段内的进士相区别，具有存在时间的特殊性。

皇统元年（1141），金、宋订立和约，确定两国边界，标志金朝疆域业已形成。金朝疆域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其疆域内部社会群体具有特定的存在空间。

金朝进士群体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间和空间之中。时间上与金朝科举制产生、完善与终结相始终，空间上与金朝行政区域扩张、稳定和消亡共存。

作为进士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尽管无法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大范围的直接交往联系，却在金朝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特有的群体风格。

金朝进士群体具有一致的身份特征与认同感

金朝知识分子通过最高级别科举考试中的特定科目，获得“进士”身份，以“学识”和“仕宦”作为确定进士身份的核心因素。

学识是士人阶层的总体特征，作为文化阶层的士人，更多体现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

科举制产生后，士人想要具有社会政治精英的身份属性，就必须通过某种类型和级别的科举考试，需要在某类知识领域中获得国家承认的最高标准。

金朝进士群体即由通过金朝廷举行的经义、词赋、策论三科考试获得进士称号和身份，也意味着在学识标准上获得金政权的认可。

金朝科举选士还有律科、经童、武举、明经、制举等科目，被称之为诸科。从考试内容对学识的要求来看与进士要求有较大差别，因此进士群体与科举取士中选的其他群体之间也有差异。

仕宦是金朝进士群体另一核心特征。学识出众的文化精英想要在政治上获取权力，并且把这种权力在家族后代中延续下去，最可行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入仕资格，进而成功支配行政机构。

这与金初女真入主中原后巩固占领区域，扩充地方行政官员的现实需求一致。进士群体的开放性使不分民族和出身的读书人都有机会进入群体中，共同性是来自于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活动。

即因为“仕”的价值以及入仕管道的开放性，进士群体规模扩张和延续，形成金代特有的士人阶层。金初进士群体成员主要以汉人为主，还有少量渤海人和契丹人。

随着女真政权对汉文化接受程度加深，女真民族整体文化水平提升，科举考试中专门为女真人设置策论进士科，女真进士进入到进士群体中。

进士群体成员释褐进入金朝权力运行机构中，依据制度要求逐级迁转，通过仕宦过程与国家权力互动，以此对金朝社会各领域施加影响。

通过对“学识”和“仕宦”两个核心特征进行观念建构，金朝进士群体在成员身份上获得一定程度的社会共识，进士个体对自己的身份也有明确的认知，实现群体身份认同。

具备通过词赋、经义、策论三科最高级考试的学识，意味着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拥有适合成为政治精英的文化属性。

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入仕资格，进士才能真正进入行政机构，在从基层官员逐渐迁转的仕宦过程中，实现进士群体特有的“君子之仕以行道”的政治理想。

金朝进士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取向

金朝进士群体在民族构成上呈现多样化趋势，不同民族出身的进士具有水平不同但内核一致的文化属性，成为政体中的精英。

在文官选任部分，金朝保持进士入仕官员在文资官系统中仕宦升迁的优越性，将进士科考试作为最重要的选官制度。

进士凭借特有的文化价值和行政能力与政权合作，知识载体与官僚合二为一，成为官僚政治集团中的一员，被赋予管理者的身份和角色，担负起辅佐君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重任，同时也获得政治权力。

对于进士而言，将自身与其他身份的人相区别，并将这种身份属性沿袭下去，这意味着能够长久分享政治权力。

金朝将尊儒重道思想确立为统治思想，其中“忠”、“孝”、“礼”、“义”“仁”、“信”等儒家核心思想为科举制倡导。金朝词赋、经义、策论三科以儒学为考试内容，儒家经典成为进士必修教材。

金朝进士接受儒家伦理思想的教育，遵从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在忠君、孝悌、重礼、仁政这些方面形成一致的处理政治和家庭关系的行为规范。

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尊崇和践行，是进士作为社会群体特有的价值观念，也是与勋贵、胥吏、近侍等群体在观念与行为上相区别的最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