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城市阴谋》连载之八
长篇小说《城市阴谋》连载之八，本长篇已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由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王树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先生联袂推荐。
第五章 单位犹如吞吐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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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单位人，我在最早上班的那两年里，一切是循规又蹈矩的。我从来不迟到早退，也不吊儿郎当，更不调皮捣蛋，见了领导，我一直是笑脸相迎，虽然并没有挤仕途的意思，却是出于尊敬。对同事，我是有忙则帮，能帮什么就帮什么，能给什么就给什么。我们厅的人都认为我能办事，而那些帮我办事的朋友们常在事办完了后对我说，陈东东呀，你真是个大傻冒。
傻冒不傻冒并没有关系，关键是那些朋友还够哥们，有事就给办了。不用送礼，按他们的话说，能在市场经济一切要有等价交换的年代里，这样做是够给我面子了。
面子不面子，实际上我并没有觉得，我只是在日子的滑轮中转过了一圈又一圈后，突然感到单位真是一个巨大的吞吐场。每一天我对自己的这种生活在心里骂了千回百次，虚构了第二天一定要辞职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但是却没有勇气像俞大为他们那样脱离他。
我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早晨七点钟起床，洗完脸后到饭堂吃点东西填饱肚子，然后骑车一路小跑，到办公室里拖地、打水，准备领导当天的会议发言材料。然后跟着领导跑腿。一天到晚下来，人也累的不行。遇上没事时，自然是在办公室里看报纸上的花边新闻，和同事聊天，讲一些刚刚听到的段子，然后喝茶，打电话，定饭局，然后下班。
黄平阳说，这种生活就像他妈的机器人似的，亏你还呆得住。我说我就是喜欢单位。黄平阳说，总有一天你会被单位憋死。我说，憋死了我也算得上烈士，你在公司里死了却啥也不是。
黄平阳哼了一声，便拿起我的电话侃山。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着便睡了。黄平阳几时走的我都不知道。他是一个独行侠，谁也不知道他每天夜里到底要睡在哪里。
我曾对他说，人生最大的失误，除了政治上的、经济上的错误，便是不能进错了房，上错了床。
黄平阳说，那是因为你还不会上床。上了床，你便会发现那里是世界上最美丽和最快乐的地方。
和黄平阳一样，俞大为在我面前最爱吹嘘的便是他辞职的那天，他把一大叠材料摔在了他们领导的桌子上，领导吃惊得站了起来。因为俞大为从来没有在他面前这么放肆过。领导的脸涨红了，好半天没说出话来。最后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说，你是不是不想在单位干混了？俞大为说，的确如此。俞大为一边说一边掏出了一根烟抽，平素他们在单位里是不准抽烟的。领导到底是领导，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跳起来，他只是说，啊，你真想走？俞大为说，我受够了，我来了一年，整天就学会了扫地打水，应付检查，他妈的这样过下去太没劲。领导说，你不要忘记了，你是×将军介绍来的。俞大为说，我的选择现在与他无关。领导噎住了。因为那位将军的部下正是这家企业的老总，他被人家管制着呢。领导说，我平素工作太忙，对你关心不够，但这也不是你辞职的理由吧。俞大为说，领导工作忙，顾不上我们也是正常现象，不过我辞职与这无关。我只是不想再这样过下去。领导说，既然这样，我们便少做一个下岗人员的工作了。俞大为听后骂了一句脏话，然后扬长而去。
辞职那天，俞大为请我们几个喝了酒，一边喝酒一边神采飞扬地对我们叙说。我们都在饭桌上对他大加赞扬一番，认为他把我们心里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端到桌面上来了。作为单位人，我们最大的毛病便是心里想的多，可行动上大胆不够。什么都得藏着掖着，不敢让人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大家见了面，都笑嘻嘻的仰天打哈哈，可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却关起门来骂娘。中国人都把走仕途当作正经的职业，并把仕途上的高低当作成功大小的标志。在我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小小县城，一个小官的位置便让人津津乐道得了不得，人们讲起谁来，就会说，那是谁的谁的关系。一脸骄傲的神态，好像那个关系和那个位置都是自己的似的。在北京城里，那些常年居在天子脚下的子民，只要还是吃的单位饭，便更是以倨傲的心态谈起每个人的升迁问题，小到邻里科室，大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谈起来津津乐道，如数家珍，仿佛自己就在那个位置上，与那个位置密切相关。讲着讲着还不时要关起门来，露出一点小道消息，仿佛国家领导人在决定某件大事之前已给他们打招呼了，弄得活灵活现。不仅男人如此，女人讲起来也毫不逊色。
后来在另外一次酒桌上，黄平阳说，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把当官的当成神圣，而把夜里的发生的事拿到白天来说，那么我们国家就进步了。但我想在苦难中长大的中国目前肯定还不会达到这种地步，因此大部分单位人还是要继续走仕途当官。可是按我的性格当不了官，又不太适应社会上的市场经济，因此只好还在单位里混饭。
俞大为对此不屑一顾，他在辞职之前其实早已想好了退路。因为大机关的工作便利，他已认识了各条道上不少的朋友，这些朋友便是他宝贵的财富。俞大为说，我开个公司，根本用不着别人那费力，有时候我想，出了单位，怎么好事全涌来了呢？
那时北京刚刚兴起电脑热，俞大为通过一个银行朋友那里借来巨资，把从南方海关偷运来的那些硬件软件内存条一箱箱地运到了北京，堆在地下室里。起初那位银行的朋友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俞大为亏在里面，让他也在阴沟里翻船。钱既然借了出去，又收不回来，银行的朋友还为此跑到庙里烧香。俞大为说，要死死在一起，你以为你的风险基金是那么容易得到的么？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北京的电脑主板一下子暴窜起来了。换俞大为的话说是火到极点了。半年时间，他赚了整整１００万。与他当初闯进北京来拎着一条王八求人的寒酸相比，俞大为简直是换了一个人样。他在中关村最好的黄金地段租了写字楼，请了几个赛过模特的漂亮小姐，公司像模像样的开张了。开张那天俞大为也请来了那位吃过他乌龟的亲戚。将军一看那气派，平整直立的腰顿时塌了一截。后来聪明的俞大为请他来当顾问，每月给将军相当一笔的顾问费，一来照顾了那位退役后囊中羞涩将军的自尊心，二来有什么事将军还可照应，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俞大为聪明就聪明在这里，那之后，果然银行的、税务的、工商的、城建的、还有治安办的、技术监督局的人，都没有找他什么麻烦。将军也乐得收比自己退休工资还高出一倍的银子，改善改善一下生活，见了面就夸俞大为有出息，说自己当初没有看错眼。
俞大为不是一个善人，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因此他在心里常常笑将军的那副得意样子。俞大为说，每个人不管地位高低，其实都是别人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我也见过那位将军，是在俞大为一次客户招待会上。黄平阳指着一个挺着大肚子的老头说，看见了吗？那个脸上笑眯眯的老头，便是吃了俞大为王八的那个人。我当时正喝着可口可乐，听黄平阳这样说，忍不住喷出可乐来了。大家纷纷望着我，俞大为甚至还剜了我一眼。我理也没理他对黄平阳说，听说他在位时权倾一时，怎么到俞大为这样的公司来当顾问呀？黄平阳说，这还不简单吗？老头在位极为廉洁，刚直不阿，退下来后便门前冷落鞍马稀了，心里不平衡呗。黄平阳还特意地向那位退下来的将军敬了一杯酒，亲切地叫他老前辈，然后说他劳苦功高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什么的。老头高兴起来了，把黄平阳的手握了又握，说希望在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老年人的，也是年轻人的，但归根结底是年轻人的。老头说话时语重心长，把黄平阳逗得咧着嘴直乐。
有了这个背景，俞大为便迅速地窜起来了。他的计划是，在世纪末的那天前，至少要赚足五百万。五百万在我们眼里自然是个天文数字，我们明知道不可能得到它，所以对俞大为的豪言壮语也就不以为意。作为单位人，除了在每年的报表上适当夸大一下，我们从来不敢在别人面前提起具体的金钱数字。我们要做的一切工作目标，便是让领导满意，让上司满意。只要领导满意了，工作也就到位了，任务也就完成了，至于群众的意见，还是让它们委屈地等一等和放一放吧。我们办公室的小宋说，单位人，关心的是房子和待遇，关心的是政策会不会变，但政策是单位人制定的，单位人肯定不会把自己弄得很惨。因此，他每天给我们的信号是：同志们注意了，下面宣布一个特大喜讯，那就是请大家放心，今年国家的政策不变，单位人还是吃皇粮，饭碗还是铁的，医疗费还是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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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小宋相比，我那时并不关心房子，也不关心饭碗是铁的还是金的。我最关心的是要找一个老婆。在人家都说房子比老婆更重要时，我却觉得老婆比房子更重要。你可以想想，一个二十八岁的处男，每天下了班后还爱泡在办公室里看书或者谝电话正常不正常。加上我在北方有的一个朋友，特别重视友谊的程度，那时他刚结婚，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向我汇报一次他和老婆间的战况。那些战况总是让我的心里莫名其妙地发痒。
我说，老兄我求你别再说这些了。其实心里还是想听的。
他说，哥们，我开头没发现结婚的好处，现在真是觉得妙不可言了。
我说，你老实告诉我，在结婚前除了你现在的老婆外，你和其他的女人有没有过性关系？
他说，我老婆在这里，我不能说啊。
我说，你用老家的土话说，她听不懂。
他说，那也不行，这样会挑起家庭战争。我说不说就算了。他却为了说服我，急于表白地说，我到外面的公用电话里用磁卡给你打吧。于是他真的跑到外面的磁卡电话厅对我讲起他的艳遇，说是他谈的第一个朋友是个教师，两人一来二去便熟了。有天深夜他在她们学校和她爱意正浓时，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北方的朋友心里直乐，真是天助我也！那一夜他便睡在她的房子，开头是一个人睡沙发，一个人睡床。但接着两个人都不敢动一下，都装作睡着了。最后两个人同时翻身同时搂在一起了，搂在了一起还有什么好事！
第一次嘛，还没有经验，一会儿就完事……朋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我那时也不知什么就是叫完事，所以听了也不过瘾。北方的朋友好像抓住了这个特点，每次都给我来上一点，把结婚的好处说得天衣无缝，妙处生花，让我还怀疑身边那些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的已婚人士是不是在做戏。因此有一天这位朋友又在大讲特讲时，我插了一句问，你老婆知道这事么？
他说，傻子，我老婆要是知道我还能像今天这样逍遥？
我说，你老婆既然不知道，那你就是在骗她。
他大笑着说，傻瓜，如果老婆对你百分之百的了解，你们还能走到一起么？两个人过日子，也要讲一点神秘，不然一点趣味也没有。你是不是在单位里呆傻了？我看你进行性的启蒙是势在必行的，不然，在你享有初夜权时，你可不能找不到地盘，还像某个书呆子似的计算黄金分割……
因此，朋友几乎每天夜里都要借用他们办公室的公用电话与我聊上一会天。我想，既然婚姻那么好，他不守着老婆，守着电话与一个男人聊天是什么意思？心里还揣摸着他千万别有同性恋的爱好。于是我说，你算了吧你，整天讲这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是很厉害的，如果他们窃听到了，你便完全可以当作扫黄对象了。
朋友说，嗨，这你就不知道了，那些人比我们更爱听这些。不然，那些警察，为什么会在逮住了嫖客时，总是要他们提供细节，越细越好，细到聪明的嫖客为了早日出去，便不惜声誉编故事了，越是离奇的，警察便越爱听啊！
好像看到我心动了，朋友便趁热打铁地让我早日找对象，早日过上正常的性生活。按他的话说，一个男人快到了三十岁还没有性经历，真是太可悲了。
我倒不是为了早日过上性生活才急于找对象的，我主要是觉得在这个城市里，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单位人，心里非常的空虚。每天下了班后，我简直不知该往哪里去，回到房子里便是睡觉，睡了觉后便是看书看电视，看完后便是新一轮的惘然。我另外一个也在单位里上班的朋友郭伟，有天打电话对我说，唉呀，真是的，在单位里上班，只能看着别人发财。
我说，那你就辞了工作单干呗。
郭伟说，我像你一样，还没那勇气。
接着郭伟就谈单位对人的坏处。他说到最坏的是，单位人为了单位，连自己性爱问题也得随着它转。我对此感到非常好奇，心想性爱与单位有什么关系？只要是你扯了结婚证，非法的性爱便受法律保护了，不是嫖也不是呷的，单位管你们两口子作爱干什么？
郭伟说，这你就不懂了吧。傻子，为了上班，我一般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比较忙，而我爱人是护士，恰恰相反，她是礼拜二、礼拜四上夜班，因此不能太累了是不是？我太累了上班便打不起精神，你没见街道上四处贴着壮阳的广告？好不容易在家吧，为了单位明天的工作，只好作出牺牲而不能尽兴啊。好不容易遇上不太忙的时候呢，她又不在家。你看看，这不是单位把我们正常的性爱也改变了？我们只在星期六才敢这样，幸亏没有孩子，要是有了孩子，星期六可能也干不了。给你说这个你不懂，人不是时时都有那种情绪的，傻子，你知道不？
我听后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便无端地悲哀起来。我也不知道这种悲哀到底来自身体的那个部位，要是知道我一定到医院里去割掉这一部分算了。后来想起这可能是祖上遗传，便放弃了这个打算。
日子就这样周而复始，一天又一天，终于又把我想自杀的那种情绪引出来了。因此，我又开始写信。写信后来占用了我大量的时间，这种古老的方式曾是被我们遗忘了的。因为现代的生活匆匆，迫使我们渐渐抛却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但是只有孤独的人，才会发现，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不见面的交流可以避免交谈中的思维的突然“断电”，写信是不会断电的，你无穷的思想变成文字，有时读起来还有一些美感。这封编号００４的信是致我大学的老师何来国教授的，因为那时我刚刚迷上上网，因此很快学会了那种语言方式。这种语言方式，是我们厅里的张楠教我学会的。在她的眼里，我是个很怪的人，不爱说话，但说起来，便让人想笑；不爱行动，但行动起来，学什么东西都是快手。写这封信时，我想起了大学老师何教授那副心忧天下却快快乐乐过日子的样子，忍不住有些羡慕起人间的生活来了，但按何教授的话说，幸福不是毛毛雨，它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因此我们觉得生活不幸福，肯定还是努力不够或者欲望太多。有了这样的基调，我对何教授的信便有些诙谐。这封信我本来是想请张楠用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他的，但想自己还并未见马克思，这不过早地暴露了目标么？到时想死，恐怕也死不成了。因此还是准备用写信这种较为古老也较为安全的方式－－我是一个传统人，有些东西根深蒂固，改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