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存金：方国瑜先生与傣族史研究
近30年来，学界不断有总结方国瑜先生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地方文献、民族语言学、方志学等领域研究贡献的文章发表，但关注先生傣族史研究的专论还较少。方福祺先生讲述了《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的撰写过程；段瑞、丁存金等对《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的内容体例、撰著特点和价值等进行了探讨；杨春芳介绍了《傣族简史草稿》的成书时间、内容、特点，并与《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进行了对比，使得该成果能够为学术界所知。在方先生逝世35周年（2018年11月）纪念会上，黄兴球教授对方先生傣族史研究的当代意义有进一步阐释。傣泰民族历史研究至今方兴未艾，国内外整理出版了大批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近年，“泛泰族主义”又在一些网络新媒体上被广泛宣传，颇值得关注。借此机会，余不揣浅陋，将方先生的傣族史研究做一些总结和讨论，以表达对一代大师的缅怀和崇敬之情。
方先生的傣族史研究是从史料搜集和整理开始的。1935年10月30日，方先生作为“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中国委员随员参与滇缅勘界工作，亲历边疆民族地区，记录了自己的感受，撰成《滇西边区考察记》，记载了大量傣族风土人情的资料，《麓川思氏谱牒》就是1935年冬，方先生于孟定土司罕氏家中，土舍罕定国口译，逐句录下的。此次“中英会勘滇缅南段未定界委员会”工作的具体任务是联系未定界地区内的土司头人和进行边地实地调查。方先生自言“及至边区，始知前所知识，率多谬误，研究边疆问题之难如此”，故1936方先生留云南任教后有两年时间专门搜集元代有关云南史料，其中有部分是关于傣族的。1938年云南通志馆开馆后，方先生十年中连续参加云南通志的编纂、审订、续修工作，未能按照原计划完成“元代云南史”的撰著。在云南通志馆工作期间，是方先生开展云南史地和民族研究的重要阶段。在《新纂云南通志》中，方先生编写的部分有《疆域沿革考》《历代建制沿革表》《历代沿革图》《金石考》《宗教考》，由他修订的有《族姓考》，这些工作为方先生开展傣族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暹罗政府和学界接受西方学者提出的“南诏泰族王国说”，改国名为“泰”鼓吹“大泰唯国主义”，妄图吞并中国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及越南、缅甸、老挝部分疆土建立“大泰国”。针对暹罗政界与学界篡改历史、歪曲事实的行径，方国瑜先生应顾颉刚先生约稿，拟定撰写《僰人与白子》《叟与爨》《南诏之民族》《白衣与摆夷》《中国的云南》《暹罗与中国》数篇论文，以中国历史发展整体论的理论为指导，从宏观历史与地理考释两个方面厘清云南境内两大民族，即僰与爨的起源、发展历史，分析南诏境内的其他民族，探讨云南摆夷的族源发展，以事实阐述云南民族历史。此后，方先生仅公开发表了“《僰人与白子》《南诏是否泰族国家》两文”，“泛大泰族主义”的兴起，使方先生逐步意识到开展傣族历史研究对于维护国家边疆安全和领土完整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其最先搜集整理傣族史的文献资料。
1938年，方国瑜先生与凌纯声等人主办《西南边疆》杂志，时已经刊登不少有关于傣族史的文章。1942年7月，国立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正式成立，方先生任西南文化研究室主任，校长熊庆来敦请了十余位校内外之著名学者为西南文化研究窒委员会委员。西南文化研究室的主要任务是出版图书，并主办多种学报和专刊，至1949年,编撰出版了十多部著作，涉及傣族史的有方国瑜先生的《滇西边区考察记》（1943年7月出版），李拂一译的《泐史》（1947年2月出版），李拂一撰的《车里宣慰世袭考订》（1947年4月出版）。方国瑜先生参与创办《西南边疆》杂志和主持西南文化研究室的出版工作，为傣族史研究贡献颇多，更难能可贵的是与当时研究专门傣族史的李拂一、江应樑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43年方先生将已搜集的元代傣族史料做补充和逐条解释，分傣那和傣泐两个区域写成编年纪事和地理考释，抄出一份清本。此后继续辑录明代傣族史料，就《明史·土司传》将史料分地域汇录成若干篇并作了解释。后来计划继续做清代部分，对史料也做了一些初步辑录和整理，但没有做完。方先生有着一个完备的傣族史研究计划，每一步工作都将史料收集和整理作为基础工作。1946年后，方先生虽没有时间专门做傣族史的工作了，但对傣族史的研究始终念念不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先生有机会接触一些傣族人士，经常向他们请教。1954年，云南成立民族识别工作组，林耀华先生任主任，分7个组进行工作，方先生任副主任，也参加了这项工作。1955年，马幼初、缪子雍等人去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方先生将元代傣族史料抄录副本，请他们带去，希望能补充一些资料，但他们回来后，未能给出什么意见。后方先生又将稿子交给已经开设傣族史课程的江应樑先生，请他提意见，但因部分内容二人有见解不同之处，因而也未能收到什么意见。1956年，开始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方先生担任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编写了《云南民族记录》等资料，并亲自到西双版纳、德宏等少数民族地区调查。1957年应云南人民出版社要求，方先生在原稿基础上又做了修改补充，定书名为《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1958年8月公开出版。
方先生曾写成一部《傣族简史草稿》，因未能公开出版，学界较少提及。2009年的《傣族简史》（修订本）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出版说明》中说：“早在1956年，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1958年，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具体主持、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在京和各省区有关单位的积极参加下，一面继续进行调查工作，一面开始编写各少数民族简史和简志，到1959年底，大部分完成了初稿。1963年，民族研究所把这些初稿全部付印，以便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使之达到公开出版的水平。”方先生的《傣族简史草稿》应就是当时参与这项工作时完成的，时间约是1960年前后。
1960年后，方先生开始修改《云南民族史料目录题解》，直至1977年完成《云南民族史料目录概说》，对有关傣族的《麓川思氏谱牒》《百夷传》《泐史》《车里宣慰世系》《明史·土司传》《土官底簿》《蛮司合志》《云南诸夷图》《四夷馆考·百夷馆》等重要史料都进行了目录题解。此后，方先生写成《麓川思氏谱牒笺证》发表于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民族学报》1981年第一期、《西双版纳的“泐史”概说》发表于《思想战线》1983年第3期。
方国瑜先生研究傣族史的缘起与1939年6月24日暹罗改国名为泰国有很大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泰国有一首歌曲十分流行，歌词大意如下：
我们的民族称为泰族，自古就是伟大的民族；我们以前居住的故乡，位于亚细亚洲的中央。当中国人向南侵略时,泰族的家园受尽掠夺；驱赶之势如烈火蔓延，泰族的故土终遭沦陷。家乡被占泰族向南迁，建立新邦南诏幅员广；中国人尾追再次南侵，历时不久南诏终灭亡。泰族无法继续再生存,分离失散各自奔一方，东北泰人移居湄公河，大泰成群逃往萨尔温，小泰继续推进往南方，生息繁衍在荣、难、宾、汪以及昭披耶五河流域，建成中部泰族的家园。
西方学者所建立的“南诏泰族王国说”在当时的暹罗国内已普遍被接受，当局政府更是加以利用并宣传“大泰唯国主义”（大泰族主义），宣称中国境内滇、黔、桂、粤以及越、缅各地都散布有泰族，进而企图“收复失地”，上述之类的歌曲也是由此而生。在此暹罗改国名之前，傅斯年就已经意识到“今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泰族Thai故居， 而鼓动其收复失地。” 后国民政府外交部致函云南省政府，要求详查“究竟贵省南部是否有所谓泰人杂居？如有，其散布之区域如何，人数若干以及有无特殊活动情形？”而国内学界也对此展开了一些列讨论，方国瑜先生就是参与讨论的学者之一。
早在一九三六年，方国瑜就在《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对西方学界，尤其是伯希和有关泰族为南诏国之说法提出反驳， 指出南诏并非泰族建立的国家。暹罗改名的一九三九年，方国瑜更发表《读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其中“南诏所用之文字”一节， 驳斥伯希和南诏通用可能是缅甸文的说法，着意指出南诏遗留的石刻、铁柱铜炉和诗文通用汉文，民间可能通用僰文，强调南诏、大理与内陆汉文化的联系（收入《方国瑜文集》第四辑，377 页）。在方国瑜的论文中除了学术批评之外，也常常可以看到“险恶用心”“无中生有”“谎言无耻”以及“为殖民侵略服务”等充满情感色彩的语词（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367—369页）。
在《南诏是否泰族国家》一文中，方先生详细梳理南诏至大理国时期的建置沿革和民族构成，提出“自来中国载籍，言南诏民族者颇不乏人，然无一人言南诏为泰族，而近来流行南诏为泰族之说，煞是怪事！究其说之由来，起于暹罗，欧美学者研究泰族，求事于暹罗，乃用其说，国的学者又从而附和之，辗转抄袭，视若无需考虑之定论；然所言为中国史事，不求之于中国史书，且与中国史书抵牾，说岂足信？且暹罗初无正确之史事记录，乾隆间缅甸军攻克暹罗都城（Aynthaya）之役，载籍焚毁无遗，后人妄作，有何价值？”此后方先生又对暹罗古国地名等进行了详细考证，在《暹罗古国考》一文中，我们也可看到相关的反驳之语。“在湄南河上源区域，泰人之组合自古分为四部，即：车里、孟艮、景迈与暹国。此四部虽时有联络，然未曾结为一体。……惟泰族生息于此，其始必甚古。暹罗传说谓受诸葛亮、忽必烈之压迫而南迁，见于史籍者，绝无此种迹线可寻也。”
随着“南诏傣族建立说”的大讨论，学界一般认为：“今天中国境内的傣族及与之有关的境外掸族、老族、傣族均由古代的'百越’族群演化而来”。基于对中国史籍记载的掌握，方先生并没有明确提出傣族系百越族群，而更多认为是古掸族的分化发展。掸族很早就在永昌郡和日南郡边境住居，中国文献多有记载。“掸国王壅由曾两次派使臣到汉朝，接受汉朝的封号，是傣族与中国在政治上发生关系最早的记录”。东汉时掸国第三次遣使从日南郡到汉朝，说明今之中南半岛北部早已有掸族分散而居，并且已经形成一定的政权形式。“掸国为德宏、西双版纳傣族和其他泰语族细先民的部落组织”。
方先生善于挖掘史料背后所藏关于掸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形态变化，掸国与中国政治上联系并非偶然，而是得益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公元1世纪时期，掸族部落已有剩余产品，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通过《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可知“公元前4世纪或五世纪时期已经有由印度通过缅甸北部的交通，也可以说早在公元前4世纪有蜀贾人在掸族区域活动了”。此一说法比公元前2或3世纪的提法显得更早。
江应樑先生则对“掸国是傣族先民组织的'国家’”提出了质疑，其核心观点是傣族先民的社会发展比较落后，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比较晚。其说：“从傣族历史发展轮廓看来，如果把东汉时的掸国写入傣族史中，那就是，公元一世纪傣族历史上已有象雍由调那样强大的统治政权，何以到七、八世纪金齿等族仍处在原始部落阶段？这在社会发展规律上就很难解释了。”何平教授则进一步阐释“滇越和掸国都不是傣掸民族建立的国家，《后汉书》提到的掸国甚至不在中南半岛，而可能是西亚的某个国家”，这一提法弥补了前人研究中的很多不足，但在谈及傣-泰民族的源流时，仍需要正面回答中国南方百越族群的迁徙和演变。何平教授认为“傣-泰民族的先民从今天壮族的聚居区迁出的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他们从故地迁出后，并不是一开始就迁到了他们的后裔今天居住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以及境外的中南半岛地区，而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还生活在中国中原王朝的实际统治区域内”。也就是说，傣-泰民族迁徙的最早历史距今才1000多年。
在《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绪论》中，方先生提出僮傣语族这一说法，“僮为古之越族，傣为古之掸族。在中国东南，古代的部族称为越，古代的掸族住居在红河以西到伊洛瓦底江上游、沿至印度曼尼坡广阔的弧形地带”。八世纪时，古掸族住居局域的东面是越语族，西面是缅语族，南面是蒙克语族，北面是彝语族，永昌区域是濮语族，周边几股强大势力（安南都护府、南诏、骠国、真腊等）不断向掸族区域扩展，使得掸族被分成两个区域（小泰区域即湄南河上游及以北地区，大泰区域主要是怒江以西地区、伊洛瓦底江上游东西地带）各自发展。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在《傣族简史草稿》中，方先生对傣族的渊源进行了进一步阐述：“僮傣语是同属于一个语支的姐妹语。僮傣两族语言在基本词汇和文法构造是一致的或相同的”。傣族各支系的自称都是傣（Tai），公元一世纪汉文记录译音做掸，方先生推测：“傣族的祖先原住在郁江（珠江支流，位于今广西南部）流域，后才向西迁移，其时代应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南方的部落总称为百越，但越是地域之称，不一定是族名，僮是越区域的一个族，不能说是越的支系。又傣族向西迁移的时期，还未必有越的称呼，更不能说傣是越的支系”。范宏贵先生就通过语言调查等就认为老挝的老龙族、泰族是从中国的壮族迁徙出去的，“10世纪前后，老龙族与壮族还共同生活在一起，之后老龙族大量迁入老挝，越南的一些泰人是从老挝是从老挝迁入的”。
在《古代云南之居民与发展》一文中，方先生认为：“云南的壮泰语族既有属于古越集团的支系，也有属于古掸集团的支系，是由邻近区域迁徙而来的，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三方面：就是自东、自南、自西三个方向”。在《傣族简史草稿》中，方先生则将掸族分别发展不同的支系分为四部，在澜沧江以东与越南族接近的称谓东部傣族，在怒江以西与缅族接近的称为西部傣族，在澜沧江与怒江之间的与高棉族接近的称为南部傣族，湄南河上游以北称为北部傣族。这四部的东西北三面都与云南边境接壤，这三个区域的傣族都与云南境内的傣族有关。傣族住居区域，越往后越向北迁徙，“云南境内不同支系的傣族，从不同地区迁来，而且逐渐向内陆迁移，虽然迁徙的过程和年代不尽可考，但从第九世纪以后，在西南部广大区域，傣族成为主要民族了”。黄兴球教授认为“从6世纪开始，壮傣族群就开始分化了，这种分化行为一直向后延续到8～9世纪甚至更晚的时间”，与方先生的推断是一致的。
从语言特征来看，傣族语属汉藏语系，“僮傣两族语言在基本词汇和文法构造是一致的或相同的，所以推论僮傣的语源要有着关系”，云南境内傣族有傣㐻、傣仂、傣雅、傣拉四个支系，虽语言上是四种方言，但文法构造基本上是一致的。从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来看，“傣㐻、傣仂信仰小乘佛教很深，而傣雅、傣拉不信佛；傣㐻、傣仂各有拼音文字，傣雅、傣拉则无文字；傣仂多住楼房（杆栏），而傣㐻、傣雅、傣拉多住平房或土房；傣㐻嗜嚼槟榔，而傣仂、傣雅、傣拉则很少吃；傣㐻、傣仂、傣雅妇女衣着短裳筒裙，而傣拉则着裤；傣㐻、傣仂尚白色、蓝色，而傣雅尚花衣花裙；各支系的妇女的首饰也有不同”。生活习惯方面四个支系亦多有不同，但是都主要居住在河谷平坝开展稻作农业。《云南志略》记载：“西南诸蛮，百夷最盛，北接吐蕃，南抵交趾，风俗大概相同”，说明元初时，傣族各支系虽各有特点，但大体是一致的。
汉文文献对傣族的记载始于南诏，主要原因是两汉时期至南朝时期，封建统治势力范围较少能覆盖滇西南区域。唐代樊绰《蛮书》记载有金齿、茫蛮，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记载有白衣，“白衣”原只限于一个区域，后各地傣族都称为“白衣”，元、明以来的白衣亦作“白夷”，又作“百夷”，万历《云南通志》作“僰夷”，均属同音异字。清代又称“白夷”为“摆夷”。明清志书记载“白夷”的地域分布并不完备，还有很多府县早已有傣族住居。“自从南诏向南发展，与掸族区域的关系逐渐密切,尤其到大理段氏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傣泐与大理的经济关系以及文化交流，日益增进。傣族人口也逐渐向北迁移,由傣泐区域到威远景东以至洱海，都有傣族居住。”
南诏崛起统一洱海区域后，不断向掸族地区拓展疆域，开南、镇西、永昌三个节度区域都有傣语族部落分布。《蛮书》卷四《名类》记载：“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并在永昌，开南杂种类也。……僧耆悉属安西城。皆为南诏总之，攻战亦召之。……茫蛮部落，并是开南杂种也。茫是其君之号，蛮呼茫诏。从永昌城南，先过唐封，以至凤蓝苴。以次茫天连，以次茫吐薅。又有大睒、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皆其类也。楼居，无城郭。或漆齿。”卷六《云南城镇》记载“柘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又杂种有金齿、漆齿、银齿、绣脚、穿鼻、裸形、磨些、望外喻等，皆三译四译，言语乃与河赕相通。……（开南城）茫乃道并黑齿等类十部落皆属焉。……（越礼城）所管部落，与镇西城同。……（镇西城）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长傍、摩零、金、弥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
方国瑜先生认为摩零山上所筑城可能是蛮莫，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镇西节度管辖的军事重镇。蛮莫在今缅甸八莫附近，孟拱在今缅甸密支那西南，元代为麓川平缅宣慰司地，明代为孟养宣慰司地。摩零城归镇西城管，规模不大，所以只管辖金齿等十余部落。“盖在南诏时期，自镇西至摩零一线（即沿大盈江一线）及其以南地区（沿龙川江一线），主要为金齿部族（茫部族）所居，多隶属永昌节度。”“茫乃道黑齿等数十部落”应在威远等城产盐区以南，即今景谷、镇沅以南，亦即今西双版纳地区，以茫乃（今景洪）为中心。
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元朝建立后在云南建立行省。南部傣族地区设车里军民总管府、耿冻路军民总管府、木来州、孟隆路军民府。孟爱等甸军民总管府、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蒙庆路军民总管府、孟肙路军民总管府、老告军民总管府。包括了北部傣族的整个区域，方先生又分为三个区域：“车里、耿冻、孟隆、孟爱是一个区域，即后来的车里宣慰司即孟艮府；八百、蒙庆、孟肙是一个区域，即后来的八百大甸宣慰司；老告是一个区域，即后来的老挝宣慰司。”西部傣族地区设金齿等处宣抚司，除六路一赕外，还有蒙光路军民总管府、云远路军民总管府、木邦路军民府、蒙怜路军民总管府、蒙莱路军民府、骠甸军民府、、孟併军民长官司、孟广军民长官司，以及太公路等统治机构，包有整个西部傣族区域。“蒙光和云远路在伊洛瓦底江以西，为后来孟养宣慰司地；木邦、蒙怜、蒙莱、骠甸、孟併、孟广在伊洛瓦底江以东，为后来木邦宣慰司和孟密、蛮莫两宣慰司地”。明清以后，多在元代的设治基础上发展，在《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方先生对傣族地区的建置沿革、土司事迹、边界纠纷等均有详细考证。
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说“南中诸夷，种类至不可名纪，然大概有二种，在黑水以外者曰僰，在黑水以内者曰爨”，方国瑜先生认为黑水即红河，“从民族分部来说，彝族支系多在红河以东地带，傣族支系多在红河以西地带”。结合傣族的自称，方先生对各支系傣族的分布做了地理上的划分：德宏区域“傣㐻”（最多），以外有“傣德”，“㐻”和“德”是上和下的意思（或北和南），傣德是从南的方向迁来的，同住在一起，而有“北傣”“南傣”的分别称谓。住在孟连的傣㐻自称傣连，是以地得名。德宏的傣德与西双版纳的“傣仂”同一支系，傣仂以“勐仂”得名，勐仂是西双版纳古地名。沿着红河和金沙江住居的傣族，除自称“傣雅”以外，还有自称“傣赛”“傣仲”“傣藏”“傣浒”，同属一个支系，以住居的地名自称。傣拉住居在红河南岸与越南接界地区，住在越南莱州的傣族也自称“傣拉”，红河南岸的傣族是从莱州迁来的。四个支系中因迁来地方不同还有不同的自称：孟连有“傣绷”，孟遮有“傣艮”，新平有“傣武定、傣望”，孟遮有“傣永、傣拱、傣瓦、傣满”，元江有“傣马由、傣梭”，景谷有“傣武”。因住居地而取名的如耿马山居的称为“傣峦”，坝居的称“傣冬”。
撰著《傣族简史草稿》时，云南的傣族有五十余万人，主要住居在：（一）西双版纳版纳的平坝区；（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边六县；（三）耿马傣族卡瓦族自治县的坝区；（四）孟连傣族拉祜族卡瓦族自治县的平坝区；（五）思茅专区的景谷、景东、澜沧、镇沅、普洱、墨江、江城、思茅等县的河谷地；（六）临沧专区的临沧、沧源、双江、镇康的河谷地区；（七）玉溪专区的新平、元江等县，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元阳、金平、红河等县，文山壮族自治州的马关、文山、丘北、麻栗坡等县的河谷地；（八）沿金沙江的华坪、永胜、永仁、大姚、武定、禄劝等县的河谷地，还有散居在其他县的。
以上地域分布的统计应是开展民族识别和傣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后获取的，方先生大抵得出结论：“傣族居住在河谷平坝，居住山地的很少，其他族则以居住山地的多”，此种分布是傣族各时期不断迁徙所形成的，虽没有考古资料证明，但傣族住居在河谷平坝的历史已经很久了。
方先生于1963年云南大学40周年校庆之际提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理论。林超民教授认为“方国瑜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发表于1963年，但是，这个思想早在方国瑜开始研究中国文化的时候就已萌动。自滇缅界务谈判以来，方国瑜从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边疆居住着众多族类， 他们自秦汉以来就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 奉中国历代王朝的正朔, 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 是中国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方先生的理论是宏大且深邃的，其坚持各民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在整体之中，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以边疆民族地区尤为显著，少数民族地区曾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历史发展整体的一部分，王朝史不等于中国史。潘先林教授认为方先生的整体性理论“来源于他长期研究边疆史地和少数民族史的边疆视角。方国瑜先生把这一'整体史观’运用于族别史、地方史、区域民族史、边疆史地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方先生进行傣族史研究时已体现了该理论的一些思想，这也是方先生傣族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弁言》中，方先生说：
云南傣族有悠久历史，但在元代以前，见于汉文记录的很少；而云南境内傣族和中印半岛各国的傣族，历史渊源的关系密切，不能孤立地只讲云南傣族，所以写了“元代以前傣族的住居区域”，作为绪论，说明各地傣族间的联系及与临近各族的关系，从错综复杂的矛盾来看历史发展过程。
元代云南行省包括今日缅甸掸邦、泰国北部、老挝北部，与今之云南境内的傣族是一个整体，方先生认为不能以今之云南版图割裂傣族历史，这也是先生敲定书名时的考虑所在。
公元前若干世纪掸族就与中国有了交往，尤其是联通了中国与印度和海上的交通，交通线的建立，对于各民族的迁徙和社会经济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南诏以来，与四周四周联系的交通还在不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批分布在水陆交通线周围的城镇。
云南自西汉设置郡县到唐初设置州县，红河以西，永昌以南的区域还没有建立统治机构，南诏强盛后向西南开拓才有永昌节度、开南节度，以通海都督为据点，将广大区域联系起来，出现了一些军事色控制的城镇，统治并不十分稳固。历经大理国到元代，这些区域的政权机构设置变得愈加密集，明清时很多路、府、州、县已经固定下来。在统治势力尚未深入之时，这些地区的人口较少，没有大规模的开发，经济基础薄弱，不能建立起与中原王朝联系的机构。但是自汉以后，与永昌郡、兴古郡临近的地区已经有大量移民进入，与傣族先民是有接触的。“在各族相互关系与共同开辟土地的基础上，才建立起南诏大理时期的广泛联系，以至元明时以来建立政权机构。这一段历史，充分说明着傣族劳动人民与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以及共同开辟祖国边疆的功绩”。元明以来，傣族广大地区建立了土司政权，促进了傣族区域与内陆更密切的关系，边区与内陆结合为一个整体。
公元8世纪，云南西南部傣族已建立起南部以茫乃（景洪）、西部以勐卯（瑞丽）为中心的政权，南诏和大理国势力的拓展，使得这些地区渐渐纳入到中国的势力范围。《泐史》记载：“叭真于1180年入主猛泐建立了景龙金殿国，1190年建都景兰（今景洪），分封其三个儿子于兰那（景迈）、猛交（孟艮）、猛老（老挝）食采”，还接受了大理国王段兴智为一方之主。方先生认为：“景龙国与大理国的政治联系是北部傣族区域与南诏大理的经济文化关系密切而产生的。这种关系还要继续的发展，所以元朝灭大理国，也招徕景龙各地建立起政权机构了”。
元朝末年，云南西部傣族区发生很大变化，麓川思可法的势力强大起来。思可法既统治金齿诸部，元朝设置平缅宣抚司，取金齿宣抚司而代之。麓川势力强盛时控制的范围“东接景东府，东南接车里，南至八百媳妇，西南至缅国， 西连戛里，西北连西天古剌，北接西番，东北接永昌。”明初，怒江以西地区尽为麓川所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麓川扰景东，二十一年（1388）扰摩沙勒、定边，战事规模已调动数万乃至三十万兵力。思氏穷兵黩武也引起了内部争杀，经久始定。麓川与木邦、孟养、 缅甸亦争端不已，正统间王骥三征麓川后才告结束。思氏失败后，明朝撤销麓川平缅宣慰司，统治力量得以深入到怒江以西地区。方先生认为：“麓川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思伦发当然不能违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他虽崛强，不能脱离中国版图，这是历史注定的。当时傣族区域，普遍是领主经济，领主经济的局限性，阻碍了思氏的统一”。
清代统治云南西部傣族多沿明旧制，没有太大改变。元代车里、八百地区内部争斗剧烈，元朝统治多为羁縻，统治力量未能深入，明清时统治势力得到深入，“乾隆年间以来，所有土司都隶属于府厅，整个车里十二版纳加委派了许多土职，归普洱府管，直至清季未改”。但傣族区一直处于各方势力的不断争斗中，宣德七年（1432）暹罗（土雅）兵侵入八百；正统间孟艮为木邦所并；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黎氏侵入老挝；嘉靖间，缅甸洞兀王朝崛起，八百、孟养、木邦、老挝均脱离明朝的实际控制，成为缅甸的势力范围。清乾隆朝征缅战争时候，曾在西部傣族区域恢复了孟拱、蛮莫、木邦、大山、猛育诸土司的统治权，在北部傣族区恢复了整卖、景腺、景海、六本、孟艮、孟勇、整欠诸土司的统治权。几乎明嘉靖以前所统治的傣语各族地区都重新恢复了与清朝的关系。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这些地区的羁縻统治未能延续下来，但不能割裂历史上傣族与周边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开发边疆的历史。
方先生仅出版了《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傣族简史草稿》在此之后完成，未能出版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该成果写作的的初衷是为编写傣族简史或简志而写，部分观点已经被采纳；二是此书稿仅为初稿，中间尚补充的部分还有：“第一章缺“傣族区域的傣族和其他族人口分布表”；第二章共有50个注，方先生只标记了位置但缺具体的注释内容。另缺元朝时期傣语族政权组织分布图、木邦宣慰司印影片附图、明初在傣语族区域布置的统治政权附图两张；第四章缺蛮莫威远营碑影片附图、1569年缅赐予刀应猛的象牙印模影片附图；第五章缺蛮莫威远营碑影片附图、傣族银器影片附图。”先生后来投入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难有精力再专门从事傣族史研究。
方先生向来以学术严谨著称，在考释傣族各个名称的缘由、涵义及记录情况时“有不同见解，也作了一些讨论，可能有不正确的”，对于所辑录的史料，他希望读者“把文章中所用的材料校对一下，看使用的是否忠实、准确；这样作者读者互相帮助，彼此有很大的好处，尤其是指出我的错误”。对于须待考古证明之处，亦只是以“推测”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在方先生看来：“史料学，是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之一。做好这项基本工作，可使历史研究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是历史工作者所迫切要求的。”其认为，任何历史资料都有其意图，有其社会性（即阶级性），因此“须批判分析，予以深刻解释，揭露其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结合历史实际，作适当分析，提出问题，才有助于研究历史”。方先生对云南民族史料谙熟于心，几十年中一直勤于搜集和整理各种史料文献，并不断修正自己对有关史料的认知，终形成独具特点和独到理论的傣族史研究。
《傣族简史草稿》则为傣族史研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框架和体系，即先阐述傣族的渊源和现状（包括支系、称谓、族源、迁徙、住居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口分布）再分述傣族的社会历史发展、傣族人民与汉及其他民族的关系、傣族与国外各族的关系、傣族社会经济文化的成就与特征。方先生认为在叙述傣族区域的政治发展之前要排除前人解释历史的错误乃至荒谬的一些说法：一是《逸周书·王会解》里的“产里”并非“车里”，《后汉书》里的“哀牢”并非“金齿”；二是帝国主义分子所说“南诏”是傣族为主体组织得当国家，被元朝破灭从洱海迁到暹罗国；这是极其荒谬而且是恶毒的，需要排斥；三是帝国主义分子污蔑傣族的谬论，如哈威、杜德等认为傣语族没有政治组织能力，泰语各族之间互不相容等。这些思想对于今后的傣族史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方先生虽于1946年后没时间做傣族史的工作了，但其曾将《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的稿子给江应樑先生看，时江先生正在编写云南傣族史讲义，二人在有些问题的见解上虽看法不同，但在阐述傣族与中国历史发的整体性上是一致的。木芹先生跟随方先生和江先生治中国民族史和云南地方史，研究生学位论文为《近代傣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协助江先生编写《傣族史讲义》的近代部分，可谓是方先生和江先生学术思想的传承者。
作者简介：丁存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中国边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南边疆史、中国民族史。原载于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十三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9月，第189-204页。为方便排版，原文注释从略。