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钻石业：在斯大林的“庇护”下活着
聊俄罗斯的钻石业，就必须讲到埃罗莎（Alrosa）——目前全世界唯一能和戴比尔斯（De Beers）相提并论的钻石业巨头。埃罗莎是个国企，大部分股权都握在俄罗斯国家手中，它的钻石产量占全俄总产量的90%以上，甩了其他俄罗斯钻企十条街都不止。
就我个人观点来看，埃罗莎（甚至是整个俄罗斯的钻石行业）一直在市场经济的门口“进进出出”，一会儿像个私企，一会儿像个国企，怎么都摆脱不掉计划经济的影子。
各位小伙伴应该还记得，疫情期间埃罗莎曾表示，Gokhran（即“俄罗斯国家贵金属及宝石储备库”）会买自己价值十亿美元的钻石库存，以解企业的燃眉之急。五月到八月期间，我在《钻石观察》上前后写了8篇文章提及这个事儿，后台收到了一些相当有趣的反馈。
Gokhran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1672-1725）。1719年12月，彼得大帝签署了著名的《彼得法令》（Peter's Decree），认为需要集中俄国所有的贵金属和宝石资源，用来建设一个强大的帝国。自此才有了Gokhran“国库”。
有分析师认为，俄罗斯的钻石行业就是“一朵奇葩”。因为它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在计划经济中孕育和成长的。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钻石业一直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影子。比如之前说的那个Gokhran事件，怎么看都像是前苏联政府拯救国企的套路。放眼全世界，似乎没其他公司能这么干。
于是有一个叫Sergey Goryainov的分析师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难道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是钻石行业对抗疫情影响的利器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看一下历史。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曾经发生过两次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第一次是1974-1975年，第二次是1980-1982年。第一次危机之后，全球钻石（成品钻）批发价下降了50%，产量跌了25%，回到了1958年的水平。第二次危机也是类似：全球钻石价格再次猛降，产量也跌到了20年前的水平。这两次大跌对于钻石行业，尤其是对于中游而言，是极大的打击。有人戏称，那两次危机给钻石业带来的唯一的好处，是宣传“钻石投资”的人变少了。
只不过人类是善忘的，后来经济形势好转，很多人又开始浪，导致了2015年整个行业都爆发了新问题。
但是无论是批发价的下降还是产量的下跌，这里面都没有包括前苏联的钻石业。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前苏联钻石业，是“独立”于全球市场之外的神奇存在。
现在的业内专家曾经访问过经历了那段时期的俄罗斯钻石业内人士，他们纷纷表示“当时并没有意识到有所谓危机”。举个例子：第一次危机期间（1974-1975），戴比尔斯在南非的开采进度是10米/年，但在雅库特（Yakutia，俄罗斯钻石矿区）的进度却至少能达到戴比尔斯的两倍，甚至有时候超过了40米/年。不但如此，在1975年的时候，俄罗斯还投资了一个新的钻石矿（Udachny）。整个过程真是令外界不可思议。
危机？裁员？降薪？停产？战斗的民族疑惑地表示：“你说啥？”
为什么前苏联的钻石业能坚挺得“令人发指”？据后来的业内分析，因为当时苏联钻石业的开采和销售这两块都是由几个互不冲突的部门管理的。那会儿Yakutalmaz和Uralalmaz把钻石挖出来，然后以协议价卖给Gokhran，并由后者去决定卖给其他国家还是自己囤着的问题。
这个“协议价”很有意思。它跟国际市场上的交易价格基本没关系，而是只需要支持矿厂的运营和研发费用就行。矿厂每年的工作就是报成本、报预算、报计划，政府的工作就是审批，然后打钱。这种高度集中的国家采购形式，保障了前苏联钻石矿企免遭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让矿企能不断地投入基础建设、做出颇有效率的生产规划。
为什么前苏联这么支持发展钻石产业呢？因为1946年的时候，斯大林签署了一份名为《国家钻石行业的发展》（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diamond industry）的红头文件。根据这份文件，前苏联钻石产业的生产和销售是分开管理的。
斯大林去世之后，前苏联的冶金部曾经提出过将生产和销售合为一体的想法（1953年），但当时提方案的老兄在这个行业资历有限，所以并没有受到重视。加上1954年2月份钻石业被转移到了一个叫Lomako的人所管理的部门，而Lomako是出了名的“Old School”，所以直到1988年，前苏联的钻石业都保持了生产和销售分离的状态。
这种状态总结起来就是：Uralalmaz和Yakutalmaz负责开采，Gokhran（国库）负责保存，外贸部负责销售。
这种模式有两个好处，一是各个环节的领导人都极为了解自己操作的领域，二是各环节之间不会有冲突，大家“各司其职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
当然了，现在的俄罗斯钻石分析师也承认，当时戴比尔斯（De Beers）对前苏联的钻石业是有很大贡献的，因为它要负责承受来自国际市场的各种风险，从而每年确定从前苏联采购多少钻石。没错，戴比尔斯在那个时候就是前苏联钻石的甲方。
唯一的问题是，即使戴比尔斯不买货，苏联人还是会不断地开采和生产。甲方不是“爸爸”，国家才是。
正是这种模式，将前苏联钻石业从两次世界级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从雅库特到乌拉尔山脉，没有任何一处钻石矿停工，也没有任何矿区停止基础建设投入。因此，在两次经济危机过去之后，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前苏联钻石业拥有了极为厚实的发展基础。
1988年，随着前苏联政府的动摇，这套机制也被逐渐抛弃了。当时成立了一个叫Glavalmazzoloto的组织，意思是“钻石和黄金委员会”，一把将钻石开采和销售都抓到了自己手里。这个做法和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吻和的。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这是一次极富革命意义的转变。当时甚至有人说，苏联打算建立一个“苏联戴比尔斯”（Soviet De Beers），成为全球钻石市场的“独立玩家”。
委员会的控制权落到了一个叫Valery Rudakov的同志手中（如上图）。这位Rudakov被认为是当时最杰出的行业领导人，因为他不仅懂钻石开采，还懂企业管理，甚至在对外经贸方面也是个谈判专家。如果各位搜索一下Rudakov的情况，可以发现这个人就像鳄鱼一样冷静、老练。他不但敢于提出将Glavalmazzoloto独立出来，更拿着国库里的钻石向戴比尔斯要贷款。
业内后来都认为，Rudakov之后，这个委员会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如此强悍的人物。
前苏联政府倒台后，这个“苏联戴比尔斯”就在1992年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钻石巨头——埃罗莎（Alrosa）。
但是埃罗莎刚成立不久，俄罗斯就再次出现了将生产和销售分开的反对意见，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Roskomdragmet（俄罗斯宝石委员会）的主席E.Bychkov。在他的主导下，不少声音都希望将俄罗斯钻石业拉回到“斯大林时代”。
在不断的争斗中，埃罗莎和戴比尔斯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难，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戴比尔斯正在“奴役”俄罗斯钻石业，俄罗斯需要自立自强。大家觉得，俄罗斯的出口商应当自己进入国际市场，成为戴比尔斯的竞争对手。
不过，埃罗莎的生产和销售虽然并为一体，但依旧和戴比尔斯保持了独家供销关系。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面提过的猛将Rudakov同志。他作为埃罗莎第一任老总，是支持和戴比尔斯合作的。
但是这种模式后来被证明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人也想自己卖钻石，另一方面（也是业内公认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矿企和投资者的发展方向往往背道而驰”。这种矛盾导致了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麻烦。甚至有人说，2017年米尔矿（Mir Mine）的灾难也源于这次决策。
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们暂且不做议论。
2006年，欧洲方面出于反垄断的需要，要求埃罗莎和戴比尔斯终止合作。埃罗莎开始“自立自强”。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将埃罗莎推到了死亡边缘。怎么办？
此时俄罗斯国库Gokhran再次出手，以强悍的经济能力为埃罗莎扛住了风险，并将公司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有人说，在俄罗斯钻石业发展的近百年时间里，无论是金融危机时期，还是今天的疫情时期，“斯大林精神”一直在发挥作用。我个人认为，埃罗莎确实是在某种“庇护”下保住了自己世界第一大钻石矿企的位置，而“斯大林精神”是渗透在俄罗斯钻石业内部的思维方式，它会在危机时刻发挥作用。
相比之下，戴比尔斯却是没有政府支持的企业。DTC（戴比尔斯钻石销售公司）从全世界（包括自己在加拿大、博茨瓦纳、纳米比亚和南非投资或部分投资开采的钻石矿）购买钻石，然后通过看货商和拍卖会制度销售出去。这种机制迫使戴比尔斯必须时刻和国际市场接轨、时刻考虑怎样影响下游的接盘能力等等。
在这里，我不想说任何一方的好话或坏话，因为两者所处的经济环境、时代背景都不一样。我只是想通过回顾这段历史，向各位小伙伴表达一个简单的观点：
时代能造就行业，而非行业造就时代。
钻石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